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普通人做事可以參考《論語》作為標準；那大人物、帝王做事的參考標準就是《反經》。 這是一本實用韜略奇書，由唐代趙蕤所著。它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等諸家思想，曾指引眾多帝王將相、富商巨賈創造了宏偉大業！
第二篇：任長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人物誌》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閒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兇於溪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
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範雲：“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管理天下的機要。因為我們不是聖人，所以不能通曉各行各業，也搞不懂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舜統管各個部門，就是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
漢高祖劉邦談到功臣張良、蕭何、韓信，表示三人的才幹各有所長。世間一般人不能和這三個人相比較，又怎麼可以求全責備他們呢？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將劉邵的《人物誌》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向遠大的一面，也要預料到他處理瑣碎小事時的粗心大意。
嚴厲暴躁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律條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但是讓他靈活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
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 說到仁義，這樣的人做事周全、寬厚、文雅，但對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趨勢和時機。
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這樣的人喜歡運用權謀，詭計術十分出眾，以清靜、無為的標準來考究，這種人往往會違背常規，顯得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管理術，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寬泛；講究權謀的管理術，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管理術，適合於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管理術，適用於糾正朝廷裡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管理術，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眾人就未免太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管理術，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讓眾人遭殃、增加困苦。以上情況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一時知之術，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
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甯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若想富國強兵，那麼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黃石公說：“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比附子這種草藥毒的了，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很荒謬。”
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曾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同樣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就像古代的陳平有什麼忠厚的品德？蘇秦哪裡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勳，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用的原則，應該仔細研究。
魏國的桓範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
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採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託付給了周勃。”
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髮生的時，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
”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術法，這就是管理的“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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