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身國威壯河山，中國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和那樣艱苦的基礎上研製成“兩彈一星”（原子彈、導彈和衛星）,西方人聽到後總感到不可思議，但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都可以理解，這是因為我們的科學家們所表現的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奮鬥、大力協同等科研精神，使我們航空的發展如日中天，也鼓舞著中華兒女不斷向前。
新中國剛剛成立，飽受百年滄桑的她和她的人民們迫切想要再展往日雄風，可是，我們的發展受到多重大山的阻礙：國內日子不好過，百廢待興，光是填飽肚子都是一件為難的事情，臺灣那邊還虎視眈眈的看著我們；國外還有強敵環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時不時就對我們進行核威脅、核訛詐，妄圖在精神上打倒我們……壯大自己的國防力量成了當務之急，放眼世界，唯有自己擁有足夠“硬氣”的核武器，才能讓中國立足於世界各國之間，才能保護自己的國民不再飽受他人欺辱。
研製自己的原子彈成了中國人迫在眉睫的要事，596計劃上馬，眾多科學家雄心壯志的加入了研製隊伍。因為原子彈研發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也是一件需要高度保密的國家密事，參與的人員被要求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兒，做驚天動地事，當隱姓埋名人。而鄧稼先就是在這樣緊迫的時刻，做了一生中的重大抉擇之——加入原子彈研製這一高度保密的工作。
1948年，鄧稼先懷著科學救國的理想，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在普渡大學當研究員，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有人勸他留在美國，但鄧稼先婉言謝絕了。1950年10月，為了實現科技強國的夙願，他懷著一顆報效祖國的赤子之心，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和兩百多位專家學者一起毅然決然的回到國內。
一到北京，鄧稼先與老師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開設了中國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工作的嶄新局面。新中國啟動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尖端科研試驗工程後，鄧稼先參加、組織和領導了我國核武器的研究、設計工作，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鄧稼先懷著以最快速度把事業搞上去的決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傾注到任務中去；首先，他帶著一批剛跨出校們的大學生，日夜挑磚拾瓦搞試驗場地建設，硬是在亂墳裡碾出一條柏油路來，在松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為了當好原子彈設計先行工作的“龍頭”，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
鄧稼先向大家推薦了一攬子的書籍和資料，他認為這些都是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奧秘的嚮導. 由於都是外文書，並且只有一份，鄧稼先只好組織大家閱讀，一人念，大家譯，連夜印刷. 為了解開原子彈的科學之謎，在北京近郊，科學家們決心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研製出我國的“爭氣彈”。
外國有一本書，《比一千顆太陽還亮》。鄧稼先獻身的事業，亮過一千顆太陽！從34歲接到命令研製中國的“大炮仗”以來，他告別妻子和兩個幼小的兒女，隱姓埋名進入戈壁灘。20多年以來，他和他的同事沒有任何人在報刊上佔過巴掌大的版面。他們把自己的姓名和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埋藏在祖國最荒涼最偏僻的地方。人們常常忘記他們，只有當“大炮仗”的衝擊波衝擊各國地震監測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矚目的時候，人們才想起他們的存在……
早先，鄧稼先為人十分開朗，他和妻子許鹿希有一兒一女，回到家中鄧稼先就喜歡和兒女玩耍，但當他決定去做原子彈科研時，為了祖國和人民，儘管捨不得自己心愛的孩子和愛人，但他毅然前去，毫不猶豫。妻子問及工作情況，他一筆帶過，只說要去外地。
一次，航投試驗時出現降落傘事故，原子彈墜地被摔裂。鄧稼先深知十分危險，卻一個人搶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彈碎片拿到手裡仔細檢驗。身為醫學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彈，在鄧稼先回北京時強拉他去檢查。結果發現在他的小便中帶有放射性物質，肝臟破損，骨髓裡也侵入了放射物。妻子因為心疼而淚流滿面，而他卻還堅持著想要回核試驗基地。在步履艱難之時，他堅持要自己去裝雷管，並首次以院長的權威向周圍的人下命令：“你們還年輕，你們不能去！”
他無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對自己妻子以及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安慰，平靜地說：“我知道這一天會來的，但沒想到它來得這樣快。”1986年7月29日，忍受了363天的鄧稼先，在一次大出血後，在許鹿希的懷裡永遠閉上了眼睛，臨死前他還在關心國家的發展，在生命最後的時刻，鄧稼先叮嚀：“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選自電影《鄧稼先》劇照
“鄧稼先，他就像古城清早的陽光，明亮而不刺眼，溫暖著他所照耀的地方。如同關中綿延的秦嶺，偉岸而不張揚，養育著山腳下的家家戶戶。隔著幾十年的時光，我們依然能觸摸到他的脈搏，西去兩千裡，我們依然能看到他生命的延續。”這是人們發自內心對鄧稼先的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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