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爾《美元的標誌》，綜合材料，50.7×40.7cm，1981年
自現代藝術市場於19世紀誕生以來，一切藝術品的價值都能以一種合法形式被化約為價格。從人頭竄動的藝博會到群雄逐鹿的拍賣場，頻繁出現的天文數字似乎早已不足為奇——究竟是什麼決定了藝術品的價格？潛藏在表象之下的普遍法則在藝術市場中又是否存在？
藝術家“超級明星敘事”
2017年5月18日，蘇富比紐約當代藝術晚間拍賣舉槌，令人趨之若鶩的“名牌”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ait）在打破個人紀錄的同時成為了當晚的無冕之王——在那場持續了11分鐘的競購戰中，他創作於1982年的畫作《無題》被日本藏家前澤友作（Yusaku Maezawa）以1.1億美元的價格收入囊中。
讓-米歇爾·巴斯奎特《無題》，布面綜合材料，183.2×173cm，1982年
不僅如此，在2019年“當代藝術拍賣百強榜”上，他更是以過億美元的市場份額傲視群雄。而這一現象則可以通過古典經濟學中的“贏家通吃”模型來分析：由於明星藝術家作品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消費者往往拒絕退而求其次，從而導致其作品價格急劇上升，最終造成了藝術市場中嚴重的兩極分化——只有少部分藝術家能站上金字塔頂端。
委拉斯開茲《聖靈感孕》（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135×101.6cm，1618-1619年
實際上，藝術市場中所謂的“超級明星敘事”由來已久。1900年，創作於17世紀的古典油畫《聖靈感孕》被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拍賣行歸在“委拉斯開茲的圈子”名下，估價5.2萬-6.9萬美元。而四年後，當這件作品被專家重新鑑定為委拉斯開茲本人所作時，蘇富比則立即開出了950萬美元的估價。
KAWS《THE KAWS ALBUM》，布面丙烯，101.6×101.6cm，2005年
由此可見，藝術家的聲名顯赫與否極大程度地影響了他們作品的價格——正如近年來的市場寵兒KAWS一樣，超級明星的力量正塑造著當下藝術市場的格局。
藝術家KAWS
創作年代“難以超越的藝術史經典”
回顧2019年的藝術市場，儘管當代藝術的平均價格指數較2018年增加了22%，但就算將其與戰後藝術歸入同一區塊，二者也仍以34%的市場份額落後於現代藝術。而即使佔據了2019年“全球最貴十大拍品”的70%，印象派大師克勞德·莫奈（Claude Monet）的《乾草堆》仍以1.1億美元的成交價格位居榜首。
克勞德·莫奈《乾草堆》，布面油畫，72.7×92.6cm，1890年
這一顯赫的成績絕非偶然。作為現代藝術的開山鼻祖，印象派早在19世紀晚期便開始通過色彩和光影探索繪畫的可能性，成為了藝術史上承上啟下的存在。而作為莫奈25件“乾草堆”系列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這幅畫不僅標誌著藝術家個人風格的形成，更是在時間的洪流中歷久彌新。
傑夫·昆斯《兔子》，綜合材料，104.1×48.3×30.5cm，1997年
不僅如此，當傑夫·昆斯（Jeff Koons）憑藉9100萬美元的兔子成為了“在世最貴藝術家”時，儘管歷史上只有11位藝術家曾超越過他，但包括莫迪裡阿尼（Modigliani）在內的其中五位均在二級市場中被歸至現代藝術版塊。而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則隸屬古典大師行列。
列奧納多·達·芬奇《救世主》，布面油畫，65.7×45.7cm，1500年前後
由此可見，藝術品的創作年代及其所處的歷史節點對價格的影響不容小覷。而經久不衰的現代藝術市場也釋放出了一個訊號：雖然當代藝術正以如火如荼之勢席捲各大拍賣會，但如若要與早已經過歷史檢驗的劃時代之作抗衡，實則路漫漫而修遠。
莫迪裡阿尼《Jeanne Hébuterne（Au chapeau）》，布面油畫，92×54cm，1919年
從材質、尺寸到顏色“不容忽視的準則”
如若將目光聚焦於藝術品本身，材質、尺寸和顏色則是其定價的三大重要標準。荷蘭學者奧拉夫·維爾蘇斯（Olav Velthuis）曾在研究中表示：藝術家使用的所有技法和材質之中，以油彩、丙烯和蛋彩創作於畫布上的作品價格最高。
畢加索《Mousquetaire et nu assis》，綜合材料，130×96.5cm，1967年
平均來看，如忽視其它客觀因素，一幅版畫比一幅相似的油畫便宜近2000歐元。而當一件作品的尺寸每增加52.5平方釐米時，其價格便會隨之提高630歐元。故而在不受投機和炒作行為影響時，作品的尺寸越大則價格越高——這也是早期印象派畫商判斷作品價值的方式之一。
藝術家畢加索
以藝術市場中的常青樹畢加索（Pablo Picasso）為例，在他的個人拍賣紀錄中落槌價排行前100的所有作品裡，共計98幅畫作和兩件雕塑。其中96%均為藝術家的布面油彩作品，而位列榜首的則是價值1.6億美元的《公寓中的阿爾及爾婦女》。不僅如此，雖然版畫在其全部成交拍品數量中佔56%，但由於平均價格相對較低，繪畫仍以43億美元的成交總額遠超前者。
畢加索《公寓中的阿爾及爾婦女》，布面油畫，114×146.4cm，1955年
除此之外，作品的顏色也是一大賣點。正如蘇富比資深董事菲利普·胡克（Philip Hook）所說：“明白這個簡單道理並將其當作業務基礎的藝術品交易商，將會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批破產的人。”
格哈德·裡希特《Abstraktes Bild，1986》，布面油畫，300.5×250.5cm，1986年
而自現代藝術誕生以來，紅色便以強烈的視覺張力和情感渲染力被藝術市場賦予了價值意義。時至今日，德國抽象藝術大師格哈德·裡希特（Gerhard Richter）的作品《Abstraktes Bild，1986》仍以4114萬美元的成交價位列個人拍賣紀錄榜首。
但出自藝術家同一系列的另一件作品卻僅為1957萬美元。稍作對比後便不難發現，那幅拔得頭籌的作品中紅色所佔面積更大——顏色引發的價格波動也由此可見一斑。
格哈德·裡希特《Abstraktes Bild（712）》，布面油畫，260×200cm，1990年
特殊符號的象徵意義“藝術與資本並行”
在受藝術和資本雙重邏輯控制的藝術市場中，藝術品一方面難以同一般商品一樣按成本定價，另一方面又處於市場機制內部。也正因如此，出現在不同藝術家作品中的標誌性符號隨之成為了影響作品價格高低的關鍵所在。
常玉《五裸女》，綜合材料，120×172cm，1950年前後
2019年11月23日，常玉的《五裸女》以3.03億港元的價格成交，打破了藝術家的個人拍賣紀錄。而裸女作為常玉作品中的標誌性元素，最能體現出其對東方美學的領悟，也因此轉化成了一種文化符號，在市場交易中以獨特方式定義了常玉的價值。而當藝術家畢生創作中描繪裸女數量最多且唯一一幅畫有五位裸女的作品面世時，落槌那刻定格的天文數字也不足為奇了。
安迪·沃霍爾《花》，綜合材料，121.9×121.9cm，1919年
不僅如此，從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作品中的花，到巴斯奎特筆下常見的皇冠和骷髏頭，又或是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創作的大頭女孩……這些藝術品中的特殊符號不僅象徵著藝術家的身份，更從看似對立實則相互作用的文化規範和資本價值兩方面左右著藝術品的價格。
奈良美智《Sleeping Night（Standing）》，布面丙烯，120×110cm，1997年
藝術形式“繪畫的霸主地位”
自藝術發展至今日，儘管一級、二級市場中充斥各類形式的藝術品，繪畫卻仍是當代藝術市場中的王者。2019年，在包括版畫、雕塑、攝影、水彩素描和其它形式在內的五類藝術品中，繪畫以68%的市場份額位居第一。
雷尼·馬格利特《與快樂相會》，布面油畫，46×55cm，1962年
即使將範圍縮小至以百萬美元級別拍品為主的高端市場，繪畫依舊冠絕其它所有類別的作品。而在2018-2019年度售出的284件百萬美元級別作品中，繪畫作品的成交量則達到了85%。
塔瑪拉·德·藍碧嘉《馬喬裡·費裡肖像》，布面油畫，100×65cm，1922年
在2020年2月倫敦的兩場拍賣中，超現實主義代表藝術家雷尼·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作品《與快樂相會》以1893萬英鎊的價格成為了整晚最高價拍品。而塔瑪拉·德·藍碧嘉（Tamara de Lepicka）的《馬喬裡·費裡肖像》則以1628萬英鎊的成交價緊隨其後。
阿爾伯特·賈科梅蒂《Trois hommes qui marchent（Grand plateau）》，綜合材料，72cm，1948年
儘管阿爾伯特·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以1268萬英鎊的價格位列第三，卻仍難以趕超同時代繪畫的價格。由此可見，雖然侷限於二維平面的繪畫在今天並非是藝術家自我表達的首要選擇，但其依舊是藝術市場中當之無愧的“硬通貨”，藝術形式也從一開始便決定了作品的價格基準和市場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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