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全國各地生產戰線都在緊鑼密鼓地運轉。作為國內唯一的鈷源生產地，秦山核電基地生產的鈷源正在各地用於醫用物資輻照滅菌。醫用物資採取常規滅菌需要7至14天，而輻照滅菌僅需1天，現代核技術為抗擊疫情發揮了積極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秦山核電基地建設的直接推動者之一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王淦昌。早在20世紀50年代，王淦昌就撰文指出：“原子能應用於和平建設，必定有非常光輝的遠大前途。”
王淦昌1907年出生於江蘇常熟。他尚未成年，父母均已去世，是兄長與外婆等人將他撫養成人。外婆雖不識字，但通情達理，王淦昌回憶：“外婆常對我說，你要像岳飛那樣，胸懷大志，精忠報國。外婆的話我一直記在心裡。”父母雙亡後，家中經濟狀況大不如前，但重視教育的家人還是將王淦昌送去上海浦東中學讀書。大哥王舜昌叮囑他：“目前家境不好，你在外面讀書，一要節儉，不要亂花錢；二要用功讀書。”晚年的王淦昌回憶說：“大哥能讓我去上海讀書，我很領他的情。我也下決心，到中學一定要好好讀書，學好本領。”
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留校工作。1930年，王淦昌又考取江蘇省公費留學項目，前往德國柏林大學攻讀研究生，並獲得博士學位。1934年回國後，王淦昌先後在山東大學、浙江大學任教。1950年，受錢三強夫婦等人邀請，王淦昌調入中國科學院，從事核物理研究。
為了祖國的核科學事業，王淦昌常常顧不上小家，賢惠的妻子吳月琴給予他充分的理解。1956年至1960年，王淦昌作為中國的代表，在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為了照顧王淦昌的生活，吳月琴也來到杜布納。許多中國科學家週末到王淦昌住所做客，大家聚在一起仍不忘討論工作。吳月琴熱情接待他們，並對丈夫說：“可惜我拿不動筆，如果我有文化，把你們的研究活動記下來，寫成一本《充滿客廳的原子味》，該多好啊!”
王淦昌與吳月琴育有5名子女。孩子們童年時覺得爸爸比較嚴厲，如果誰沒有完成當天的作業，就會受到批評。每次王淦昌回家，大家“就趕緊拿本書躲起來”。但子女們成年後都理解了父親，二女兒王韞明在王淦昌去世19年後這樣談起父親：“(他)常用對自己的要求來要求我們，現在想來，‘嚴’何嘗不是愛!父親的‘嚴’讓我們很小就懂得了努力、很早就能自立，這為我們以後的學業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我們姐弟五人儘管各自專業不同，但是大家都很盡力。”
的確，王淦昌並非不疼愛子女，他有自己表達愛的方式。1949年，王韞明與父親一起坐火車從上海回杭州。正值冬季，韞明坐在父親對面，冷得直跺腳。王淦昌當時身穿長袍，便把女兒的雙腳塞進自己的袍子裡焐著，這讓韞明從腳底到心裡都覺得溫暖。20世紀六七十年代，王淦昌夫婦帶著外孫女李末言在四川生活過一段時間。一次，末言腳心長了瘡，附近沒有醫院，王淦昌每天揹著她步行到幾公里外的醫院去換藥。有時候小末言哭鬧著不想去，王淦昌就扮滑稽的鬼臉逗她，讓外孫女“臉上掛著淚水就笑著爬到外公背上去了”。
在生活上，王淦昌總是教育家人要節儉。他對孩子們說：“錢夠花就行了，應當把它們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他去世後，儘管子女們都在學校與科研院所工作，生活並不富裕，但他們秉承王淦昌遺願，從他生前所獲獎金中拿出50萬元，在中國物理學會設立“王淦昌物理獎”，併為家鄉常熟捐款10萬元，用於發展教育事業。
身教勝於言傳。王淦昌生前常因忙於工作、對家庭照顧較少而感到內疚，他曾說：“我在家裡對物理現象的對稱性做得太差。”對於一名立志以身許國、早已放下個人得失的科學家來說，平衡工作與家庭，或許是一個美好卻難以實現的願望。但他那勤奮嚴謹、赤忱報國的精神，不僅感染了身邊的學生、同事與工作人員，也讓家人耳濡目染，深受教益。他們理解王淦昌，並回饋他以家庭的溫暖與真摯的愛。王淦昌百年誕辰時，大女兒王慧明夫婦與二女兒王韞明夫婦共同創作了一組紀念詩，其中一首寫道：“德高望重寓一身，活在人心即永生。太空淦星千秋照，俯瞰神州萬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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