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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峰 发自北京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世界急剧暴发，如何复盘国内疫情防控工作得失，向世界输送国内抗疫经验，是当前公共卫生领域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果仅仅是传染病的风险，那么世界还没那么捉襟见肘，但是当前更可能是大流行病将整个全球风险叠加，原本其他的风险都被触发，从健康到环境再到粮食。面对这样的多重风险世界，我们需要怎么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美国西东大学全球卫生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黄严忠教授。
新发传染病始终都是全球重大的安全威胁
《21世纪》：SARS至今，全球范围的传染病疫情频发，会不会全球进入了一个传染病疫情的多发期，原因是什么？
黄严忠：1980年，人类宣布消灭了天花，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人为手段消灭一种病毒，随后出现了一种盲目乐观情绪，甚至有人提出随着技术的进步，传染病将成为历史。但很快，这种乐观状态就被打破了，因为艾滋病从1980年代初开始出现，并蔓延到世界各地。从那之后，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比如埃博拉、莱姆病、SARS、MERS、寨卡等，甚至血吸虫病等被认为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也死灰复燃。所以从传染病暴发频率来说，此时出现新冠肺炎这种新的传染病并不让人奇怪。
但这次新冠病毒，无论致死率还是传播率都超过2009年的大流感，能跟现在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1968年的香港流感、1957年的亚洲大流感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这三次大流感的致死人数都超过了目前的新冠肺炎，西班牙流感感染了全球25%以上的人口，导致5000万人丧生。而从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方面，由于全球化日渐深入，这次疫情的影响更大。
导致新发传染病层出不穷的原因有很多：人类自身层面，人类的生活环境变得拥挤，人与动物接触的可能性增加，方便了细菌和病毒的传播；生态环境层面，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那些本来并不活跃的病菌病毒，现在可能活跃起来了，或者蔓延到温度升高的地方了；技术层面，比如广泛使用抗生素导致院感病例增加，并增强传染病的耐药性；经济层面，比如对森林的开发破坏，侵扰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再比如国际旅行和贸易发展，人员、货物的流动加快，传染病的传播能力随之更强；细菌和病毒本身在与人类的斗争过程中，为了生存也在不断演化。
《21世纪》：你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全球传染病疫情的发展形势可以预测吗？
黄严忠：做一些宏观的预测相对容易，比如某个地区因为气候变暖，可能会引起某些传染病的暴发。在微观层面，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每年会组织专家对流感进行预测，分析哪些病毒毒株可能会大规模传播，进而据此优先研发相关疫苗，但微生物世界所受的影响因素太多，这种预测不可能百分百准确。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何时能够得到控制，这个时间点也很难预测，同样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病毒是否保持相对稳定，病毒的传播路径、方式，以及各国采取的措施是否有效等。
《21世纪》：一国对传染病疫情的重视是否应该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受到与反恐、战争同等的重视？
黄严忠：传染病疫情的国家安全化，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讨论了，特别是2000年7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第1308号决议，强调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若不加以控制，会对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从此以后，传染病和气候变暖、恐怖活动等一起，作为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已经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接受。“全球卫生安全议程”2014年2月启动，旨在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各国对传染病的防范、检测和快速反应能力，共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
应对多重风险叠加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情况
《21世纪》：应对一场急性传染病与应对一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共卫生事件有何不同？
黄严忠：两者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应对一场急性传染病，往往卫生部门负责就可以了，但当疫情安全化后，会有更多资源配置到防控工作中，也有更多部门参与其中。比如一国领导人亲自介入，军队参与进来等。另外，成为国家安全问题后，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也相应凸显出来，外交、国际安全涉及的范围也扩大了。
《21世纪》：我国正在制定《生物安全法》，你如何评价这种将传染病疫情应对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的路径？
黄严忠：从目前公布的立法信息来看，制定中的《生物安全法》可能是一部综合性、基础性法律，适用范围既包括防控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又包括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中国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等安全领域。
为了增强法律的可执行性，我觉得在制定中的《生物安全法》应该与现有的《国家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的针对对象区分开来，更多针对来源于野生动物的新型传染病、生物实验室安全、恶意散播病原体等问题。
《21世纪》：假如暴发疫情时，又同时发生了战争、恐怖袭击、动物疫情等其他多重风险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黄严忠：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有准备，当出现极限情况时，公共卫生能力能够迅速、有效地扩大，就像以前说的“有信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同时这种公共卫生能力还必须足够灵活，能够有效应对生物恐怖袭击等平常极少出现的极端情况。
这里不得不提到应对生物战或生物恐怖活动的能力，从本质上，这考验的是国家的生物防御能力，而其中最有效的还是要有一个可靠的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反应能力强，就会给对手一种震慑：你的破坏不会有效，从而使他们主动放弃使用生物武器。这种威慑与涉及核武器的报复性威慑不同，我们称之为“拒止性威慑。”
实际上这正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目前美国同时出现了两个公共卫生风险，新冠肺炎和季度流感，这对政府应对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且两种传染病的症状类似，更加考验医疗系统的承受力，医疗资源的挤兑压力更大了。
美国也在陆续采取一些举措，世界最大的海军医院船安慰号3月30日到达纽约，船上有近千名医务人员，有1000张床位诊治常规病人，这样可以使纽约有更多病床释放出来诊治新冠肺炎病人。同一天，陆军工程兵在不到一周时间里建成的野战医院也投入使用，医院能容纳1000张病床，下周能达到3000张的规模。美国打算建181个这样的医院。
《21世纪》：你觉得国内是否存在疫情二次暴发的可能性？
黄严忠：当然有，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确诊病例还没有完全归零，尤其是还有很多的无症状病例能够传播病毒。另一方面，目前境外输入病例的压力仍然存在，根据外交部信息，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有80%是持中国护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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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风险叠加，必须要有强力应急的组织能力
《21世纪》：面对多重的风险，就必然会得多方面应对风险。进入应对状态后，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安排，如何评价目前中国联防联控机制发挥的作用？
黄严忠：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联防联控机制实际上不是一个新机制，在2009年的甲流防控中就已经发挥了作用，它包括一系列的协调机制，比如信息通报、督办检查、工作协商等。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也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协调各个部门的反应方面。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武汉封城之初，各个大医院人满为患，没有协调好新冠肺炎与常规疾病的诊治，一开始防护设施设备不足导致一线医务人员感染，一些官办慈善机构存在官僚主义、违规操作问题等。现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同样需要联防联控机制发挥作用，比如让健康的务工人员顺利跨地域返岗。
《21世纪》：提到联防联控机制，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我们常说的“全国上下一盘棋”和“集中精力办大事”，这可能也是别的国家难以复制的经验？
黄严忠：在世界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经验的时候，也要注意各个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国情。武汉封城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我们看来比较激进的措施，能够在中国比较好地贯彻，我觉得与全能政府的能力很有关系。另外中国那时候正值春节，管控措施能够得到公众比较好的配合。其他国家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全能型政府，国家权力难以动员最基层的力量，比如很多国家的社区没有专职人员来执行隔离措施。
当然，现在美国全国也已经动员起来了，联邦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了《国防生产法》，跟厂家联系，调用生产线，紧急生产需要的防护和治疗设备,包括呼吸机。
《21世纪》：2018年进行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成立了专门的应急管理行政部门，但职能限于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领域，面对多重风险，是否应该统一应急管理，下一步，是否有必要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职能纳入应急管理部？
黄严忠： 我觉得可以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美国成立有联邦应急管理署，主要应对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事件，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还主要由疾控中心负责。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疾控中心所隶属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与联邦应急管理署的合作还是很顺畅的。联邦应急管理署负责后勤、供应链管理、物品采购等，比如拨款给陆军工程兵用于建设野战医院收治病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部门即使没有整合，但是并不妨碍它们之间能够有效的分工、合作、协调。
另外，公共卫生是个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所以由卫生部门作为处理突发事件的牵头部门比较合适。当然，多个同级部门之间的合作需要有更高一级的指挥机构，美国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副总统，这有点像中国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所以说在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要有一个跨部门的领导机构进行协调。
《21世纪》：是否有必要建立应急状态下，政府部门对物流、交通、医疗等行业企业的统一调配机制？
黄严忠：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会增强其应急处置的能力，这在国内外都已经得到证明。中国政府部门在进行疫情物流调配时，就与阿里巴巴、京东等企业进行合作，美国在疫情初始依靠疾控中心进行检测效率很差，与私营部门合作后，检测能力立即都到有效提升。当然，紧急状态下需要采取特殊手段，特朗普政府重新启动《国防生产法》，得以征用私营部门的生产线转产口罩、呼吸机等物品。（编辑：李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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