求變者：晏陽初的翟城“實驗”
文 | 李禮
晏陽初是在一份報紙上發現翟城的。
1920年代，知識精英熱情飽滿，鄉村建設熱潮方興未艾，這些行動並非官方主導，每一次都打上明顯的個人理想主義色彩，比如晏陽初。1920年前畢業回國後，這位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碩士抱負很大，他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將行動視野一度擴大到曲阜、南京、長沙和通縣。
△ 青年晏陽初
1925年，四處推廣平民教育的晏陽初並不順利，這一年他在北京通縣的事業因內戰受挫。偶然的一天，《中華報》上《翟城自治規範》引起了他的極大興趣，因此很快設法拜訪米迪剛，後者此時已來到北京，國內戰爭攪黃了他的故鄉建設理想。按照歷史學家吳相湘的說法，心灰意冷的米迪剛那段時間“日吸阿芙蓉，不聞問國事”。
這次會面雙方立刻發現了共同興趣，並促成晏陽初幾年後前往定縣。按照晏的計劃，10到30年內可以打造出一個全國模範縣，基礎是民眾識字和普及農業科學，這與米迪剛的意見相似。《翟城村志》記錄稱，“米迪剛雲：施之一村易，推行全國，非標本兼治，則末由展開”。翟城自治公所和村長選舉早在1915年已相繼完成，這受益於袁世凱政府頒佈的《地方自治試行條例》和《施行細則》，正是在這個制度的鼓舞下，定縣知事孫發緒給翟城村撥來了300元，專門用於建設“自治模範區”。1916年後，定縣士紳在米氏經驗之上嘗試籌辦模範縣，並獲得每年6000銀圓的省政府補助。如果不是糟糕的政治亂局，米迪剛的人生本應有更大的輝煌。晏陽初的出現，無疑讓他看到了新希望。
“你將會做出一些我夢寐以求的事業來。”米迪剛對晏陽初說。
△ 晏陽初舉家遷往定縣
“我們之所以選擇定縣的一個特殊原因，是該縣有一個名叫米迪剛的有名地方紳士。”晏陽初後來這樣說道。1929年，他舉家遷居定縣，並在這一年寫下《有文化的中國農民》一文，大膽勾勒了自己的平民教育藍圖：中國是一個沒有城市化，但卻有1835個基本單位縣的國家，這些縣的生活相似，因此“在一個縣建立一種生活模式後，通過平民教育，就可以推廣到其餘1834個縣”。
從這時起一直到1937年淪陷，定縣人可以隨時看到晏陽初的身影。直到今天，當我在市區打聽晏陽初故居怎麼走時，幾乎每一次都能得到正確指引。在當地人看來，到定州市區尋找晏陽初故居比去偏遠的翟城正常多了。然而，位於開元寺塔不遠的故居還是讓我吃了一驚。掛滿字畫的屋子裡，一位女士正忙著看上去和故居毫無關係的事，一幅掛起來的晏陽初照片才讓我確定沒找錯地方。參觀者不多，至少我去的這段時間沒有發現其他人。外來者數字據稱一年不超過千人，可能因為這個原因，故居常處於半開放狀態，那天若不是我堅持，後院很可能不讓進去。
張永輝看上去年紀不大，精神飽滿，卻幾乎過上了退休狀態的日子。他是這裡的負責人，除了接待少數參觀者，張的主要精力是經營字畫。這有非常實際的意義，故居正式名稱為晏陽初文化交流中心，但地位尷尬，除了少量文物部門修理資金，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張永輝和這裡的人只能靠自己設法維持，用一個字畫社補貼紀念館實屬迫不得已。在一間掛滿字畫的院內偏房，張永輝用茶水招待我。“沒有其他人願意來。”當我問他為何到這工作時，他回答說。不過值得欣慰的是，張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書法研究者，對字畫本有興趣。聊了一會兒，他決定打開一間主屋，讓我看一批晏陽初的老照片，這是他們籌了不少錢從美國購買而得。牆上的老照片非常清晰，晏陽初和他的定縣事業頓時跳動於眼前，歷歷在目，好像這一切還去時不遠。
△ 晏陽初在定縣為農民上課
“你喜歡做讀書人嗎？”晏陽初當年喜歡這樣問農民，得到的回答總是帶著自卑的笑容：“這是不可能的事，種田的粗人哪能識字、做讀書人？”不過幾年後，種田的“粗人”不僅學會了識字，甚至演起了話劇。1937年4月9日晚，耶魯大學戲劇系教授丁英和1500多位當地人坐在小凳子上，一起在定縣一個廣場上觀看農民演出的話劇。丁英認為觀眾們看懂了臺上演的是什麼，在他看來表演能夠把握普遍人性，不過對農民能演這樣的戲劇他仍感到驚訝。
它名叫《過渡》，描述一個新來的大學生在渡口建橋而引發的矛盾。劇本中的《造船歌》不久就變成了定縣的流行歌曲，男女老幼都會唱上幾句。戲劇試驗作為“定縣鄉村建設試驗”一部分，直接由熊佛西指導，熊被認為是中國話劇的重要奠基人，今天他的銅像立於上海戲劇學院校園內。晏陽初堅信，戲劇和舞臺是影響農民、促進平民教育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計劃編輯的301種“平民小叢書”中，戲曲和詩歌各佔20種。這個叢書中被列為第一類的是“公民”類，多達50種，這才是晏陽初的根本訴求。不過當他騎著毛驢到村裡去時，一開始卻刻意避免說到“公民訓練”，因為在鄉村長老們不信任的目光裡，這些城裡來的先生差不多是一幫傳教士。
△ 晏陽初在定縣
慢慢地，“新民”“國民”這樣的詞出現在定縣的各種演講中。究竟何為“平民教育”？晏陽初批評那些將此混同於貧民教育的看法，而把它與權利平等、享受同等幸福、同為良好公民聯繫起來。因此教育對象既包括12歲以上的不識字人群，也包括識字但缺乏公民常識者。晏陽初將這一工作稱為繼續教育，“目的在於灌輸程度較高的公民常識”。公民和文藝、生計、衛生，構成晏氏教育四大特徵，分別針對愚、窮、弱、私，這四個字是他觀察中國農村後總結的核心問題。
“名為二十世紀共和國家的主人翁，實為中世紀專制國家老愚民”，1927年，晏陽初在《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後的使命》小冊子中感嘆道。在他看來，如果四萬萬民眾80%不會讀或寫，“千百萬人對自己的國家是專制還是民主一無所知，這樣的民眾怎麼能夠形成一種明智的共同意志並真正參與到國家事務的管理中去？”因此人們不難發現，這場識字運動背後的真正訴求是公民教育，那些從定縣200多個平民學校結業的人都會得到一個新的稱號：“識字公民”。這四個字真是對晏陽初們良苦用心的最佳總結。
不過，“公民訓練”無疑還是一個遠期目標，外來者第一步要做的是變成鄉村一員，幫助農民改善實際生活。這一點晏陽初和他的團隊做得不錯，比如他們在翟城劃撥一塊土地，幾位領導成員搬到村裡實驗農業技術。為了改良種雞、種豬和種羊，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的陸燮鈞博士在整個定州苦苦尋覓“種雞”，幾天後當他突然發現一個好品種，便“一個猛衝”去抓它，村民們頓時被這個追著雞滿地跑的洋博士驚得目瞪口呆。
晏陽初們的認真和努力得到了回報。1935年1月，《國聞週報》發表《保定定縣之遊》，這篇文章的作者周作人如此描述自己的觀感：“不唱高調，不談空論，講什麼道德綱常，對飯還吃不飽的人去說仁義。這是平教會消極方面的一大特色，與積極方面的注重生計同樣地值得佩服”，他評價這個組織實為“世稀有也”。
當然，批評聲音同樣不少，比如國民黨元老張繼。1933年他公開批評說：“定縣事業，直不啻一騙人東西”。
中國共產黨也派人考察了定縣經驗，並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發表一些言論給予有限支持。現在，位於定州開元寺塔景區內的本地名人展板上，一處文字寫道，晏陽初回國後感嘆，自己沒做到的事業，新中國做到了。
平民教育距離全國性成功並非遙不可及，甚至一度看起來很近。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曾下設一個平民教育司，試圖將“識字運動”推向全國，並將之列為“訓政時期”7項全國運動之首。各地的嘗試此起彼伏，甚至有點爭先恐後。1924年，到華訪問的泰戈爾從徐志摩那裡聽聞山西鄉村建設頗有特色，決定從北京轉入太原考察，此行受到閻錫山的熱烈歡迎。閻氏早年從日本留學而歸，對鄉村自治素有興趣，定縣縣長孫發緒赴任山西后也帶去翟城經驗以為參考。閻錫山興致勃勃地向泰戈爾說起自己的鄉村規劃：“民國六年，錫山兼綰民政，討論施政之方，以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為政不達諸村，則政仍粉飾；自治不本於村，則治無根蒂。提倡水利、種樹、蠶桑、禁菸、天足、剪髮等所謂‘六政’，其中將村政建設作為施政重點。”實際上，泰戈爾對鄉村建設並不陌生，他曾在印度著手類似行動，以解決本國面臨的經濟、文化衰敗。看到國際文豪興趣濃厚，山西王答應把晉祠附近的一處土地劃給他，以為鄉村實驗。不過幾年後中國政局動盪再起，徐志摩只好寫信給泰戈爾秘書，遺憾地告訴他太原的那個計劃難以進行。
△ 1943年 晏陽初（右一）和愛因斯坦（左一）等被評為“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
歷史駛入苦難的1930年代，中日戰爭徹底改變了民間社會的正常發育。定縣實驗的後續夢想被殘酷的現實碾壓，再無更大可能。晏陽初和米迪剛一樣，無法左右不期而遇的厄運，如同多災多難的祖國一樣。不久之後，延安出現了一個新模式，德國曆史學家奧斯特哈默認為，這裡讓人難免聯想到晏陽初的“鄉村重建”。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曾在1920年代短暫參與過晏陽初的長沙平民教育行動，並很可能從中得到啟發。總之，共產黨最後贏得了鄉村，進而贏得了整個中國。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對此早有洞察，認識到己方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源於忽視土地改革，以及以鄉村自治為起點的民主建設，那是孫中山曾經提倡卻被忽略的東西。
《求變者：回首與重訪》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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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禮，資深媒體人，法學博士，現任《東方歷史評論》執行主編，著有《27站，中國近代史之旅》《轉向大眾：晚清報人的興起與轉變（1872-1912）》《求變者：回望與重訪》等。
內容：《求變者：回首與重訪》是一本帶有遊記色彩的歷史隨筆，聚焦於推動近代中國觀念變化的這一批變革者，如徐繼畬、張之洞、嚴復、譚嗣同、王韜、張謇、沈家本、梁啟超等人。作者遊走於過去與當下，重訪歷史現場，通過考察人物思想變遷及其歷史背景，描繪出別具一格的中國近代史圖景，為歷史的回望與重構提供了思考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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