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於益美傳媒 ，作者益美君
就在昨天，與新冠肺炎鏖戰58天的李蘭娟院士，隨浙江醫療隊1000多人正式撤離武漢，凱旋歸來！
在迎接返浙醫療隊的隊伍中，有一位身份特別的老人，雖然和其他人一樣撐著傘在等待，但從他的雙眼中流露出的，是跟旁人截然不同的期許。
他笑著說：“要給李蘭娟院士一個驚喜，想到馬上就能見到她，感覺非常高興和激動！”
果然，李蘭娟院士一下飛機，在人群中一眼便看到了他。驚喜之餘，他們的手早已經緊緊地握在一起。
這位老人，就是李蘭娟院士的先生，鄭樹森院士！
隨後，在鄭樹森院士的陪伴下，李蘭娟院士笑著對在場所有人說：
“大家都安全地回來了，我們與武漢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時時刻刻掛念著武漢。”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們每個人夢寐以求的愛情，不就是眼前的這對老人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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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校園戀情到朝夕共處
相伴45年從未吵架
李蘭娟出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個農村，家境貧寒的她自幼便熱愛醫學並且成績優異。
被保送到初中後，家裡已經承擔不起她上學需要的費用，李蘭娟無奈之下向老師提出輟學。
但老師當然不會讓這樣一位優秀的孩子輟學，便向學校申請了獎學金，李蘭娟才得以讀完初中。
3年後，李蘭娟花光了本就不多的生活費，開始自學針灸方面的知識。
讀完高中，她便回到家鄉，一邊代課，一邊開始為鄉親們針灸治病。
為了把買藥材的錢省下來，李蘭娟自己翻看書籍，上山採藥，半年多時間認識了幾十種藥材。
接下來的兩年，她為全村1300多人看過病，憑藉著自己對醫學的熱愛和精湛的技藝，她也以“赤腳醫生”的身份被推薦到浙江醫科大學讀書。
也是在這所大學裡，她邂逅了將會和自己相濡以沫下半生的鄭樹森。
鄭樹森在幼年時期就埋下了一顆從醫的種子。
在上學時，聞著藥香走進一家中藥鋪，看到中醫為病人把脈、開藥，立刻就被吸引了。那時起，他就立志要成為一名醫生。
李蘭娟與鄭樹森相戀後，兩個人沒有太多的娛樂活動，雖然在同一家醫院工作，但一天中唯一可以說說話的時間，就是起床後到抵達醫院前的這一小會兒。
“經常是他在臺上做手術，我在實驗室討論問題，弄到半夜一兩點是常事。”
甚至連新婚這種大喜的日子也是簡簡單單，和親戚朋友吃了頓飯而已。
婚後，兩個人的生活依舊如此。
不過，跟其他夫妻不同的是，李蘭娟和鄭樹森幾乎不談論家庭瑣事，兩個人的話題也通常是“病人”、“報告”、“手術”之類。
雖然沒有你儂我儂、嘻笑打鬧，但這對夫婦的婚姻生活卻不乏幸福。
新婚當天，鄭樹森的父親生病。已經成為妻子的李蘭娟主動提出陪鄭樹森回家看望父親，兩個人就帶著鋪蓋在火車站睡了一夜。當時條件雖然艱苦，兩個人的內心卻很甜蜜。
後來，鄭樹森去香港讀博，不巧公公患上重病。李蘭娟擔心丈夫分心便沒有告訴他實情，自己悄悄跑回去，在公公身邊精心照料了整整一週時間，並且親自為打針掛水、觀察病情，直到徹底康復才放心離開。
同樣，李蘭娟的母親在90高齡時兩次骨折，鄭樹森從制定方案到實施手術都是親自出馬。
鄭樹森說：“我們幾乎從不吵架，晚上工作到再晚，他也會等妻子一起回家。”
夫妻之間最理想的狀態是什麼時，李蘭娟用四個詞語回答我們：
志同道合、互相關心；
彼此支持、相互理解。
歲月縱然漫長，但志趣相投讓彼此傾慕，比任何情話都來得踏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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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送妻子上戰場的勇氣
來自於勢均力敵的愛情
2003年，非典爆發。當時正在擔任浙江省衛生廳廳長的李蘭娟責無旁貸，立即著手研究應對措施。
在浙江出現第一例確診的SARS病例後，當天早晨5點，李蘭娟便向社會公佈了這一消息。
隨後，立刻對密切接觸病人的1000多人進行了就地隔離。突然隔離這麼多人，社會上難免有些輿論，其中不少是責難。
接下來的48小時內，李蘭娟來領攻關小組成功培養和分離出 SARS 病毒，完成全基因序列測定，研製出特異性檢測 SARS 病毒基因的實時熒光核酸擴增診斷試劑。
這是鄭樹森第一次送李蘭娟去抗擊疫情的前線。
2013年，我國長三角地區出現 H7N9禽流感。李蘭娟帶領團隊研究發現，82%的患者都有活禽市場暴露史。
隨即，李蘭娟深入患者和活禽市場進行研究，確認了活禽市場就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病毒來源，並且該病毒是從禽向人傳播的。
封閉活禽市場，可以直接減少感染H7N9病毒的風險。
果不其然，封閉活禽市場以後，疫情迅速得到控制，遏制了病毒向全國範圍播散，減少了經濟損失。
這是鄭樹森第二次送李蘭娟去抗擊疫情的前線。
2020年的春節，新冠肺炎爆發，73歲的李蘭娟再次奔赴戰疫前線。
大年三十，第三次送妻子去戰役前線的鄭樹森走進廚房，燒了一桌子菜。
要知道，兩位院士每年都要從年初忙到年末，只有年夜飯可以由李蘭娟親自掌勺，而鄭樹森也終於可以吃上妻子做的飯。
李蘭娟當天發了一條朋友圈，配圖是鄭樹森在廚房做飯的身影。“今天我輕鬆了，可以不燒年夜飯，由鄭院士替代，手術刀改廚刀。”
同為從醫者，鄭樹森知道李蘭娟對醫學事業的態度，所以三次送她上戰場的勇氣不是每一位丈夫都有的。
但鄭樹森敢，不僅僅是對李蘭娟的信任，更是因為他們勢均力敵的愛情。
1980年，經過鄭樹森和相關專家的不懈努力，以肝移植為首的器官移植手術，存活率提高了近三倍。
1996年，李蘭娟及其團隊經過十餘年的探索試驗，終於完成了“李氏人工肝支持系統（Li-ALS）”，使急性、亞急性重型肝炎治癒好轉率從11.9%提高到78.9%，開闢了重型肝衰竭治療新途徑。
1991年，鄭樹森作為第一助手參與首例人體原位肝移植獲得成功，列為當年十大新聞之一。
2007年，鄭樹森為出生僅106天的先天性膽道閉鎖患兒實施親體肝移植，刷新中國大陸年齡最小兒童親體肝移植記錄。
2013年3月，以李蘭娟為首的中國科學家在 H7N9禽流感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且相關論文也在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發表 。
截止至2020年，鄭樹森主刀施行肝移植860餘例，其中活體肝移植150餘例，良性肝病受者術後一年生存率為95.2%，達國際先進水平。
2001年，鄭樹森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17鄭樹森年當選為法國國家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
2005年，李蘭娟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隸屬於醫藥衛生學部（感染性疾病與傳染病學）。
這些，應該就是鄭樹森院士三次送妻子上戰場的勇氣。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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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常在家
卻為兒子犧牲了太多
兩位院士的兒子鄭傑出生後，他們的重心沒有太多改變，所以帶孩子的任務，就交給了李蘭娟的母親。
鄭傑的童年印象裡，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來自來自外婆的“李蘭娟不在家”。
儘管在家的時間不多，但李蘭娟“今日事今日畢”的行為準則卻一直影響著鄭傑。就算他從小到大都成績優異，李蘭娟依舊對兒子的要求極其嚴格。
後來，鄭樹森去香港讀博士後，全家人的生活開銷都由李蘭娟一個人來承擔。公公生病的那段時間，她也是帶著兩個兒子去照顧。
因為相對不善言辭，李蘭娟對孩子的教育也通常是以身作則。
不僅是鄭樹森不斷求學的堅強後盾，李蘭娟在求學進取方面也一直很努力，直到當上院士也沒有放棄，這種對職業的進取心一直鼓舞著鄭傑。
“這是一種拼搏精神，我後來才慢慢感受到。因為他們幾乎沒有娛樂時間。我父親當上院士後，偶爾看看電視，也會被我母親督促去看論文。”鄭傑說。
2月1日，目送母親出征的鄭傑把不捨藏在心中，淡定地說：“我們雖然擔心，但更多的是相信。她做事有一股‘倔’勁，這個時候誰也攔不住她，而且祖國確實需要她，所以我們只能在後面默默地支持她。”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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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只想當個好醫生
他只想救更多的人
1月22日，李蘭娟團隊提出武漢必須嚴格封城，次日10時，武漢全城封閉。
正值春運，讓一個交通重地封城是極其危險的，其造成的影響無論好壞都將不可逆轉。倘若再出現什麼閃失，來自社會和網絡的輿論將會把一個人徹底壓垮。
但李蘭娟堅定地回答：“因為疫情已到刻不容緩的程度，只有嚴格控制傳染源，才能不讓傳染病發生大流行。”
李蘭娟的回答讓我們知道，她不在乎決策失敗的後果。在她身上嚴謹縝密的學術氣質和談及疫情時殺伐果斷的語氣，足以讓眾人明白這個決
策的重要性。
事實也證明，武漢封城，有效的抑制了疫情的更大規模擴散。
當問及為什麼選擇醫生這個職業的時候，李蘭娟回答說：
每個人的追求不一樣，這輩子我選擇做醫生，我覺得很有價值。
能夠救死扶傷，能夠減輕病人的痛苦，能夠挽救病人的生命，對病人、對我們來講都是很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我願意這輩子做一個好醫生。
但是要做好一件事是需要花時間的，要有奮鬥、有奉獻，要通過艱苦的努力，才能夠辦成功一件事情。
所以只要是工作的需要、搶救病人的需要，我可以捨棄其他為之奮鬥。
作為醫生來講，救死扶傷是我們天生的職責，尤其是我們傳染科的醫生，這麼大的疫情一來，我們有責任挽救每一個病人的生命。
我覺得人生就是要做事情，多做一點好事，做一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情，人生才是有價值的。
鄭樹森院士也在採訪中說：
要做有道德的醫生，用我最好的年華，最好的技術去挽救患者。
我在體力還好的時候，用我這一雙靈巧的手，能夠救活多少人。
把它做好，我想這個意義是很大的。
所謂“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大抵就是如此吧。
李蘭娟院士行醫救人幾十載，本該飴含抱孫的年紀，卻毅然決然地奔赴在抗疫一線堅守使命。
鄭樹森院士作為另一半守護在後方，看好這個家，讓她在前線心無旁騖，更有力量。
最後，想起畢淑敏說的一句話：
也許，我們的身體老了，每況愈下，但我們牽著愛人的手，慢慢老去，旅途就不再孤獨；
也許我們是平凡和微渺的，但我們竭盡力量做著自己喜歡的事，心中便充溢著溫暖和安寧。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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