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道富:疫情演化機制及政策應對

陳道富:疫情演化機制及政策應對 | 宏觀經濟

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

本文圍繞疫情跟世界金融動盪或者經濟衰退之間的關係、全球經濟金融動盪的演化方向、對中國經濟現狀和未來可能的影響及政策應對三個方面分享了觀點。

疫情跟世界金融動盪或者經濟衰退之間的關係

應該來說,這次疫情攪動了整個世界的金融市場,各國和各金融市場都捲入到了因疫情而引發的動盪當中。很多的專家學者,包括業界人士對這次的疫情、金融動盪,甚至它引發的一些背景的影響都發表了很多的觀點。到目前為止,應該來說大家對現狀的認識逐漸趨於共識。但是對未來會往哪個方向演化,政策上還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當前的共識是,這次的世界經濟或者金融動盪的來源是非常清晰的,主要是新冠狀疫情引發的經濟動盪,疊加石油衝擊,產生了對整個金融市場和經濟的影響。伯南克(美聯儲前主席)甚至把它當成是“暴風雨”。我自己把它理解為一個原生的衝擊。到目前為止,整個世界還處在金融市場上反映疫情或石油衝擊可能帶來的影響而引發的一種市場動盪。

到目前為止,金融市場經歷了三個階段:在開始的時候,風險資產和避險資產的一種市場波動的分化,很快市場就演進到了所有資產的下跌,已經是典型的流動性衝擊,所有的流動性都出現了緊張。隨著美聯儲、各國的央行、財政部採取各種大量的寬鬆政策和救助政策,金融市場的動盪開始有所緩和,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資產再度出現分化。到現在為止,金融市場的動盪雖然還沒有完全結束,但是這種快速的急劇下跌有所緩和,以美聯儲超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財政救濟政策的出臺為標誌,我認為金融市場的第一階段的波動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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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還形成一定的共識,美國或者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經濟將出現一次衰退,至少一季度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已經是確定的事,二季度基本上會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下挫。為了對未來做一個研判,需要從現在大家形成的共識,或者大家已經看到的事實去分析背後到底演進到哪個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目前的動盪集中在金融市場層面上,而金融市場在表層表現為各種各樣的資產,如風險資產、避險資產,是一種資產價格的波動。但是資產要進行交易,它的底層需要流動性來保證。通過保證金,通過出售資產實現資產之間的交換,需要一種交易媒介,這時候表現為流動性。

市場價格實際上反映了原生衝擊對估值邊際的影響,但是也引發了金融市場的一些動盪。對目前為止,動盪不僅僅表現為估值層面上,還在其他兩個層面上都呈現出了對沖擊的反映。

由於石油衝擊和疫情的演化,對上市公司以及各種資產價格進行重新估值,引起價格的變化。這種價格變化幅度足夠大以後,就引發了一些技術上的金融市場上交易機制或者說很多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的一些策略採取了一種制度的反饋。最近市場上討論了很多,包括持續交易、各種各樣的風險組合,高槓杆引發了市場需要根據策略進行回應,這種估值變化而產生的“踩踏”作用。金融市場為了應對市場大幅波動給投資組合和給投資者帶來一些額外的虧損、衝擊,會涉及到很多的制度,包括強制平倉,最低投資資格的券種。在當前的市場環境下,在某種程度上也激發了這部分制度。

到目前為止,金融市場的動盪,應該說這三個層面上同時進行:一是由於原生衝擊估值的重新評估;二是由於各個投資組合或者投資機構本身策略的風險防範而進行了一些技術性的回應;三是在制度上進行風險防範。

在這種衝擊下,所有的資產、金融市場出現的聯動反應,引發了全球的流動性衝擊。從現在來看,美聯儲的流動性的供給,實際上是有層次的,長期主要是通過一級交易商間接交易,通過常規的流動性供給,已經不能滿足這次的金融市場動盪的需要了,所以美聯儲緊急地採取了大幅度地降低利率,直接把利率降到零,也開拓了很多流動性的提供方式,把流動性提供或間接提供到非銀行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應該來說,這些行為完成以後,金融市場的下跌得到了緩解。整個市場又回到重新去思考估值。

由於這次流動性衝擊,由於策略的回撤,或者由於制度的平倉,風險管理是有超調的過程。這個時候,市場就出現了重新分化的過程,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對現在已經發生的事情的一個描述,大家是比較容易形成共識的。金融體系是基於預期快速地產生一次調整,來應對這次的外部感冒,產生了市場快速的調整。目前為止,經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衰退,或者說一定程度的停緩,但是它的後續影響力還沒有完全出來。這是我們分析的基礎,我們現在就處在這樣一個階段。

全球經濟金融動盪的演化方向

全球經濟金融動盪往哪個方向演化?這個是目前爭議最大的問題。我想跟大家在這個地方更多地來展開討論。

歸納起來主要有兩個方向:現在仍然侷限在金融市場價格的大幅波動,我們把它叫做金融市場的動盪,會不會演化為類似於2008年,或者我們亞洲比較熟悉的1997年的金融危機?而市場的動盪和金融危機,我自己個人的理解,核心的問題是會不會導致其中金融體系裡面的一些主要的、具有一定系統重要性的機構出現破產退出。這時候就會從市場動盪演變為機構的破產退出,有機構的破產退出,就會引發新一輪的金融市場的動盪。

我們可以看下面這張圖,這種演化已經發生的是一種原生衝擊,由於原來的疫情或者石油的衝擊,金融市場基於這件事情形成預期,在價格上面反映大家對沖擊嚴重程度的判斷。通過金融市場進行反映,這是市場對於現實的一種反映功能。但是由於金融市場本身具有內在的放大機制,這次這麼重大的衝擊幅度引發了市場的一個自我放大的作用,所以現在的調整還是在市場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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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總是有一些機構來進行組織,並且有機構去實現了風險緩衝和吸收。當機構是相對穩定的時候,所有的波動還僅僅只是在市場層面上,表現為價格的波動。當機構出現震盪的時候,如果還不是系統重要性銀行,還可以認為僅僅只是金融市場為主的動盪。一旦金融市場裡面的一些具有系統重要性的節點出現了破產退出,就會往金融危機方面轉化,類似於上次2008年的貝爾斯登和雷曼破產,是一個重大的標誌,是金融危機的標誌。

但是這次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大家目前討論另外一個方向,在實體經濟層面上,到底會不會形成金融經濟的衰退,或者是一種大家現在在關注的大蕭條?我仍然把實體經濟層面上分成兩塊:一塊純粹是一種市場反應,表現為流量層面上的變化,收入、成本等等這些層面上的。目前,不論是石油衝擊也好,疫情的衝擊也好,我們看到了市場一定程度上的停滯、收入、利潤、成本等等的變化,所以目前為止,仍然表現為市場層面上的。

從現在疫情的演變來看,大概率事件,美國會出現兩個季度的市場層面上的衰退,這種衰退如果只是兩個季度,其實跟美國曆史上典型的市場衰退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如果疫情持續時間加長,市場可能會引發個人和企業的調整,使得跟金融市場一樣。作為個人和企業是一個實體經濟裡面的組織者,是一個風險的吸收者。一旦這些核心的企業或者大量的個人退出市場,有可能就會加劇市場的調整,使得這種經濟的負增長持續時間不侷限在兩個季度,會延長時間。所以,另外一個關鍵,市場之間的下跌或者收入利潤之間的波動,會不會引發其中的這些主體,個人和企業產生破產退出,使得實體資產面上的問題向縱深層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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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相互疊加,出現了信用的自我萎縮。在2008年很典型的,通過金融市場觸動到了機構,觸動到了金融危機,使得金融體系發生了信用的緊縮,引發實體經濟的內在調整機制。

如何理解我們經濟金融體系運作問題,我把它當成一層一層的地殼。可能現在只是外生因素使我們的機體受到一定衝擊影響,做一個應激反應。但是如果這種外部的衝擊引發到我們內部的某一層的結構失衡或者結構斷裂,這個時候反映的不僅僅是外部衝擊的直接影響,會疊加到這一層結構斷裂以後產生的衝擊。那麼一層一層的結構斷裂會引發更深層次的金融市場或者經濟體系的波動,這種動盪就類似於地震。如果僅僅是一個輕微的外部衝擊,沒有形成某一個原有層次的斷裂,是形不成一個更大層次的波動的。現在問題的關鍵就是我們如何來評估這一次的外部的衝擊會不會觸發到我們內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

要想分析好疫情衝擊,或者石油衝擊會不會引發金融危機,會不會觸發大蕭條,需要回到經濟金融體系內在的脆弱性。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有兩方面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美國經濟基本面非常的穩健,經過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銀行體系也非常的穩健。即使是現在,銀行體系的資本充足率、流動性都算是比較好的。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貨幣市場利率,或者銀行之間的資金利率並沒有特別大的放大過程。如果僅僅只是現在這種衝擊方式,到目前為止,我認為說,那就是停留在市場方面的。

所以,我們就要去評估經濟、金融體系這種脆弱性在什麼情況下會被激發。我們會發現,經濟、金融體系實際上是通過各種方式、深層次制度的方式、組織或者機構的方式,甚至通過策略的方式,把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一種認知固化下來。那麼從金融市場來說,這部分的,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一些環境就會被完全吸收到價格底部去了。價格在邊際上,它的波動只反映了邊際成本的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需要來判斷這種變化會破壞掉,我們有多少認為理所當然的,甚至都沒有考慮到的一些結構性的問題,所以這時候,我們來看看,我們有哪些這一輪的經濟,或者這一輪的金融體系,這一輪的衝擊,我們承載了多少脆弱性,這時候就需要引入中長期結構性的視角。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這種外部衝擊,是在我們現在什麼樣的一個結構上來發生的。這個過程,類似於我們現在一直都在,其實我們這些年一直在思考,我們這一輪的近20年,或者更近一點說2008年以後,全球經濟的一種增長是在什麼樣的一個,大家認為理所當然,或者是說,是在什麼樣的一個制度環境下,我們來取得的。我們可以發現,我們這一輪的經濟,可以延伸到90年代以後,我們發現我們的利率是從8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往下降的。從2001年的金融科技泡沫破滅以後,開始陷入到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這樣一個態勢。2008年以後就特別明顯。

在這樣一個結構裡面,我們各個金融主體也好,世界經濟主體也好,為了適應這種低利率、低增長的一種環境,不斷地在加大槓桿。其實這種市場內在的優勝劣汰會把這些最後能夠獲得大家更高利潤的一些企業留下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輪,我們其實有幾個基礎在這裡面。一是全球化。2002年中國加入WTO,使得這種全球化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幅度的擴張。當然,在這之前,蘇聯解體之後,最後以俄羅斯的方式加入全球化。在這之後,印度等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化,使得全球化到了更高的高度。全球化應該是這麼多年來,我們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非常基礎的因素。

二是我們寬鬆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低利率或者低增長的背後反映的是這幾年的技術對經濟的促進,或者說增加值,實際上邊際是在減少的。那麼在這種背景情況下,我們的經濟也好,我們的金融體系也好,適應了這種環境,演化出來了一個以金融體系,特別是最近幾年以債務擴張為主的推動了經濟的繁榮跟增長。美國典型的就是通過實體經濟的回購股票,它的整個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長,從2018年開始出現了減緩甚至不再增加的態勢。再有個底層的變化,就是我們的收入分配和財富差距的拉大,整個社會的緊張程度有所上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態勢有所延伸,這就是我們整個的脆弱性。

如果再具體聚焦到產品或者市場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有很多很多人在談論美國的信用債市場,尤其是兩類:一個是高收益的信用債市場,由於低利率的環境,很多中小企業發行了大量的高收益債,還有一個典型的就是3B企業的信用債出現了快速的擴張,特別是能源類的企業。當然了,我們有很多的上市公司,除了龍頭企業以外,其他的中小企業大量地用了一個股票回購的辦法來支撐,使得它的前期估值比較高,這個是金融市場本身。所以,這裡面它的核心問題就在於這種會不會發生對這一類槓桿的擠兌,這是第一階段比較擔心的。

第二階段就擔心金融體系向實體經濟的傳導,它的信用緊縮。目前,特別是它們的商業票據、信貸、股票債券市場會不會對實體經濟造成一定程度的緊縮。實體經濟這一輪的典型的衝擊,應該會從實體經濟,因為疫情的衝擊會對實體經濟帶來巨大的影響,中國在擔心中小企業的問題,這部分會不會反過來影響到金融體系,引起經濟循環和破壞。

回到概念上面來看,我覺得未來可能會有幾個演變:

第一,金融危機的演變會取決於信用債的違約規模和金融體系裡面一些系統重要性的機構會不會破產退出,它就會演化成金融市場的危機。經濟衰退會高度取決於這次疫情的廣度跟深度,會不會引發實體經濟的破壞,更核心的是我們的應對會不會切斷全球經濟聯繫,使得全球化更快地逆轉。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這種,特別是債務支撐了實體經濟的增長,在這一輪的調節框下會不會被破壞掉,我們有些制度性的內在的順週期的情況會不會變化?我們為了對這種過程有一個更直觀的理解,可以來看非常全面的把這個過程全部演化出來的1929年那場大蕭條的一個過程,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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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看到,1929年的大蕭條這張圖,我不見得認為說真就是我們未來的演化途徑,但是這個過程,幾乎把所有的反映的過程全面地展開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可能在哪一個層面上把它制止住,哪個機制可能會被破壞掉。我們現在跟1929年大蕭條在前面這一部分是一樣的。有兩到三年,或者說有十年的牛市在美國。接下去經過一段時間股市劇烈的調整,我們繁榮積累的泡沫,經過股市的快速振盪,加上金融市場內在的放大機制出現了一個快速調整。在這個過程的底部,我們看到了美聯儲降息,看到了他們財政政策的一些干預。這種干預止住了股票市場或者廣義上金融市場的快速調整,出現了比較像樣的反彈。但是反彈到高點的時候,整個基本面開始出問題了,也就是實體經濟開始出問題了。實體經濟層面出問題,使得股市又進一步來反映,沒有預期到的這種基本面的惡化情況。基本面的惡化帶來了金融體系進一步惡化,銀行開始破產退出,金融機構開始出現問題。到這個為止,可能是我們需要擔心的,這個是由於基本面引發的金融體系的波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體系的引發實體經濟的信用緊縮。我們需要關注導致大蕭條長期沒有被止住,出現反彈的另外幾個,從政策,或者從制度上面還有兩個因素。

伯南克認為還有認知上的問題,我也認為有認知上的問題。從後面來看,大蕭條促發了各個國家加徵關稅,破壞了當時的全球經濟聯繫,使得全球從一個國家的動盪,把全球進行相互振盪,這跟現在的全球情況是一樣的。全球由於全球化而獲益,但一旦逆推的時候,這種獲益就要被快速地減弱,表現為進一步加劇下挫。再往後,在引發另外一個制度層面上的問題,黃金的問題。當時採取黃金金本位,我認為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下,金本位是有助於價格穩定的,有助於整個市場穩定的。但是在這種快速劇烈波動情況下,各個國家出現通貨緊縮,為了保住黃金,不得不提高利率,而提高利率又加重了實體經濟的衰退,加劇了金融體系的困難。所以這個過程就產生了制度本來是逆週期的,或者有一定穩定作用的,但是制度的負面作用被引發出來,引發了制度性的調整,所以這一層次結構性的問題被激發了,使得這一個問題進一步往下加大。

從大蕭條的層面,我們看到了經濟和金融之間相互作用的渠道,我們也看到了政策在這個過程,全球化過去正面因素破壞掉以後,產生的再度動盪,看到制度的作用。當然在這背後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大家對於這種情況下,我們該怎麼辦的一個認知。當時還偏向於古典經濟,所以自由放任的一些政策會大行其道,所以救助會不及時等等各種各樣的認知上,導致行為或者政策上應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失當。

我們的出路在哪?

我們現在表面上是一個人跟病毒之間的戰爭,在感冒的情況下,人產生一種自身調整。當然它最直接的影響,大家所有的都在觀察,對於醫療體系以外的這些觀察者來說,我們只能不斷地來觀察疫情衝擊可能的嚴重程度,所以這是一個關鍵點,因為它是原生的。但是接下去,我認為它會引發三個層面上需要來關注的。

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快速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裡面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全球整個政策的合作。在宏觀政策的協調上,各個國家在疫情的應對方面,由於對疫情的認知的問題,由於前一陣子各個國家民族和民粹主義的影響,使得宏觀政策的協調和應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斷裂或者遲滯。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了國內各個國家有一些關門或者停滯的問題,但是國際之間現在的連通會高度取決於未來的政策應對,這個時候,我覺得是高度關注的。前幾年由特朗普開始的,有逆全球化的態勢,在疫情情況下,可能會加劇這個過程。全球化到底會走到什麼程度?會被倒退到什麼程度,將會影響到這輪的疫情衝擊的深度。

第二,按照伯南克的說法,就是我們的認知。這是一個好消息,但也不見得是一個完全的好消息。我們由於有大蕭條的一個因素,所以我們對於這種金融系統的動盪和經濟的衰退,形成了比較有深刻的研究,所以我們快速響應,大規模地採取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以這個過程,使得大蕭條時候,這種政策的滯後和放任自由的行為沒有發生。但是再往後,我認為說它就會涉及到我們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空間在哪?我們已經把貨幣政策降到了零利率和歐洲國家大量的負利率。我們的財政政策,各個國家的財政赤字,或者財政債務比例已經很高了。我們還沒有空間。

從現在來看,我認為說,空間還是存在的。在這種狀況下,貨幣跟財政政策,它的作用就類似於這次的疫情裡面的“呼吸機”的作用,經濟體突然停頓,不得不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來維持經濟體必要的經濟循環。這種必要循環有沒有效果?我認為,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它能夠使得經濟維持在必要的循環,使經濟體不解構,為未來的復甦也好,未來的結構調整也好創造時間,但是它不解決根本問題。最終的出來,取決於疫情的防疫,既取決於未來的經濟增長。從目前來看,MMT是還有空間的,我們可以把財政和貨幣政策,在應用到足夠寬的程度,來維持經濟體現有結構的必要的脆弱的聯繫,但是最終還是取決於結構調整。再往後就會涉及到它會不會衝突到激烈的一些衝突,特別是石油,會不會引發地緣性的衝突,會不會有一些重大的制度性的變革。

從現在來看,我個人認為,按照我們現有的認知,我認為前兩種情景已經發生,金融市場動盪已經發生。持續兩個季度的幅度較大的經濟衰退,這也基本上是必然發生的。那麼,最有可能發生的,就是出現金融市場向金融危機的一種演變,持續時間超過兩個季度的,時間更長的深度衰退。我們現在用各種的政策是在切斷前兩種情景向第三種情景的演變。

到目前為止,按照我們現有的認知,大蕭條出現的概率是不大的。但是我自己覺得,在這種問題上,我們應該保持足夠的謙卑。我們現在對經濟體系的認知,也就是基於這幾年的認知,這種應對措施會不會引發新的結構性問題,我們是不知道的。可以看到,這幾年“黑天鵝”不斷,背後就認為我們的認知出問題了。這個經濟體可能不是我們認知的那個樣子,它不按照我們認知的問題在運轉,所以它對我們人類來說是“黑天鵝”,但對經濟體來說,正常就應該是這樣。所以,我就覺得從目前各國的應對和疫情的持續情況來看,大蕭條出現的概率不大,但是要保持足夠的警惕,特別是對人類的認知能力,要保持足夠的謙卑。這個是我對全球的一些基本看法。

對中國經濟現狀和未來可能的影響及政策應對

對中國經濟來說,中國已經經歷了將近兩個月的疫情的衝擊,大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直接感受的。現在來看,疫情帶來了直接的衝擊,對中國來說,這部分已經不需要去想象了,只是去測度,去計量了。我們看到了需求的中斷,看到了需求的轉移,也看到了需求的萎縮。再往後,我們也看到了一部分的市場集中,看到了一些供應鏈和產業鏈的調整。我們看到了線上生活和生產方式的調整,所以疫情帶來了一些衝擊。

我們現在正在評估的,或者大家正在焦慮的是海外疫情的演變,海外金融市場和外部需求的變化,所以我們擔心第二季度,由於金融的聯動,由於全球需求,由於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變化,由於國際聯繫的一種切斷,會對我們的經濟調整帶來額外的影響。那麼在這裡,我想說的一句話,我們還需要再看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我們原有的問題。我們接觸的疫情,不是白紙上接觸海外的衝擊,在去年經濟工作會做出一個判斷的基礎上,在接受這兩個衝擊的,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因為我們的企業經營是困難的,資金是緊張的,再加上我們居民的槓桿率是處在比較高的水平情況下的,這次疫情的衝擊,除了它的直接衝擊,除了海外的輸入給經濟帶來的衝擊以外,我們還要關注對我們原油,可能接近底部的經濟雪上加霜,會不會加劇我們市場的集中,市場的清算或者說結構性的調整,如何把這個危機轉成一個機遇,取決於能不能穩住。在這個過程抓住其中的機遇,熬過這段疫情帶來的衝擊,熬過經濟下行期的調整期,未來可能機遇就比較大。

從目前來看,我認為消費很難出現比較大幅度的反彈,需要用一些政策來穩住必要的消費需求。由於槓桿率比較高,從現在來看,個體工商戶和中小微企業的市場壓力是相當大的。由於出口的問題,所以這部分可能會給我們經濟帶來增量上的影響。投資,可以看到房地產銷售和投資,可能都會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基礎設施,現在取決於我們政府在往下的政策會不會進一步推動。

時間關係,我回到了政策應對。重點談幾個對政策應對的認知。3月27號,政治局剛開了一個會,有了一個最新的政策的回應。在這個過程,我們應該來理解現在政策背後的邏輯或者著力點在哪。

目前的政策,我認為是兩個層面上的,一個層面是疫情,由於疫情帶來的經濟的停滯,甚至經濟的混亂,它需要用政策把它緩住,也就是說伯南克講的,貨幣政策要想拉動經濟增長,在這個情況下,要刺激額外的需求是做不到的。但唯一的作用,就是讓你還活著。當你經濟穩住了,恢復的時候,你還有體力可以快速恢復。疫情帶來的這種政策應對或者救濟,它的核心作用,就是讓你能活著。讓個體,個人不因為失業,不因為收入的中斷而無法生活引起社會問題。大量的企業不因為疫情這種,跟他企業沒關係的衝擊而退出市場,讓他還活著,但是肯定是很艱難的活著。當需求有所恢復的時候,我們有主體,我們有需求,能夠快速地回到正位去。

另外一個政策就是刺激。這個時候需要必要的經濟增長,需要必要的一個需求,所以通過政策的手段把這個需求拉上來,激發出一個需求,引起經濟的循環。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還有幾個著力點:一是這種需求,可以由政府直接來提供,比如說微觀主體基本上停滯了,也不運作了,由政府直接來推動經濟的運轉。二是給經濟體輸入外部的或者有政府提供的一種需求,讓經濟體有必要的需求形成循環,維持經濟體機器的運轉。三是著力運用在槓桿,通過政府的需求要撬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撬動微觀主體的投資來形成槓桿效應。

從目前來看,我認為中國目前對疫情的應對,包括全球的政策應對,還處在“穩住”,也就是我讓這個經濟體經受住危機,活下來。對於經濟的刺激,在海外其實並沒有著力在讓經濟體增加額外的需求。目前的政策力度並不足以來提供額外的需求,它能夠讓這個經濟體還活著,現在的政策力度,只能維持在現在這個程度。它會取決於未來經濟和疫情本身的演化,使得這種經濟體不激發更深層次的長期的問題。

對於中國來說,中國現在最早面對疫情的衝擊,也最早來應對疫情,使得疫情也最早出現了穩住,見底回升,開始轉向經濟恢復的問題,所以這個過程,我們的政策既有對沖性的政策,也有包括託底、救助、切斷,也包括刺激性的結構性。當然,這裡面目前還有采取結構性的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應該充分關注兩類政策:第一,要把對沖性政策做足,讓經濟體由於疫情的額外衝擊能夠活著,不因為額外衝擊斷裂掉,所以它是託底性的,救助性的。第二,中國經濟還有另外一個需要儘快推動的,就是中國經濟是在去年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情況下,是在加大結構性改革,但是還沒有完全把結構性改革的效應激發出來的情況下面臨這個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切斷可能內部的更深層次的經濟調整。我們需要有一個切斷鏈條和傳染政策,需要有必要的刺激政策。而這種刺激政策,有一些是著眼於長期的都應該做的,包括大家現在在討論很多新基建等等這一部分,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當前情況下,結合疫情,我覺得政策應該著眼於能夠讓更多的企業保留它必要的運轉,讓更多的老百姓能夠維持必要的生活收入,這樣一個政策可能應該優先考慮,而不僅僅只是看到對經濟的撬動作用,或者拉動作用,應該更著眼於民生性的,民生包括自然人,也包括這些企業,讓更多的人能夠維持必要的收入和更多的中小微企業能夠保留它的實體。當經濟逐步逐步恢復的時候,讓我們的經濟能夠更快地上來。

本文轉自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編輯:謝松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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