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烏啼月
皇帝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裁決者，擁有至高無上以及不容置疑的權力看似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呢，能夠完全行使這樣權力的皇上幾乎沒有，或者說皇帝的權力是會受到約束的，這種約束來自於倫理道德、禮儀規矩、朝廷內外等各個方面。萬曆皇帝自然也不能倖免，而且更甚，因為他有一個嚴厲的老師和不可小覷的文官集團。
萬曆皇帝的責任與權力
作為帝國的繼承人，萬曆皇帝在明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就被確立為皇太子，出閣讀書便成了萬曆作為太子的義務和責任。到了1572年隆慶帝去世，萬曆皇帝繼位以後，此時的他擁有了另一項更為重要的東西——行使明朝最高裁決者的權力，其任務就是在大臣們的爭端無法解決時，作出強制性的仲裁，以公正無私、不容置疑平息群臣的意見和爭執。當然介於此時的萬曆尚且年輕，所以他的主要工作仍然以讀書、參加禮儀活動、遵守道德為主，至於天子的權力：
- 其一，“把大伴馮保的指示告訴元輔張先生，又把元輔張先生的票擬按照大伴馮保的建議寫成硃批》”，實際也就是張先生幹什麼，萬曆皇帝都無條件信任且支持。這種權力其實更多的是權力的象徵；
- 其二，以權力保證張居正的地位，即凡是上奏批評、指責、詆譭張居正的，萬曆皇帝全部給予懲罰，廷仗、罰薪、貶職等。
這種情況持續了十年之久，從萬曆元年（1573年）一直到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
萬曆皇帝
萬曆十年以後，萬曆皇帝的義務和責任除了繼續遵守道德規則、禮儀等之外，還有必須承認長子繼承製，早立太子，以及做文官集團認為的好皇帝。沒有了張居正的管束，萬曆皇帝以為權力盡收囊中，可以盡情的展示最高裁決者的權力，任免、抄家、冊封以及與文官集團對抗等等，但實際上卻仍舊改變不了至高無上以及不容置疑的權利被道德和文官集團所束縛。萬曆皇帝可以任免官員，但是卻不能擢升官員（朝廷官員駁回、反對、進諫以及不予審核），萬曆皇帝可以冊封鄭皇貴妃，但卻不能廢長立幼，這樣的權力，實際上已經無法做到至高無上且不受約束，而是變成道德規範內的一把戒尺和受文官集團束縛的好皇帝的標準。於是當萬曆皇帝深諳其中的道理之後，他便決定以消極怠工的方式抵抗、不履行皇帝在束縛下的義務、責任和權利了。
張居正
萬曆皇帝的屈服
做百姓有百姓的苦，做皇帝呢也有皇帝的苦，萬曆皇帝也不例外。登基以來，萬曆皇帝不僅需要在學業上嚴格按照張居正的要求去做，而且還要經常接受張居正的耳提面命和嚴肅批評。可以說自萬曆元年到萬曆十年的期間，萬曆皇帝一直都活在張居正巨大的影子下面。張先生怎麼教，學生萬曆怎麼做，張先生不讓做什麼，學生萬曆便不做什麼。在這段時間內，萬曆皇帝只有批准張先生的建議，沒有選擇任命權，只是帝國權力的象徵，並沒有帝國最高統治者的裁決權，這就是萬曆皇帝10歲到20歲的年華，所有的事情都離不開張居正的影響。萬曆皇帝敬畏自己的老師張居正，亦屈服於張居正的威嚴之下。
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了，萬曆皇帝原本想著這世間再無人讓他懼怕，可事實上他錯了，與他對抗的人不再是一個，而是一群——文官集團。萬曆是無法與這巨大的集團所抗衡的，最根本的一個原因是明朝需要他們，萬曆皇帝也需要他們給大明朝打工。因此萬曆皇帝是需要屈服的，至少面對這三件事情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國本之爭，萬曆皇帝向來偏愛三皇子朱常洵，試圖廢長立幼，可是鬧了十五年，不管萬曆皇帝以據理力爭、沉默拖延、還是將進諫的官員全部予以懲罰的方式，最終還是屈服於了文官集團，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選擇了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明光宗朱常洛
第二件事情，來自文官集團的批評，自從萬曆皇帝不上朝之後，萬曆皇帝便成了言官們的主要批評對象，不管職位大小，權力大小，這些都不會影響言官們進諫的激情，用萬曆皇帝的話說，這些人是為了出名借用道德的瘋子，但無論萬曆皇帝以何種方式懲處，言官們前仆後繼，一往無前。
我們想象一下，萬曆皇帝好不容易看個奏摺，結果不是勸諫自己的、就是批評自己的，不是諷刺自己的，就是罵自己的。當個皇帝如此下場，萬曆皇帝根本沒有辦法，最多的就是不予理睬，不予回覆，不上朝。
第三件事情，在萬曆皇帝后半段的執政生涯中，有些官員因為忍受不了萬曆皇帝的不作為憤然辭官。在萬曆皇帝沒有回應的情況下（萬曆皇帝不會回應的）內閣、官員等竟然擅自離職，而且屢見不鮮。你想想你的職工，在沒有經過你的允許之下，辭了職回了家，或許還給你留了一份義正言辭的聲明信，況且萬曆的職位是皇帝，是明朝最高裁決者。但奈何這些事情就發生在了萬曆的身上，而且萬曆皇帝還需要接受這些，儘管他不情願。
名義上萬歷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是明朝的皇帝，實際上他也受制於廷臣，受制於道德的權威。
萬曆皇帝的報復
萬曆皇帝試圖反抗過這種束縛和壓迫嗎？當然，萬曆皇帝始終在反抗，他的反抗就是報復。
萬曆元年到萬曆十年，萬曆皇帝將張居正視為正義的權力，也可以說這段時間萬曆皇帝唯張居正馬首是瞻，任何對抗張居正的力量，萬曆皇帝都給予了嚴厲的懲罰，廷仗、罰薪、貶職、撤職等等，萬曆皇帝用帝國至上的權力為張居正的極權和改革掃清了道路。這是萬曆皇帝對反抗張居正的官員的報復。
當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皇帝發現在張居正剛正不阿、一心為公的面具下也有著一副唯親任用、排擠他臣的面孔，張先生教萬曆為君之道，卻不做為臣之事，張先生教萬曆勤儉節約，卻獨享醉紙迷金，極度奢華，萬曆皇帝是接受不了這種落差感的。況且一想到從小就受制於張居正的嚴厲和約束，在讀書上，在朝堂上都是如此，於是越是敬畏，越是恨。於是萬曆十一年，皇帝不僅下令收回、剝奪、否定了張居正全部的榮耀，而且將其兒子全部發配邊疆。所謂愛之深，恨之切，這便是萬曆皇帝的報復。
其實在萬曆十年以後，萬曆皇帝是想要勵精圖治的，但當他發現朝堂之上越來越多的人具有兩副面孔之後且無能為力的時候，他逐漸變得意志消沉。而萬曆十四年（1586年），國本之爭的開始無疑是雪上加霜。
至於萬曆十五年（1587年）以後，國本之爭加速了萬曆皇帝對於文官集團的厭惡，我想他應該試圖憑藉一己之力對抗整個集團，但奈何他可以用任何權利去侮辱他們、懲罰他們，卻唯獨也離不開他們，或者說明朝離不開這些人。於是萬曆皇帝厭倦了，他決定以唯一的方式也是最終的懲罰來報復他們，那就是消極怠工，其精髓是“三不原則”：不上朝、不予理睬、不予回應。這種情況直到萬曆四十八年，萬曆皇帝逝世。
皇帝是孤獨的，儘管他擁有無上的權力，皇帝是被約束的，儘管他應該是法律的制定者。最高裁決者的權力不再是懲惡揚善，而是作為懲惡揚善的一種權力象徵。萬曆皇帝博覽群書，可最終也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於是他選擇了一種極端的方式來對抗和報復整個文官集團，那就是不上朝，你們看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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