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当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全球都处在动荡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未来10年，我国还有哪些经济红利？以下是中国经济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对中国未来的分析。

中国经济国际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

01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红利

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工商产业领域引进的外资企业资产几乎等于全部工商产业资产的30%。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量占整个中国进出口总量的50%。但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度不够，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只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的百分之一点多。我们在三个方面的开放度有限：

首先，外资不能办某些类别的金融企业或展开某些新业务。

其次，还有股权比例的限制。

再次，还有的营业范围不能做。由于限制过多，一些外资银行的功能，跟一个办事处也没有多大区别。

中央高度重视这件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64条具体的开放性规则。其中有24条是关于市场准入的，有11条是关于股权比的，有29条是关于经营范围的。

相信今后几年会有一波非常热闹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潮流，有可能一年带进来几十上百亿美元。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还会带来金融企业管理的经验、金融产品开放的技术和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路径，倒逼中资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做强做大、更好地发展。

02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红利

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从1979年的2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4.62万亿美元，顺差3518亿美元。但是我们在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潜力，目前一年75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逆差3000亿美元。

首先，服务贸易每100亿营业额，有70%左右能形成增加值；货物贸易100亿营业额，只有25%左右能形成增加值。我们服务贸易加货物贸易一共是5万亿美元，顺差只有500亿美元。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逆差加起来一共7000亿美元。我们就占了3000亿约40%，逆差过大，我们还是亏的。

其次，我们现在2000多亿美元的服务贸易出口，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缺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密集的品种。

再次，货物贸易运行过程中的服务贸易业务，比如保险、清算结算、物流，大部分被境外企业做了。缺少自由贸易的制度安排。

改革与开放从来都是相伴而生，服务贸易的开放是衡量开放度的晴雨表。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上，今后十年真正的动力红利、体现高质量高效益要求的内容，就在服务贸易。

03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红利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是瓶颈，首要问题是户籍问题。目前中国有近3亿农民工，由于不能落户城区，使得这3亿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减少一半。与我国城市职工一般60岁退休不同，农民工一般干到45岁左右，他本来可以干到60岁，现在只到45岁，少了15年，少了15年就等于就业工龄少1/3。农民工有两个月探亲假期，这两个月回家相当于一年的1/6。1/3+1/6=1/2，农民工的“工作寿命”因为是农民工状态而不是城镇户籍状态，大体减少一半。换言之就是3亿人减少一半。所以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改善农民工待遇的问题，同样也是生产力问题，是人口红利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做好农民工的城市化户籍制度，就能赢得未来的主动发力。哪怕这个城市现在有1500万人，里边有900万农民工，如果农民工10年不能落户，可能10年以后就有500万人被别的地区吸收了，从超级大城市变成第二等级的城市。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个有重大红利的措施，我们要着力落实。

04降低运输成本的红利

中国货物运输总量占GDP的比重是15%，美国、欧洲都在7%，日本只有百分之五点几。我们比其他国家额外多了几万亿的运输成本，是全球最高的。

中国交通运输的物流成本高，相当大的部分是管理体制造成的。由于我们的管理、软件、系统协调性、无缝对接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各种物流成本过高。

举个例子。2018年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3.1万公里。这些铁路花掉近10万亿的资金，却只运输了中国全部货物的6%。其余的94%，汽车大体上运了84%-85%，飞机、轮船、管道运输也运一些。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因为把货物转到火车上很麻烦。算一笔账，汽车运输成本是火车的3倍，各地开发区公共设施“七通一平”中，很少铁路通。

事实上，只要一个企业有几十亿产值，火车就要开到厂里去。现在的企业货物运输，全靠卡车拉，这些都是不经济的。

建议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如果都把这方面问题梳理一下，衔接一下，就可以起到有效降成本的作用。哪怕在现有基础上下降3%-4%的占比，就省了3万亿-4万亿。

05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的红利

由于城市用地的集约性，一个农民在农村的宅基地等建设性用地平均为250平方米，在城里的建设性用地平均为100平方米。

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乡的变迁，人口集聚到城里，使得农村耕地数量相对增加，所以没有出现耕地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的农民两头占地，农民到城里来，他在农村的宅基地还是留着的，宏观上城乡资源没有流动，没有配置。这不仅造成耕地短缺，也导致了住宅用地少，土地供应成本高，整个城市的房价也就会高。

1亿户家庭大概7000多万亩宅基地，如果有一半实现了城乡之间增减挂钩的转换，就是3500万亩。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守住了国家法律规定的三个红线：

第一，不能把集体所有权变成私有权。

第二，守住耕地红线，把宅基地变成耕地，把耕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形成平衡。

第三，维护农民的利益。“三个有利”形成有效周转，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6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红利

公积金是社会公共福利系统的阶段性产物，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国家环境。

1990年代初，我国房地产还没有市场化，当时上海学习新加坡住房公积金经验，为买房的人提供低息贷款。这在当时还没有银行按揭的时候有其积极意义。但自1995年起，商业银行开始提供房地产按揭贷款。当商品房市场循环已经形成的时候，公积金最初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

我国企事业单位现行五险一金综合费率达55%，已是世界之最。其中公积金为12%，一年1万多亿，目前已经累计达到14.6万亿的规模。

目前的公积金体系运行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覆盖面不广，缺乏公平性。二是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企业必须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法律刚性要求对广大尚未执行公积金政策的中小企业形成了隐性的合规成本。三是存在投资收益低、运营高消耗等问题。这需要我们找到更有效的路径，建立新的、替代式的“资金循环”。

建议改革公积金制度，代之以建立新的年金体系。

一是将现有已累积起来的14.6万亿的公积金直接转化成企业年金，并拓宽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机制和通道，确保公民已缴存公积金的收益只增不减。

二是对已经发生的公积金贷款，可以按照一定利率优惠政策转化为商业贷款，由商业银行或住房银行按照差别化利率原则继续执行。

三是将企业原本为职工缴纳的6%公积金转变为企业给职工缴纳的6%企业年金，而职工个人的6%年金并不强制缴纳。

四是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制度，提高普惠性。经过平滑转移，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创造更大的价值。

07健全企业年金制度的红利

一直以来，长期资本短缺、机构投资较少的问题制约着我国资本市场，根源在于一些基础性制度缺陷。从国际经验看，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应该以保险资金特别是养老保险资金为主。

养老保险资金从体系上说有三类：

第一类是政府收的养老金；

第二类是商业性的养老保险或健康险；

第三类就是企业年金。

建议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健全推广企业年金。这样就可以为市场引入长期资本。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08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红利

资本投资公司和资本运营公司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区别：资本运营公司，往往有资本无债务，总资产等于总资本；而资本投资公司可以举债融资。另一方面，资本运营公司对被投资企业而言是财务投资者，不负责不干预具体经营活动；而资本投资公司则要从战略性掌握产业链并实质性地控股一些企业。

2018年，我国企业国有资产资产总额210.4万亿元，负债135万亿元，国有资本权益总额58.7万亿元。建议拿出20万亿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其余交给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些运营公司可以根据被投资企业的效益来决定进退，再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结合起来，有进有出，资本就盘活了。

如果这20万亿的投资每年有个10%，每年就多了2万亿。这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关键一招。

09投融资PPP模式改革的红利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融资的主要方式之一。截至2018年12月31日，在库PPP项目共有8649个、投资额13.1万亿元。

为防范地方融资风险，国家有关部委对PPP项目库进行了清理整顿，2018年后的项目数量大幅减少。如何有效释放PPP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巨大效能，也是“十四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键是要做到“五种平衡”：

第一，凡市场化收费可以平衡投资的，就完全放开，由市场主体来做；

第二，凡当期收费较低、暂时平衡不了的，就可以通过逐步调价的措施，使项目最终形成投入与产出的大体平衡；

第三，凡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收费的投资项目，要通过政府采购、分期付款的方式，形成长周期的投入产出平衡；

第四，特别大的投资项目，没有条件以采购方式推进运作的，政府就应配置土地等相应资源使其平衡；

第五，对土地开发整治等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务项目，政府要限定投资者的收益幅度，不能损害公共利益。

推进中，要注意严防“五种问题”：

一是防范“形股实债”的PPP，让政府背上高息债务；

二是防范投资方在实际经营中乱收费，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三是在一个地区要统一相关实施标准，防止同类项目不同标准；

四是防范灰色交易，必须按规范程序操作，确保交易公开、行为规范、程序合法；

五是如果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到项目正常运转时，政府应及时施以援手。

有了这些规矩，PPP项目就能够有效推进。

10结语

以上九条改革措施，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体现。

深化服务贸易领域开放、降低运输成本、大力推进农民工在城镇落户等属于生财型的改革，有利于创造新的财富；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加快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属于聚财型改革，可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企业年金制度、有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深化投融资PPP模式改革属于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可以显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助推高质量发展。

以上九条，来自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战略部署的意图和要点。我们可以开动脑筋，想一些能够起到实效的改革举措，共同努力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黄奇帆：疫情之后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要花两三千亿补短板

扩大公共卫生设施投资，提高供给质量

40年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201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大致各占1/3，但最近5到10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已占GDP的60%左右（2019年），而投资和净出口仅占40%左右。可以肯定，要保持经济长久增长，就必须保持并扩大消费的拉动力。

消费包括个人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总体看，个人消费虽有一定上升空间，但已有限，而政府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却存在巨大潜力。以往，政府基建投资比重较大，但公共设施投资和公共消费比重较低。比如全国医院数量，从1978年的9293个增长到2018年的33009个，扩大3.55倍，但同期GDP增长240倍。二者增幅落差明显，这说明我国公共卫生投资明显不足。2018年，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

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社会服务平衡。

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提质投资”空间巨大

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的原因，中、小城市已有的各级医疗机构设施差别太大，小医院整体上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所以老百姓就都往大医院跑了。

我们对比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即使是小医院，配备的设施也是和大医院一样的。所以对各个城市医疗防疫系统的补全以及高质量设备的投资，就是公共设施消费的具体内容，政府投入的每一台设备也就变成了方便民众的公共服务设施。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另外，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现在很多医院，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一般医院里的编外的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也就是说一座医院里面医护人员三分之二是编内的、三分之一是编外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增加十万、二十万个编制，让这些编外的医生护士进入编内呢？

进入编内，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但事实上，这一方面是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投资；另外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有一个杠杆效应，要知道医护人员并不是完全吃皇粮的，现在的医生在医院里面给人看病，政府在编制上的投入往往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五分之一，所以从总体上看，政府这个编制投入是理所应当的公共投入，更何况它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如果我们健全体系、扩大编制，通过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14亿中国人医生护士不足的现象，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消费，比基础设施投资更高效率地带动了GDP增长。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通过政府投入让卫生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8000万人，将会极大推动我国未来GDP的提升。

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

虽然国家现在也有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机构，但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三个概念你可以说每个常规医院里都可以有，但是常规医院毕竟是常规医院，它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大量感染人员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比如空调、排污等，没有办法控制传染，也就没办法收治传染病人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

就像是上海黄浦江的防洪大堤，我们必须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你就得把百年一遇的事情当做现实的事情，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

这个概念就和我们花了几千亿元去做环保、绿化、保护生态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急功近利去看当前的投入产出比的，也不是说你有了这个系统就希望每年来一次瘟疫来让它发挥伟大作用。而是要长远看到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一个国家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的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不能完全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来建设，而是要依靠国家、城市的公共投资来建设。因为公共消费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该做的，尤其是今年更是如此。

美国的这套系统是直属总统管理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事情汇报，是直接向总统的卫生安全委员会汇报、并报给总统的，它已经跳出了常规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是一套独立的体系。所以，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了应急防疫问题，从一个县到一个地市、到一个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就启动了。就像是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的话，几个层次一报就报到国务院的应急办去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急响应体系，就是层层拉警报、层层预警的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的预案与落实措施；第二个层面是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比如那些隔离病房，可以10000张床位集中放在几个定点医院，也可以各个医院都分散有一些。这样，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第三个层面是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现疫情，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民用设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包括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通过广泛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有预案、有准备的。

这个公共卫生与防疫系统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者哪一家三甲医院，兼顾着就可以建设起来的。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跟医院本身的基本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由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笔投资对政府来说各方面都是值得的，具有长远的投资回报。

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从湖北省的疫情中不难看到，公共卫生防疫人才是多么短缺，黄冈市一个外行的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解决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三千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学比重很低，仅有80余家。但这些公共卫生学院往往重预防、轻应急。一旦涉及到应急防疫，就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所以各所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该做大调整，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

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悉即使是清华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只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很多双一流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

所以第一个建议，就是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要有专门的投资来建设这种类型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样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个建议是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学院与公共卫生大学，要打开大门、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一切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不要格局太小，而是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破除阴谋论，真正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与防疫领域的引领作用。

此外，对其他现有的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要进行梳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研究的体系性、针对性，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现有的很多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还没能真正发挥作用、研究水平比较低。政府所建立的新型研究机构要不仅仅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计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的比重

这次新冠疫情应该是给我们各级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善莫大焉。

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这个短板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不亏的，我们前面专门讨论了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万民之心、牵动全球经济，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重中之重还是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打赢这场防疫保卫战，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政策的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用5—10年时间投入几千亿元来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是非常值得的。通过该体系做到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今后再在中国出现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破坏力巨大的传染病的流行。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在住、行方面的政府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要在卫生、防疫这类的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的时候了。中国有制度的先进性，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从容应对各种疫情，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黄奇帆：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

国家高度重视此次防疫工作，成立了由李克强总理任组长的中央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多次对防控疫情做出重要指示。自2020年1月20日起，中央政府建立起来的防控疫情体系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在如此巨大公共卫生灾难面前的应对能力、大国担当。目前防控疫情战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严防死守的管控模式正在发生效果，虽然感染数量还在上升，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能够率领全国人民救感染民众于水火、彻底战胜疫情。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大的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现有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存在系统性的问题呢？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湖北武汉的疫情应对已经提出了大量意见和建议，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大疫当前，也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

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1978年中国GDP是3679亿元，2018年达到90万亿元。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就是不断释放各种消费，高度重视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在2010年，消费拉动、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的贡献率。最近5~10年，中国经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消费拉动快速增长，到2019年消费拉动已经占GDP的60%左右，出口和投资占了另外的40%。

如果要进一步保持国家经济的长久增长，形成新的增长动能，就必须要继续保持或扩大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消费拉动经济发展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公共消费两部分，个人消费虽然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但增长空间的比重不大，有巨大潜力的是政府的公共消费。以往的政府投资在基础设施领域占比比较大，公共设施投资和消费比重不足。

公共消费包含教育、卫生和文化等方面，政府在这方面的投资比重往往比较低。以医院为例，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倍。在这四十年GDP增长240倍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卫生方面的投资就显得很不够了，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

所以，疫情之后，国家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投资。这里有个概念，如果政府财政拿1000亿元投资在高速公路、铁路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上面，这1000亿元转化为当年的GDP一般最多只有30%左右；但是如果这1000亿元投资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及其设施上面，其转化出来的GDP可以达到60%~70%。就这个意义而言，同样的财政投入，如果投入到公共卫生领域，对GDP的拉动反而更好。同时，它还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形成社会服务的平衡。

为此，政府财政应该把原有投向基础设施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里面来，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用这一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中国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整体质量提升的投资空间巨大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我国现在的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除了北上广深杭等医疗设施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以外，整体上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配置都不到位，中等城市、小城市各级医疗机构的配置也很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为什么大城市的大医院忙得不得了呢？实际原因是整个城市的医疗资源设立不齐全、不合理，已有的各级医疗机构设施差别太大，小医院的设施太差，所以老百姓就都往大医院跑了。

我们对比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即使是小医院，配备的设施也是和大医院一样的。所以对各个城市医疗防疫系统的补全以及高质量设备的投资，就是公共设施消费的具体内容，政府投入的每一台设备也就变成了方便民众的公共服务设施。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另外，除了硬件配置不到位以外，医护人员的配置也远远不够。现在很多医院，医生和护士普遍缺员，一般医院里的编外的医生和护士相当于编内的50%，也就是说一座医院里面医护人员三分之二是编内的、三分之一是编外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增加十万、二十万个编制，让这些编外的医生护士进入编内呢？

进入编内，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的，但事实上，这一方面是我所说的扩大政府公共卫生消费投资；另外一方面，政府给予的编制补贴，是有一个杠杆效应的，现在的医生在医院里面给人看病，政府在编制上的投入往往只占医院实际收入的五分之一，所以从总体上看，政府这个编制投入是理所应当的公共投入，更何况它还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如果我们健全体系、扩大编制，通过财政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不仅可以大大缓解14亿中国人医生护士不足的现象，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消费，比基础设施投资更高效率地带动了GDP增长。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通过政府投入让卫生人员总数达到6000万~8000万人，将会极大推动我国未来GDP的提升。

预防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立是百年大计，具有长远投资效益

虽然国家现在也有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机构，但从社会系统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各个城市目前都还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管理体系。这三个概念你可以说每个常规医院里都可以有，但是常规医院毕竟是常规医院，它往往不具备控制传染的基础设施。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现在的新冠肺炎，大量感染人员常规医院无法收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设施，比如空调、排污等，没有办法控制传染，也就没办法收治传染病人了。

所以一个国家、一座城市需要一个独立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包括按照收治传染病标准来设置的具有足够床位数的各种医院，也包括与控制传染相关的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投资很多人看起来，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可能有一些设施我们十年都不会用。但对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来说，有了这些设施就能够避免百年一遇的对城市毁灭性的打击。

就像是上海黄浦江的防洪大堤，我们必须要按300年一遇、500年一遇的洪水标准来建，否则一旦真有了大洪水，是数以千万计的老百姓的生死问题。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就是要做到防患于未然，你就得把百年一遇的事情当做现实的事情，把这套系统高质量建设好，搞好以后宁可有部分闲置浪费，比如花掉了1000亿元，它的折旧利息都很高，但这是社会整体运营质量的提高，是社会公共保障能力的提升。

这个概念就和我们花了几千亿元去做环保、绿化、保护生态是一个道理，不能急功近利去看当前的投入产出比，而是要长远看到这个体系的投资效益，它是一个国家面对巨大公共卫生灾害时的强有力的保障。作为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个系统，当然不能完全靠市场、靠民间、靠企业来建设，而是要依靠国家、城市的公共投资来建设。因为公共消费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该做的，尤其是今年更是如此。

美国的这套系统是直属总统管理的，公共卫生系统有事情汇报，是直接向总统的卫生安全委员会汇报、并报给总统的，它已经跳出了常规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是一套独立的体系。中国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应急组织体系，一旦出了应急防疫问题，从一个县到一个地市、到一个省、直到整个国家的紧急防疫应对系统就启动了。就像是国家的灾害委员会，一旦出事的话，几个层次一报就报到国务院的应急办去了。所以国家的公共卫生防疫系统也应该直接上升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和各级政府主导投资建立。

整套公共卫生防疫系统具有一套独立的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应急响应体系，就是层层拉警报、层层预警的报告制度和紧急行动的预案与落实措施；第二个层面是用于防疫的物理设施的管理与使用方式，比如那些隔离病房，可以10000张床位集中放在几个定点医院，也可以各个医院都分散有一些。这样，一旦有疫情发生，病人可以马上得到集中隔离，避免扩散传染；第三个层面是疫情时期的紧急征用机制，一座城市一旦出现疫情，就相当于进入战时状态，一些民用设施可以被政府按照预案征用，包括酒店宾馆、体育场馆、展览馆、房产商闲置的房产等，用于隔离大量疑似、密切接触的人群，通过广泛隔离人群，来控制传染源。这三个层面都不能是临时决策，而是有预案、有准备的。

这个公共卫生与防疫系统不是每个城市的卫生局、或者哪一家三甲医院，兼顾着就可以建设起来的。这个系统是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战备”职能，跟医院本身的基本诉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由中央统筹规划、各级政府投资建设。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这笔投资对政府来说各方面都是值得的，具有长远的投资回报。

国家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的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工作

从湖北省的疫情中不难看到，公共卫生防疫人才是多么短缺，黄冈市一个外行的卫健委主任被火线撤职，从一个点上说明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不足的问题，解决问题最长远有效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三千多个大专院校的学科设置中设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设立公共卫生学院的大学比重很低，仅有80余家。但这些公共卫生学院往往重预防、轻应急。一旦涉及到应急防疫，就涉及到文、理、医、工、经的融合，涉及政治、经济、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的交叉，所以各所现有公共卫生学院的课程设置应该做大调整，重视应急防疫方面的教育。

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的培养一定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要鼓励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尤其是传统的文理工科强校，要加强公共卫生学院的建设，据我所知即使是清华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只是在清华大学医学院下设有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很多双一流大学也没有公共卫生学院。

所以我第一个建议，就是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原来的985、211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有医学院校来设置这一专业。财政部要有专门的投资来建设这种类型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样才能快速培养一批既懂得公共卫生，又懂得系统防疫、应急响应的人才队伍。

第二个建议是应该建设一所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比如叫做“中国公共卫生大学”，类似于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大学”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该所大学要教学与科研并重，为国家培养高端的公共卫生与防疫人才，同时集中力量建立公共卫生与防疫的研究体系、实验室体系，汇集全球高端科技人才，承担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前沿研究工作。

建设公共卫生学院与公共卫生大学，要打开大门、加强国际合作，可以跟国际知名机构合资、合作建设整个学院或大学，也可以在一个公共卫生学院里面某个实验室跟国外公共卫生学院或研究机构合作。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开放，一切瘟疫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必须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这方面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破除阴谋论，真正发挥中国在全球公共卫生与防疫领域的引领作用。

此外，对其他现有的公共卫生与防疫研究机构要进行梳理，加强公共卫生、防疫研究的体系性、针对性，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现有的很多研究机构，比如一些病毒所，还没能真正发挥作用、研究水平比较低。政府所建立的新型研究机构不仅仅要研究中国的病毒，也要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病毒，让中国在病毒和防疫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各级政府制定“十四五”计划时，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的比重

这次新冠疫情应该是给我们各级政府上了很重要的一课，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引以为戒，加大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力度，在“十四五”的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善莫大焉。

所以，我建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要意识到补上公共卫生这个短板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是不亏的，我们前面专门讨论了投资公共卫生类基础设施对GDP的高效率拉动作用，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规划合理、落实有力，这个投资将会是中国经济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万民之心、牵动全球经济，这次疫情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重中之重还是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打赢这场防疫保卫战，通过一系列宏观、微观政策的迅速调整尽量避免对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数以万亿计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用5~10年时间投入几千亿元来建立和完善一个国家级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是非常值得的。通过该体系做到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今后再在中国出现非典、新冠肺炎这样破坏力巨大的传染病的流行。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水平上，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在住、行方面的政府投资巨大，现在到了必须要在卫生、防疫这类的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的时候了。中国有制度的先进性，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体系，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建设，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家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从容应对各种疫情，让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作者：黄奇帆，系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重庆市原市长，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建议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 为企业降低12%成本

2月11日，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目前在进一步防控传染的同时，疫情阻击战也开始进入有序恢复生产的阶段。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极度短缺。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三是疫情期间的企业物流运输几乎停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近期建议，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几方面改革，其中一方面改革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是1990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12%的成本。

本文来源：新浪财经，原发于“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作者：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黄奇帆：新冠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复工的几点建议

随着2月10日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防控新冠疫情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全国已经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目前在进一步防控传染的同时，疫情阻击战也开始进入有序恢复生产的阶段。

目前看起来，这次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会比“非典”大很多。2003年“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2 季度，增速比前后两个季度低 1.5 个百分点；客运、旅游、住宿餐饮、零售等行业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投资和外贸所受影响不明显；受人口红利和加入 WTO 双重利好的影响，“非典”的出现并没有中断当时经济的上升趋势。但此次疫情不同，波及范围远超“非典”，几乎涵盖了我国所有经济活跃和发达的省市。从持续时间上来看，以武汉为核心的“新冠”很可能会长于以广州为核心的“非典”。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负面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处于增速下行、艰难转型的关键时期，疫情将导致消费承压、投资不振、财政收入雪上加霜。

疫情发生后，随着武汉封城、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原本预计有望超 4.5 亿人次出游消费的“春节黄金周”变成了“全民防疫周”，酒店、宾馆、影院等消费断崖式下跌，大量中小企业因此而承受重压。

目前，我国旅游业对 GDP 的贡献已经达到 11% 左右，直接和间接从业人数超过 1 个亿。此次如受重创，一方面将拖累整体就业，给全社会就业形势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还将对这几年供给侧改革所培育出来的有利于促进高品质消费的“优质供给”带来冲击，一旦疫情过去，这些供给跟不上，也不利于重启经济循环。此外，随着多国对我国采取封航措施，外贸也将遭受重创。

在这些内外因素作用下，如不采取稳控措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会出现倒闭。更为重要的是，部分较脆弱的制造行业的产业生态，很有可能会被破坏，从而导致更长期的负面影响。

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的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三十年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

所以我们必须像是重视疫情自身一样，高度重视保护产业生态、保护产业链和供应链、保护中小企业，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度过难关。

采取综合措施，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

尽管此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但短期内对制造业、对广大中小企业以及整个经济交易活动水平的冲击不容忽视，应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努力将全年经济增速稳定在 5% 左右。

一是要在管住人流（对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全部集中隔离）的同时，畅通物流。

当前，一些地方为了有效防控疫情蔓延，采取了一些严格措施，但注意不要走极端，不能轻易断路、断航甚至“封城”，影响物流这一国民经济动脉。整个工业制造业包括钢铁、化工、电力、装备制造以及轻工电子的原材料、零部件及其产品销售如因物流跟不上而停下来，不仅损失巨大，还将对整个上下游带来灾难性影响。

二是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因今年情况特殊，可以突破财政赤字不超过 GDP3% 的常规限制，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和对疫情地区进行转移支付。

三是采取适应财政扩张的货币政策。

央行加大购买国债的力度，在2季度疫情缓和后进一步降准降息。

四是对因此次疫情防控而延长的假期实行补工。

为了弥补企业损失，建议允许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对该延长的假期实行适当补工，由员工自行选择在一年内的双休日或其他节假日进行补工。一些地方已经在国务院延长假期决定的基础上再延长若干工作日补工。

五是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因地制宜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措施。

对中小企业实行全面减税降费；对因疫情停工造成的中小企业贷款到期不能还款的予以适当延期；继续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进行风险排查及处置工作，将此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缓冲因股市下跌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

制造业复工、复产，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规定的，但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

一是疫情防控所导致的工人极度短缺。工人返回工厂手续很多，各级政府之担忧确实能理解，复工申请层层批复、复工培训、疫情防控、人员梳理管控，每一个细节都重要，这确实是无奈之举；不过只要手续齐全，效率还是很快的。但是工人依然回不来，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这才是导致复工的第一大难点！二是疫情导致很多产业供应链残缺不全。

目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处于胶着状态，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但是我们能熬多久？国家目前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如何保障员工工资？

就怕疫情没有了，工厂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这比起疫情本身其实更可怕！

对症下药，加快四方面改革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除了现在各级政府所采用的税收等政策以外，建议加快如下几方面改革：

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

如果 3 亿农民工中有 2 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

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 1990 年代初从新加坡学来的，现在我国房地产早已市场化，商业银行已成为提供房贷的主体，住房公积金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将之取消可为企业和职工直接降低 12% 的成本。

三是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并疏通企业年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和机制。

这不仅有利于补充社会养老保险资金，还有利于形成庞大的长期资本供给，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奠定基础。

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

此次疫情将给一些“在线”产业带来重大机遇，也对物流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建议重点提高铁路运输货运量在各类运输方式中的比重，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厂矿企业去，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疫情猛如虎，不仅仅伤人身、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我们必须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也一定能够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的制造业一定能够浴火重生、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本文来源：新浪财经，原发于“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作者：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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