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珠（1920年—1968年）
原名韋均犖（音同洛），江蘇江陰人。電影代表作有《太太萬歲》《一江春水向東流》《萬家燈火》《烏鴉與麻雀》《南島風雲》《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1962年，被文化部評為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1968年11月23日凌晨，跳樓自殺，終年48歲。
羅蘭·巴特說，公共歷史是一種不可經驗的虛構，真實存在的只是無數小歷史的鳴響和嘈雜的和聲。
這或許是賈樟柯拍《海上傳奇》時的信念。他用了3年時間，採訪了100多個人，最終選擇了18個，剪接成一組參差的上海故事，關於資本家、工人、政客、藝術家，關於革命、解放、“文革”、浦東新區。
韋然（上官雲珠與程述堯之子）被叫到蘭心大戲院的時候，沒做任何準備。舞臺上軌道都鋪好了，他坐在一把摺疊椅上，開始回答鏡頭外的提問。一個多小時後，賈樟柯走出來，說這一段一定用。
“他知道蘭心大戲院之於我媽媽的意義。”韋然對記者說。1950年2月，演員上官雲珠在蘭心大戲院排練話劇《紅旗歌》時，結識了劇院經理程述堯。不久二人結婚，婚禮就在蘭心三樓的排練廳舉行。一年後，韋然出生，因為演員吳茵送過一對床頭檯燈，就起了“燈燈”的乳名。
今年是上官雲珠誕辰100年，也是媽媽離開他的第五十二個年頭。
作為中國最負盛名的電影明星之一，上官雲珠去世時，家中沒有一張照片。韋然對媽媽足跡的追尋，就這樣從零開始。他需要在那些截然相反的軼聞與揣測中、在“無數小歷史的鳴響和嘈雜的和聲”中，一點點拼湊關於媽媽、關於家族的歷史，儘管這段歷史裡包含著最令他難過的時光，每一次講述，“都一樣地痛苦”。
脫胎換骨
爸媽離婚時，韋然只有1歲多。
家裡曾經的溫馨，都是後來聽說的。那時，他家住在復興西路147號一幢公寓的三樓，家裡有三個保姆，還養著一條德國獵犬。上官雲珠與第二任丈夫姚克的女兒姚姚那年8歲，和程述堯要好得如同親父女。
程述堯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長大，滑冰、騎車、打拳、跳踢踏舞，什麼時髦玩什麼，考入燕京大學後，也是學校裡的文藝骨幹，曾和黃宗江、孫道臨、於是之等人一起演話劇。
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中，他被人舉報，貪汙了3年前的一筆演出款項。過慣了大少爺日子的程述堯，說不清過手的賬目，又厭煩沒完沒了的審查，於是一口應承下來，湊了690餘元交給劇院，這樣一來，反倒坐實了罪行，被解除了經理職務，留在劇院管制勞動一年。
當時的上官雲珠，正艱難地進行著從舊上海女明星到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蛻變。她褪去精緻的旗袍，換上簡易的列寧裝，成為《青春電影》的封面女郎；她拼命地下工廠、農村、部隊，參加各種慰問演出，甚至累出了肺病。此時此刻，她不能容忍丈夫戴著“貪汙犯”這頂帽子，向程述堯提出了離婚。
家就這樣散了。燈燈跟了爸爸，姚姚跟了媽媽。不久，上官雲珠開始和上影導演賀路同居，程述堯解除處罰後，調到了衡山電影院，後經人介紹，與吳嫣結婚。
吳嫣的前傳是上海灘著名的交際花，二十出頭嫁給了周佛海的機要秘書孫曜東，在各界名流間周旋，是孟小冬、藍妮、福芝芳的小姐妹，張伯駒親授的弟子。上海解放前夕，曾協助潘漢年做地下工作。
對這一次婚姻，北京老家的長輩們無法接受，“爺爺就專程到上海，接我回北京，那時我還不滿4歲”。
在北京，韋然住在一個獨門獨戶的四合院裡，接受的是傳統教育，站要站直，坐要坐好，飯桌上手肘不能撐開，吃菜時要一筷子夾起來。平日裡，他臨帖寫大字，看曾祖父圈點過的《古文觀止》。在大學教書的叔叔放暑假回家，會讓他和表哥每天背一首唐詩，早上佈置，晚上坐在院中乘涼時檢查作業。
有一次，奶奶帶他去東安市場，回家路上碰到了正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小姑姑和一幫同學，說要去看《南島風雲》。“這是我看的媽媽的第一部電影。”韋然說，“看到媽媽被日本鬼子追趕，撲倒在地，我抓著兩邊人的手，大叫著跳了起來。”
正是這部電影，讓上官雲珠在新中國影史上星光大放。第一次出演“黨的女兒”，她“一方面感到萬分高興，另一方面又抵制不住內心的惶恐”。1955年春節剛過，她便跟著劇組到了海南島，跟著鄉親們下田、放牛、插秧，回到上海，一張白臉曬得通紅，整個人乾瘦憔悴。
她是以脫胎換骨的形象出現在影片中的，柳葉彎眉變成了兩道濃眉，輕搖漫步變成了風火疾行，特寫鏡頭裡一臉堅毅。演員黃宗英看完電影，大為感慨：“上官，你是舊社會過來的演員裡，第一個在銀幕上主演兵的。上官，只要努力，咱們是可以演好工農兵的啊。”
“從世俗帶過來”的好
同為40年代初期“下海”的女演員，受過教育、思想“左傾”的黃宗英，起初不大看得起從底層掙扎出來的上官雲珠。
在散文《星》裡，黃宗英描述了上官雲珠早年的一次“亮相”。那是拍攝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時，上官雲珠第一次到崑崙公司報到，“穿一身剪裁考究的喬其紗鑲細邊的長旗袍、繡花鞋，梳得烏黑光亮的髮髻上簪幾朵雪白的茉莉；她輕拂一把精鐫的杭檀香扇，扎過眼的耳垂上，嵌著小小的紅寶石”。導演鄭君裡嚇了一跳，上官一笑：“不正派，是嗎？你們不就是讓我來演這樣的角色嗎？”
“她，俗到極致反倒頗為不俗了。”黃宗英寫道。
作家阿城說，民國電影演員的好，比如阮玲玉、石揮、趙丹、上官雲珠的好，都是“從世俗帶過來的”。
1938年，18歲的上官雲珠跟著丈夫張大炎、抱著一歲多的兒子，躲避戰亂，來到上海。為了生活，她在一家照相館做開票員。照相館裡常有明星出入，勾起了她的幻想。那時，她還叫韋均犖，講一口蘇州方言。為了實現“明星夢”，她考入華光戲劇學校，苦練國語。
1941年，她拍了第一部電影《玫瑰飄零》，“上官雲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演員表上。那兩年，她演的多是跑龍套的小角色，合作過的導演背後說她“不靈”，不是做演員的料。
丈夫也不快，他需要一個安分守己的家庭主婦，而不是一個拋頭露面的明星老婆。衝突的結果以離婚收場，上官雲珠堅持，一定要吃拍戲這碗飯。
不久，她與第二任丈夫姚克結婚。留洋回來的文人姚克，搞翻譯，寫小說，也創作劇本。在他的引薦下，上官雲珠加入了天風、苦幹等職業劇團。劇團到外地跑碼頭，常遇憲兵、警察、地痞們糾纏，每次都是上官雲珠出面，虛與委蛇，巧妙周旋，讓戲能一天天演下去。
1945年，上官雲珠隨南藝劇團遠赴華北、東北巡迴演出，在內戰的縫隙中四處奔波。等她回到上海，發現丈夫已與另一位女士戀得火熱。
黃宗英描寫的那次浮誇“亮相”，發生在1947年。那一年，上官雲珠27歲，有3部新片上映，她是《天堂春夢》裡滿身俗氣但不失樸實的龔妻，是《一江春水向東流》裡妖冶驕橫的“接收夫人”何文豔，是《太太萬歲》裡作風浮浪又深藏痛苦的交際花施咪咪。這一年，她加入了左翼電影陣地崑崙影業公司，步入蔡楚生、鄭君裡、白楊、趙丹、黃宗英等進步影人之列。
在“出名要趁早”的年代，上官雲珠的“高光時刻”來得太晚，因此格外努力。在1948年的片單中，她是《萬家燈火》裡的賢妻良母，是《希望在人間》裡的知識分子，是《麗人行》中的紗廠女工，也是《群魔》裡的妓女小白菜，手夾香菸，雙眼迷離，令人想起阮玲玉的《神女》。到了1949年拍攝《烏鴉與麻雀》時，她演了一箇中學教員的妻子，在公用廚房一身短打，與鄰居有說有笑，打成一片，外出時西式大衣一穿，腋下夾著小羊皮皮包，又是一派摩登知識型上海太太的風華。
從被批評“不靈”到能演繹千人千面，上官雲珠走了近10年，沒有根基、沒有背景，也不是洋學生，只能靠自己。進入新中國，自稱“大俗人”的她還是隻能靠自己，以演技傍身，抓住一切機會在新的銀幕上亮相，“做一個不被觀眾拋棄的演員”。
“媽媽幾次家庭變故都是為了演戲，最早和張大炎分手，兒子不要，是為了演戲，後來跟我爸分手，兒子不要，也是為了演戲。”韋然說，“她這一輩子不要命地要演戲，大概也是為什麼能演得好的原因之一。”
隕落
韋然再回到上海，已是1961年的春節。之前的5年裡，上官雲珠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見，去布拉格參加了國際電影節。程述堯則在衡山電影院做著小職員，老婆受“潘揚案件”牽連關在提籃橋監獄，釋放後還要去農場幹活。
以後幾年假期，韋然經常住在媽媽家。他們常常在晚飯後去散步。“有時候摘幾根柳條編頂帽子戴上，追來追去很高興。回來洗完澡，媽媽把我抱在懷裡，姐姐坐在旁邊，三個人在陽臺上回憶我上託兒所時背的歌謠：老黃牛肥又大，土改以後到我家。”
1962年春夏之交，全國大小電影院裡，幾乎同時掛上了剛剛評選出來的“二十二大電影明星”的大幅照片，上官雲珠也在其中。她始終沒有“大牌”的架子，對每個人都很好。劇組成員下地方拍戲，她自己掏錢，買許多牙刷毛巾，裝好一個個網兜，送給美工和劇務們。南方農村陰水寒天，她就縫製一種細布絨裡的薄絲棉襪送人，大家開玩笑地命名為“上官襪”。
1964年，上官雲珠在謝晉的《舞臺姐妹》中，出演“越劇皇后”商水花，多數時候一動不動，默默無語，僅靠眼神與神態，展現一個受盡玩弄、人老珠黃的伶人。上吊前那一場戲，她坐在鏡子前化妝，像一尊行將就木的雕塑，臉上是絕望、悽愴與仇恨。
銀幕之外，她的藝術生命也在走向終點。1966年2月，她被確診為乳腺癌，做完手術，病變組織又轉移到大腦，醒來後幾乎不認得任何人。一個月後，她給小兒子寫信，說已經認得300個字。
那年夏天，上官雲珠在建國西路的公寓裡，一到四層樓道的牆壁上，全是她的大字報，工廠、學校、街道的抄家隊一撥撥地來。一開始，她還能在家養病，後來只能拖著綿軟的身體到廠裡接受訓問，回家還要寫交代材料。她最後的歲月，親人、愛人和三個孩子都沒在身邊，留下的只有眾說紛紜的傳聞野史。
1968年11月23日凌晨，上官雲珠從自家窗口跳了下去。她落在樓下小菜場的一個大菜筐裡，當時還有意識，向圍上來的人說家裡的門牌號碼，等到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到醫院，已經沒救了。
1969年1月，在山西插隊的韋然接到姐姐姚姚的來信，讓他回上海一趟。他坐了兩天兩夜火車，幾乎站到了上海。姐姐一見他，抱住他就哭了。
後事是姚姚的男友幫忙處理的。一週後，韋然把姐姐送上開往安徽溧陽農場的汽車，自己買票回了山西。
相比上官雲珠的決絕，程述堯始終逆來順受地面對一切打擊。被打倒後，他做過拿著手電、帶觀眾進場的領票員，還做過“跑片”，每天騎著摩托車，到各個影院送拷貝。逢到休息天，他就在家看書喝茶，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自娛自樂。有時從肉攤上搞到一些豬內臟，吳嫣就想辦法做成一鍋“全家福”。還有一次，他們用羊板油來煉黃油，抹在麵包上，吃得很香。
“每天晚上睡覺前，我爸會很開心地說一聲——這麼一天又過去了，平安無事去睡覺。”
倖存者
1975年，韋然回到上海，在街道里弄挖防空洞。他和姐姐約定好，以後要一起面對困難，相依為命。
半年後，他被分配到上海感光膠片廠，姚姚的工作也有了著落，即將到浙江歌舞團開始新生活。離開上海的前一天，她騎著自行車出門，路過南京西路時，雨衣被一輛卡車的鉤子掛住，人被捲入車輪下，當場殞命。
1977年，程述堯從徐匯劇場調到了日暉電影院。“那是一個正在重建的電影院，工地上弄來一輛破舊的公交車，每天晚上，我爸就住在車上，值夜班看守工地。”韋然下了班，就騎車跑到工地，和爸爸聊一會兒。雨季的工地一片泥濘，夜幕中只有車廂窗口透出一點燈光，“像一灣漁火在角落裡閃爍”。
姐姐死後，韋然就生出了離開上海的心思，改名換姓，幾經周折，終於回到了北京。
1993年，程述堯去世，兩年後，吳嫣的生命也走到終點。韋然把他們的骨灰送到了蘇州上方山公墓安葬。墓地是老兩口自己選的，墓碑上的照片也是生前拍好的，女在左，男居右。墓園的師傅告訴他，照片排列的順序，是兩個老人當場剪刀石頭布定下的。他後來為父親寫了一本傳記，書名“帶雨雲埋一半山”，出自辛棄疾的《鷓鴣天·送別》，還為吳嫣寫了一個小傳，附在書後。
1998年，上官雲珠逝世30週年，韋然寫了第一篇關於媽媽的文章。4年後，他回到上海。導演吳貽弓想拍一部關於上官雲珠的電影，那幾年，他們一起走訪了很多健在的老影人，看上官雲珠住過的各處房子，“怕之後被拆掉，還帶著劇組先拍下來”。
後來吳貽弓患了癌症，電影沒拍成，那些老房子倒是一直保存完好，“這一點上海比北京強，有一些街區、建築是永遠不改的”。韋然有時路過母親和姐姐當年住過的地方，會停下來為那些房子照一張相。
作家陳丹燕有一本書就叫《永不拓寬的街道》。她寫了上海的18條街道，“淮海中路”那一篇，寫的是韋然。
在寫作關於姚姚故事的《上海的紅顏遺事》時，陳丹燕和韋然進行過很多次長談。韋然對她說，我活下來，就是為了把他們的故事說出來。“要是我這樣普通的人不做這樣的努力，普通人的歷史就會被永遠淹沒。”至於個人在回憶中的痛苦和煎熬，他說，“我可以承受”。
“倖存者的責任，就是與忘卻做天長日久的鬥爭，他們和紀念碑一樣，永無輕鬆的可能。”陳丹燕寫道。
2001年，韋然在上海青浦福壽園為上官雲珠做了一個衣冠冢。在她周圍，都是生前的同事好友，金焰、沈浮、張瑞芳、魏鶴齡、桑弧、謝晉、顧也魯……他去祭掃時，常常發現媽媽的墓前放著一枝花。
墓碑是他設計的，請人照上官雲珠的照片做了一座浮雕，下面只寫了生卒年，沒有文字。碑頂不是平整的，打了一層毛茬，像一塊被割斷的石頭。
“就好像她的人生，”韋然說，“是一塊斷碑，沒有看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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