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銀叔叔是村裡的五保戶，右邊肩膀有點偏，走路的時候，一拐一拐的。
他智力一般，小的時候家裡很窮，父母早逝，無人操持婚事，一直單身到現在。
他的輩分比我們低，但堂哥認他做乾爹，媽媽要求我們，不能像有些小朋友一樣直呼其名，而要稱他叔叔。
老家在湘西南的苗寨，中午有喝油茶（當中餐）的習俗，苗家人好客，只要上門，都是客，主人會端上油茶，請你吃飽為止。
不過現代社會人心式微，村裡也有嫌貧愛富的人家，對定銀叔叔這樣的五保戶，不是很歡迎。
他卻是我們家的常客。
每天中午，只要打油茶，家裡的大門都會敞開。定銀叔叔常常“路過”，媽媽總會熱情地請他進來。
久而久之，我們三姐妹也知道，只要看到他，就會請進來。
他很勤快，只要看到有事情做，每次都會主動幫忙。
遇到收豆子、摘花生的季節，他總會早早吃完飯，來我們家幫忙。中午喝完油茶，下午還要幫著做到四點多鐘，才回家去。
炎熱的暑假裡，西瓜是小朋友的最愛。我媽常說，口大如灶門。意思是，貪吃的人，再富裕都可以把家裡吃窮。
那個時候，我們家平時極少買豬肉吃，夏天最多買兩三次冰棍，西瓜就更加不用想了。
一天中午，定銀叔叔喝完油茶後出去了。過了一會兒，拎了一個大西瓜回來，笑吟吟地對我說：“拿去切了，大家一起吃。”
媽媽問他：“哪裡來的錢？”
他靦腆又有一點自豪地回答：“賣竹子賺的。”
在老家的大山裡，楠竹是主要的經濟作物。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竹子的價格很好，一根可以賣十多塊錢，這也成了村裡人主要的經濟來源。
想不到的是，定銀叔叔竟然會拿出辛苦錢，請我們吃西瓜。這個錢，他本可以買兩斤豬肉，好好犒勞自己的。
記憶裡，那個西瓜特別甜，我們都誇他買的好，他憨憨地笑著，眉眼裡，也是掩飾不住的，是那種有能力回饋他人的喜悅。
1997年夏天，我考上了武岡師範，那是最後一屆包分配的師範生，錄取通知書的到來，意味著我正式跳出農門，端上了鐵飯碗。
爸媽很驕傲，七千塊的學費（按照物價對比，大概相當於現在的3.5萬-4.2萬），也讓他們很焦慮。
好在女兒有一個穩定的未來，加之父母之前從未向親戚朋友借過錢，這一次，他們一開口，幾個叔伯和舅舅也慷慨地借了錢。
學費還是不太夠，開學前，按照鄉里的規矩，爸媽為我辦了升學宴。
那天幾乎所有的親戚朋友都來了，想不到的是，定銀叔叔也來了。
這一次，他不是“偶然”路過，而是拿著紅包，邁著輕快的步子，氣定神閒地走進來，問我：“主事的人在哪裡？我送一下人情（紅包）。”
吃晚飯的時候，定銀叔叔坐在正席上，不緊不慢地吃著，桌上的人都吃完了，他還坐了好一會兒，才離開。
後來，姐姐結婚，爸爸六十歲生日，家裡的大事，只要宴客，他每次都會拿著人情來。
媽媽總是回贈他一堆的東西，用她的話說，人家不容易，不能讓他吃虧。
其實，我們和他並不是親戚，只是同一個村子罷了。聽爸爸說，其他人家的喜事，他只是幫著做點事，吃兩餐飯，基本上不給紅包的。
1999年冬天，我們家裝了固定電話。2000年大年初一那一天，定銀叔叔很早來我家拜年。
媽媽給他敬了煙，發了瓜子和糖。喝了一會兒茶之後，他站起身來，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支支吾吾地問，能不能借一下電話，他想打電話給乾兒子。
堂哥在市裡工作，每次回來雷打不動會去看望他，還大包小包，送很多東西。
內心深處，他也早把哥哥當成了自己的兒子。
媽媽欣然同意，他把那張紙遞給我，上面是堂哥的電話。
“嘟嘟”，兩聲以後，電話接通，裡面傳來了堂哥的聲音，還沒等我遞話筒，定銀叔叔一把搶過了過去，臉漲得通紅，聲音也有點哽咽：家裡人都好吧，孫女聽話吧？你清明節會回來嗎？
電話裡，哥哥熱情地給他拜年，倆人拉起了家常。
十來分鐘以後，他把話筒遞給了我，轉身離開的瞬間，他輕輕地抹了一下眼角。
媽媽在一旁感嘆：每逢佳節倍思親，誰都一樣。
臨走時，他從口袋裡掏出錢，說要給電話費，我們堅決不要。
幾年前，大伯伯在村裡建了一個公益圖書城，他報名做了義工。值班的日子，他風雨無阻，從不遲到。
這些年，我在外工作，回去的不多。但每次回去，他對我總是特別熱情，滿臉的笑。
他老了，身體大不如從前。臨走前，我總會給他一些錢，或者買點豬肉雞蛋送過去。
聽媽媽說，前年他不慎摔了一跤，尾骨折斷，站不起來了。村長是我表哥，工作認真負責，加上他是堂哥的義父，表哥揹著他看病、住院，忙前忙後，村裡還請了護工照顧他的起居。
幸運的是，大半年以後，他終於恢復。
現在他已經七十多歲，不能下地種田，更不能上山砍楠竹了。
好在國家政策好，村裡給他新建了房子，每個月有補助，慰問的糧油食品等，每次都會分給他，基本的生活完全沒有問題。
希望他能保重身體，每次回家時，都能聽到他笑著問：什麼時候回來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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