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枪口抗高一寸”的说法来源于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德统一之后的一个审判故事，故事真伪似乎存疑；但故事揭示的观念则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即主动作恶与被动作恶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有遇到像故事中的那位东德士兵“必须执行上级命令，开枪射杀企图偷越柏林墙的同胞”那样类似的处境。比如你作为一名警察，有可能被要求去抓捕有冤屈的好人；或者被命令训诫如李文亮医生一样的“吹哨人”。又比如，你的工作可能就是拆迁，老板让你执行强拆任务。还比如你是一名媒体工作者，领导安排你撰写内容不真实的“宣传稿”。又或者你是一名出版社编辑，被“光荣”选入担任有可能成为历史笑柄的图书编辑工作等等。
我们是不折不扣、甚至积极地“射杀”同胞呢，还是“枪口抬高一寸”，放人一条生路？当然故事里那位德国士兵是执行了上级命令杀了自己的同胞，并被法庭以蓄意杀人罪而被判了三年半徒刑的。如果他是如法官所阐释的那样“枪口抬一寸”的话，相信是可以被判无罪的。
说到我们每个人的境遇情况，其实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一生不遇到受自己良心拷问的是否“枪口抬高一寸”的艰难问题。前些天与朋友户外登山，就聊到这样的类似问题。朋友是一位大公司的中层领导，近几年来他的上级经常要求召集一些华而不实、甚至是可笑的表态或总结会议，并且要求人人过关，让他不胜其烦。他对付方法就是，将那些空虚无聊的会议，想法设法变成业务的交流会；至硬性要求的汇报材料，则能推则推，推不掉就专门安排一个人代表部门写，不搞人人过关。我开玩笑说，他的做法就是“抢口抬高一寸”。
回到上面我们说到的情况：假如一名警察必须去抓捕审讯蒙冤的好人，他的“抢口抬高一寸”的做法，就是不必像对真正犯罪嫌疑人那样毫不留情地严厉对待，长时间熬夜审问了；而应当和颜悦色、耐心交流，能提供方便尽量提供方便；如果能帮助洗冤则应当去做。假如一名拆迁公司的工人，必须去执行强拆任务，那也不能去当打手、施暴力、冲锋在前；他也应当采取“抢口抬高一寸”做法，如能逃避就逃避，不能逃避就消极等待和拖延；不能拖延就往后闪。至于媒体记者，他“抢口抬高一寸”就更有必要了，切切不能不问新闻来源、不问新闻真实性、不管发布出来之后给自己带来的是耻辱还是荣光。
至于出版社编辑，作为从业大半生的老编辑，我自己更有切身体会。我不能说自己以前策划的选题、编过的书、审过的稿，都是可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好作品，平庸之作、交差之作，应该是不少的。但我自己心中有个底线，就是凡要署自己名字的书，不能够让自己的良心过不去，也就是说至少不能引人向恶。而对于推不掉的书，或自己不愿意去“帮闲”的书，能不做就不做，能不自己做就不自己做，实行“退避三舍”之策。我讲这些，也算是自己的“抢口抬高一寸”之经验吧。自己心中最尊敬的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年轻时他曾经受上级之命担任书刊质量审查员的工作。那个时候，大量的好书和优秀作品，特别是国外作品，被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毒草”。而沈昌文先生，对于那些作品的审查，标准放得很宽。他曾经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这本书嘛，内容确实不怎么好，可也不坏。而不坏的书就意味着可以放行了。可以说，沈公是一位真正的善于拿捏如何“抢口抬高一寸”的大师，值得今天的出版工作者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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