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 智本社社長
2020開年，特朗普突然命美軍成功“斬首”伊朗軍中一號人物蘇萊曼尼，引發國際局勢強烈反彈。
在這一事件中，國家利益、宗教衝突、歷史仇恨、國際勢力深度地糾纏，我們該如何理性認識？
本文剖析伊朗百年曆史，思考巴列維王朝為何在現代化改革中突然崩塌，霍梅尼如何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美國在伊朗歷史中扮演了何種角色，這次“斬首”行動對伊朗局勢帶來哪些影響。
本文邏輯：
一、巴列維王朝：合法性困境
二、伊斯蘭革命：現代化悖論
三、霍梅尼時代：法基赫監護
（注：正文一萬字，閱讀時間約30分鐘，可先閱讀，並分享給好友；社科院李春放老師的《論伊朗巴列維王朝的覆滅》對本文有啟發，在此感謝！）
1
巴列維王朝：合法性困境
1921年2月18日，禮薩·汗·巴列維率三千哥薩克進軍首都德黑蘭，逮捕大批官員，國王聞訊出逃。禮薩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奪取了政權，伊朗從此進入了巴列維王朝時代。
兩年前，英國試圖將伊朗淪為保護國，迫使伊朗國王簽訂英伊協定。這一奴役性協定遭到了伊朗民眾的反對，引發反英潮。英國擔心伊朗國王難以控制局面，遂扶植實權派禮薩取而代之。
禮薩政變被認為是伊朗現代化的開端，但其政權合法性，尤其是依靠英國勢力奪取政權，一直困擾著巴列維王朝。
禮薩是一個強硬派，他出生貧寒，十四歲從軍，從士兵一步步爬到中校軍銜。在俄國十月革命後，他趁機趕走了俄籍軍官，掌控了哥薩克師，成為軍中實權派。
在登基加冕後，為了維護政權合法性，禮薩一方面實行君主立憲制，推動雄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另一方面儘量遠離英國與蘇聯，收復被蘇聯佔領的領土與主權，試圖奪回被英國控制的石油資源。
禮薩崇拜土耳其總統凱末爾，決心仿效土耳其，通過精英治理的方式，實現富國強兵。禮薩將政權與教權分離，以法國法典為藍本，制定了刑法、商法與民法，以取代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剝奪和限制教士對行政及司法的干預權。
這一改革遭到了教會勢力的強烈反對，禮薩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對反對者予以鎮壓。他在北部消滅了蘇聯人支持的軍隊，在南部平定了庫爾德人的反抗，在西南鎮壓了英國人支持的反叛，在中部掃蕩了分裂活動。禮薩的改革強硬、鎮壓血腥，但不乏進步意義。
他還建立學校，推行世俗教育，打擊教會對學校的控制。他下令允許婦女參加工作，廢除教義對女性的不平等限制。
1929年頒佈法令廢除了頭巾，男女皆可穿著歐式衣服；1935年頒佈法令禁止強制婦女戴面紗。這項法令遭到了馬什哈德市宗教勢力的反對，禮薩果斷出兵鎮壓。
禮薩展現了開國者（王朝開創者）的快速富國強兵的雄心與魄力。他努力學習西方強國，派遣自己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及百餘人到歐洲留學。禮薩的強勢手腕推動著這個波斯古國向現代化國家演進，工廠興建，城市興起，工人及中產階級湧現，公共教育出現。
禮薩對英國人也持強硬態度，他廢止了議會尚未通過的英伊協定，將英國人從伊朗政府及軍隊中趕走，解散了英國在伊朗的武裝力量，遣散了憲兵部隊中的瑞典軍官。
當時，英國通過英伊石油公司控制著伊朗的石油資源。這家公司是現在的英國石油公司的前身。在1930年這家公司的採油量在西方世界高居第三位，利潤極其豐厚，但是伊朗政府獲得的利潤分成不及6.5%。第二年，利潤分成降到1.6%，這一舉動引發了伊朗上下的反抗。
禮薩下令吊銷了這家公司的租讓權，禮薩因此獲得民眾擁戴，被贊為民族英雄。但是，英國政府對禮薩施壓，兩國重新談判，並在1933年簽訂了為期六十年的新租讓協議。新租讓的面積要比之前少了一半（1938年以後只有原來的20%），禮薩政府每年可以從英伊石油公司獲取豐厚的租讓費和石油稅。
在關鍵的石油領域掌控更多的支配權後，禮薩拒絕向英國、蘇聯引進技術，選擇與德國、法國、意大利合作。
但是，不幸的是1939年二戰爆發了。兩年後，德軍入侵蘇聯，英國與蘇聯成為了盟友。更重要的是，德軍閃襲蘇軍，快速切斷了蘇軍的補給線。蘇聯迫切開闢新的補給線，英國則渴望重新奪回伊朗石油控制權，於是兩國計劃兵分兩路入侵伊朗，南北夾擊，最終會師德黑蘭。
這時，禮薩作出了戰略性誤判。他認為，伊朗只要不倒向軸心國，就不會捲入這場戰爭，於是禮薩宣佈伊朗是中立國。他甚至認為，英國只謀求南部石油資源，蘇聯不可能入侵伊朗北部。老國王沒想到，蘇聯企圖生吞了伊朗。
英國找了一個發動戰爭的理由，認為伊朗為敵國德國提供便利，放任德國工程師在伊朗從事間諜活動，以破壞英伊石油公司的設施。
這場戰爭僅持續了4天，英蘇會師德黑蘭，逮捕了禮薩並將他流放。伊朗的鐵路、通信與石油被英蘇控制。盟軍美國則源源不斷地通過伊朗補給線，投放戰略物資，北運至蘇軍，南運至英法聯軍。
1943年11月，美英蘇在伊朗首都召開了著名的德黑蘭會議。可見，伊朗的地理位置，對同盟國來說多重要。這次會議確定美英開闢西歐第二戰場，與蘇軍東西夾擊德軍。
同盟國的目的並不是佔領伊朗，德黑蘭會議對伊朗承諾，戰爭結束六個月內便撤軍。
不過，禮薩政權突然倒臺，對巴列維王朝的權威打擊很大。在美英蘇的支持下，禮薩的兒子巴列維繼位。
年紀輕輕的巴列維屬於典型的“君主二代”，理想主義治國，妄自尊大，但關鍵時刻又軟弱無力，缺乏其父親的手腕及政治家的睿智。
二戰結束後，蘇聯違背承諾拒絕撤軍，並在伊朗北部省份扶植左翼政黨。這股勢力此後雖遭遇打壓，卻成為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重要力量。
1949年，蘇聯扶植的左翼政黨刺殺巴列維未遂，伊朗政府取締了左翼政黨。兩年後，巴列維又遭遇了來自民族主義勢力的挑戰。老練的摩薩臺在議會投票中獲勝，被任命為伊朗總理。摩薩臺上臺架空了國王，並推動石油國有化。這讓英國極為不滿，於是英美聯合策動了一場政變，將摩薩臺推翻，巴列維重掌大權。
沒有部族基礎的巴列維王朝，其命運始終與英美勢力交錯，兩任國王都是依靠外國勢力策動的政變上臺或立足腳跟。巴列維與其父親一樣，面臨政權合法性的困擾。
此次政變後，巴列維與美國達成了交易。巴列維掌控的扎赫迪政府與英美重新簽署石油協議，美國石油資本成了最大的贏家。美國為巴列維提供4500萬美元的緊急貸款，幫助伊朗政府解決財政危機。
1960年，伊朗財政再次惡化，經濟危機爆發，不少企業倒閉，失業率超過20%。這一年，伊朗爆發了100多次罷工和反政府示威。
1960年底，年輕的肯尼迪當選了美國總統，他調整了對伊朗的政策。肯尼迪上任不久，美國國務院給新總統遞交了一份關於伊朗政策的報告。報告指出，需要提供足夠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經濟崩潰及財政破產，但是國王（巴列維）必須採取一系列政策，比如滿足中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同時，這份報告提醒肯尼迪密切關注伊朗局勢，並物色替代人選。
從1954年到1962年，美國一共向伊朗提供6.8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但是，巴列維依然難以控制局面。1960年巴列維承諾自由選舉，但選舉卻舞弊猖狂，遭到更多人的反對。
面對糟糕的局勢，巴列維再次向美國政府求助。肯尼迪同意繼續提供鉅額貸款，但條件是巴列維必須啟用自由派人士進行社會改革。巴列維後來回憶說：“美國人想要石油和它的人擔任首相。這個人就是阿米尼。最終壓力太大，我無法抗拒，尤其是肯尼迪當選總統之後。”
阿米尼上臺後強行解散議會，以“毫無阻礙地進行至關重要的改革”。但是，阿米尼僅執政14個月就被迫辭職。有學者猜測，1962年春夏之交，巴列維訪美與肯尼迪達成默契：美國拋棄阿米尼，巴列維親自主持社會改革。
1963年1月，巴列維頒佈了六大改革計劃。這就是今日人們津津樂道的“白色革命”。
這六項計劃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國有化，出售國企，工人參與公司分紅，讓婦女享有選舉權，農村“掃盲”。
這些改革，被認為是自由主義或西方式改革，其實是繼承了巴列維父親的改革思路，本質上是通過國家現代化來強化巴列維王朝的合法性。
當時議會被解散，巴列維為了獲得民眾支持，採取全民公投的方式決定是否改革。結果，贊成票達99.9%，絕大部分農民和市民都支持巴列維的改革。
巴列維的改革成果是顯著的。伊朗的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從1963年到1976年，伊朗GDP增速大部分年份都超過11%。到1976年，將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將近一半的人口擺脫了“文盲”。社會風尚煥然一新，女性打扮像歐美國家一樣時尚，可自由戀愛，言論開放，且擁有選舉權。
但是，令世人感到困惑的是，巴列維王朝正是在經濟持續繁榮、社會持續開放十餘年之際突然倒臺。
2
伊斯蘭革命：現代化悖論
有人將巴列維王朝的失敗歸咎於自由主義改革，認為資本主義帶來的貧富差距激化了社會矛盾。
巴列維王朝的崩潰其實是獨裁政府現代化改革的經典案例。
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斯在1962年提出關於“革命何時爆發”的“戴維斯J曲線”。戴維斯認為，貧窮本身不足以引發革命。最容易爆發革命的國家不是封閉國家，也不是開放國家，而是處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
這種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社會穩定性降低，經濟持續增長，一旦經濟失速，可能導致現實與期望的失調。這種心理挫折感，及開放後對不公平的低容忍度，是滋生革命的土壤。
法國曆史學家在研究法國大革命後，提出了革命爆發的“悖論”：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巴列維掌控著強大的軍隊及國家機器，還有美國撐腰，卻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輕率地繳械投降。
其實，巴列維王朝陷入了獨裁君主的國家現代化改革“悖論”。獨裁君主推行國家現代化改革，是一條自毀“江山”的過程。改革中的獨裁君主制，只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臨時制度。只要繼續推進現代化，獨裁君主最終會失去政權，最好的結局便是如英國女王、日本天皇依然享有國家象徵的至高榮耀。
巴列維王朝的兩任國王不得不大力推行國家現代化以強化王朝的合法性，但是現代化改革必然加劇其失去政治勢力，削弱其政權的合法性。與多數力推改革的君主一樣，巴列維一邊大力推動經濟及社會改革，一邊又努力撈取經濟利益，強化政治統治。
巴列維修改憲法，國王擁有擱置議會通過的任何財政議案的權力，組建了針對反對勢力的情報部門“薩瓦克”，還下令廢除了兩黨制，實行一黨制。為了打壓伊斯蘭教什葉派勢力，巴列維刻意強化伊朗的雅利安血統，波斯帝國的君主制傳統。同時，巴列維對內鎮壓一切反對勢力。
不過，巴列維改革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創富效應壓制了人們的不滿，教會、農民及中產都對巴列維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但是，經濟改革的成就衝昏了巴列維的頭腦，從七十年代開始大搞樹立國威、粉飾太平的全國性奢靡活動。
1971年，慶祝波斯帝國成立2500週年；
1974年，舉辦亞運會；
1976年，廢除伊斯蘭教歷，採用以25世紀前波斯帝國成立開始計算的皇曆——旨在去伊斯蘭化。
七十年代，伊朗經濟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石油出口，但王室把持了石油資源，出口創匯利潤無法惠及國民。
1973年10月，為了打擊西方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伊朗與阿拉伯國家聯合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並對西方國家實行石油禁運，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
石油價格短時間內翻倍，巴列維被鉅額的美元外匯衝昏了頭腦，忘記了自己手上的錢是從哪裡賺來的，自己手上的政權是怎麼來的。
巴列維高調宣佈，要將伊朗建設成為世界第五大工業國及中東軍事強國，復興波斯帝國的“偉大文明”。當時，整個伊朗的信心指數爆棚，期望值拉昇，街道上瀰漫著石油、美元與航母的味道。
巴列維拿著大把美元去購買美國的武器，大規模武裝軍隊，以及監控組織薩克瓦以強化統治。從1972年到1976年，美伊訂購的軍火合同高達104億美元。
但是，從1974年開始，伊朗經濟開始失速，通脹率快速上升，1975年經濟陷入負增長，1976年反彈，1977年又是負增長，1978-1979年增速超過-10%。
經濟一旦失速，海面之下湧動的不滿、憤怒與仇恨就噴湧而出。巴列維推行的不少改革忽視了伊斯蘭教的傳統，嚴重傷害了伊斯蘭教會的經濟利益及信徒的情感。
巴列維採用合作社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剝奪了大地主和教會的土地，將土地摺合為合作社的股票分配給農民。農民手握股票心中不安，感覺被欺騙了。同時，大批的農民流向城市，經濟失速時，大批失業的農民工，又無法回農村耕地。
七十年，伊朗人口快速增加，到1976年，伊朗人口超過3300萬，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過一半不到20歲。他們成為了一股難以控制的革命洪流。
另外，曾經被巴列維鎮壓的民族主義勢力、憲政自由派、左翼政黨、工會勢力及失業工人也開始蠢蠢欲動。
從1977年開始，伊朗逐漸爆發大規模的反政府、反國王運動。1978年，各城市遊行示威不斷升級，遊行群眾高呼“打倒國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蘭教國家”。不少遊行隊伍都抬舉著一個老者的畫像，他就是霍梅尼。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蘭教什葉派的領袖，他是巴列維白色革命的主要反對者。他曾經公開辱罵巴列維為“卑鄙可恥的人”、“美國的走狗”。霍梅尼大肆抨擊巴列維的政策破壞了伊斯蘭的傳統，讓伊朗淪為一個毒品、酒肉、妓女氾濫的國家。
伊朗政府多次逮捕霍梅尼，並將其流放到海外長達14年。霍梅尼大多數時間都在伊拉克聖城納傑夫，他堅持鬥爭在伊朗及伊拉克什葉派中贏得了威望。
很多人不解，巴列維怎麼會坐視示威升級，被手無寸鐵的霍梅尼推翻？難道靠嘴巴也能說出個政權來？
當時，幾乎所有的必然與巧合都湊在了一起。在這個節骨眼上，歷史打了個盹，就變成了今天這樣的伊朗。
首先美國的態度極為關鍵。當時美國卡特總統，對巴列維的支持態度並不堅決、明確，甚至猶豫不決。
1974年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導致美國引發了二戰以來最為嚴重、持久的一次滯脹危機。卡特政府在短暫的四年執政生涯都在疲於應付高通脹、高失業、工會談判及物價管控。卡特因此極為痛恨中東石油商，他呼籲美國民眾節省石油消費，不要上阿拉伯人和石油商的當。
另外，卡特當年標榜國際人權外交，獲得不少民眾支持。他上臺後實行“隱忍外交”，不支持政府以國家力量打擊民眾。而當時，伊朗的人權記錄並不理想，這讓卡特政府內部產生了意見分歧，因此卡特對是否支持巴列維鎮壓反對派顯得猶豫不決。
卡特政府的猶豫態度，讓巴列維等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到了1978年，伊朗反對運動遍佈全國，巴列維已陷入群眾的汪洋大海。這時，巴列維一直得不到美國政府明確的指示，決策左右搖擺，軍隊猶豫不決，官僚隊伍人心渙散。
1978年9月8日，在德黑蘭的一場示威中，軍隊鳴槍示警無效，終於朝繼續前行的人群開火，造成89人死亡。已經流亡國外的霍梅尼開始大肆對外宣傳政府屠殺了4000名平民。
在關鍵時刻，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軍中，強調要避免伊朗爆發內戰。軍隊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採取中立態度。
11月6日，巴列維在伊朗電視臺發表講話，對統治期間犯下的錯誤作出道歉，並保證開放黨禁、打擊腐敗、創建民主聯合政府。
霍梅尼趁機鼓譟群眾，宣稱美國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維這個“軟蛋”。這時，巴列維患癌的消息被曝光，群眾更加相信，美國人不可能支持這個不久於人世的國王，巴列維的支持者也紛紛倒戈。
1979年1月巴列維以“休長假”為由被迫逃離伊朗。這時伊朗出現權力真空，幾十萬裝配精良的軍隊陷入群龍無首，一些軍隊及官員立即倒戈。
有人認為，癌症打擊了巴列維的鬥爭意志。流亡海外的巴列維碾轉多國治病，但心中依然保持著天真樂觀的想法。他認為，這是1953年政變的重演，美國會擁立他兒子為新的國王。
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美國再次陷入滯脹，卡特總統無暇顧及伊朗問題，更緊迫的是需要儘快提高就業率，促進經濟復甦，以爭取連任。
另外，歐美國家太清楚獨裁君主的現代化宿命。早在100多年前，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到英國，與科布登、布賴特一起推動反穀物法運動時就預言，曼徹斯特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將終結殖民主義。
以自由交易為生的市場經濟需要一套保護公正、自由及私有權的制度。國家現代化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獨裁君主卻將其視為強化統治的手段。最終，國家現代化改革催生的自由思想、個人勢力及權力訴求，不斷地挑戰獨裁君主的勢力範圍。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更加明確地指出這問題。他認為，現代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的政治體制會陷入一種“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傳統君主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進行現代化改革；另一方面，現代化的成功又削弱了君主制的合法性。
當巴列維陷入這種困境時，他採用的自保手段幾乎是自我毀滅式的：一方面進一步推行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死死控制著政治權力和石油利益不放。
巴列維臨終前懺悔地說：“我的致命錯誤之一是盲目追隨西方，相信美國的友誼。我讓國家超出他所能接受的程度實行民主和現代化。”
其實，巴列維王朝的倒臺是國家現代化的必然結局，只是巴列維的愚蠢加速了這一進程。歐美國家看過太多君主（專政）政府倒臺，他們通常選擇順勢而為，另選更有實力的政治勢力合作。前有國民政府倒臺，今有巴列維王朝倒臺，後面還有阿根廷和韓國軍政府倒臺。
不過，這次美國人大意了，伊朗人也疏忽了，他們沒想到的是：革命送走了一位君主，卻迎來了一尊“神”。
3
霍梅尼時代：法基赫監護
革命進步與否，不能看過程，只能看結果。因為過程總是充滿血腥、暴力與謊言。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給伊朗人和世界一個錯覺：這是一場進步的革命。
當時的參加革命派別眾多、人群複雜，有左翼政黨、民族主義者、憲政自由派、中產階級、農民及烏合之眾，並不僅僅是霍梅尼領導的什葉派。但是，各派領導人都高喊自由、平等的口號。
很多參與革命的伊朗人認為，伊朗只要終結了君主制，不管採用西方道路還是組建伊斯蘭國，都會比現在更好。英美國家的政要與精英很可能也產生了“進步意義的革命”的錯覺。
巴列維流亡後，憲政自由派領導人巴赫蒂亞爾組建了臨時政府。他對外宣稱，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國家領導人，並實施憲政。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霍梅尼不會介入政治，對政權不感興趣。
事實上，多數伊拉克什葉派及傳統伊朗什葉派幾乎不干預世俗政府事務。霍梅尼多次通過西方媒體表示：“什葉派宗教領袖不是要去統治別人”。
就在1978年11月，霍梅尼接連接受美聯社、聯合新聞社、英國衛報採訪時，都明確表示：“個人願望、年齡及我的健康，都不允許我執政”，“我不想擁有權力或政府的掌控權，我對權力不感興趣”。一些西方媒體甚至將霍梅尼吹捧為為伊朗爭取自由又淡泊名利的“華盛頓式英雄”。
就這樣，這位老謀深算、年近80的老頭騙過了所有人。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結束了14年的流亡返回伊朗，法航機長親自攙扶霍梅尼下機，當時數萬信眾前來迎接。霍梅尼發表講話，向伊朗人承諾，伊朗將迎來一個民選政府，教士不幹政，人人享有免費電話、電力、暖氣及巴士，“沒有人會在這個國家無家可歸”。
但是，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向其盟友開刀，首先公開反對巴赫蒂亞爾率先組建的臨時政府，並稱：“由我任命政府，我會任命一個受民眾擁戴的政府”。回國僅10天后，霍梅尼就任命巴札爾甘為臨時政府總理，並要求民眾：“你們必須要效忠他”。他甚至發出警告：“這是真主的政府”，誰違抗這個政府就是違抗真主。
霍梅尼先穩住軍隊，使軍隊保持中立，然後大力發展信徒為私家軍。當霍梅尼起勢時，伊斯蘭革命衛隊倒向霍梅尼，並血腥鎮壓憲政自由派及反對者，巴赫蒂亞爾逃亡法國（1991年被在巴黎被伊朗特工暗殺）。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黨很快被清除殆盡。大批舊政權的高級軍政官員遭到囚禁或處決，王室財產被沒收，富人們紛紛出逃。
同年3月，霍梅尼公開宣稱：“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
霍梅尼發起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將伊朗全面伊斯蘭化。
霍梅尼廢除了巴列維王朝頒佈的《女性家庭保護法》，採用伊拉斯法令，強制要求婦女必須遮掩頭髮，嚴禁抽菸喝酒、男女游泳；要求中小學及大學停課，對教材、老師隊伍進行整頓，所有課程都由“伊斯蘭大學委員會”編寫，查處一切西方書籍及電影；將女孩的法定結婚年齡降到9歲，已婚婦女則不允許在普通學校上課。
一兩個月前還歡呼雀躍的革命女性，這時目瞪口呆了。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這一天，德黑蘭婦女爆發了大規模示威活動，他們高舉著訴求標語，用波斯語和英語寫著：“我們要平等”，“女性解放才是社會的解放”。
當時，遊行的女性依然面帶笑容，絲毫並未感覺到，她們將長期頭戴黑紗，身穿長袍，巴列維時代的開放已一去不復返。
3月31日，伊斯蘭共和國以公投的方式成立。從巴列維流亡到伊斯蘭國成立，不過短短2個半月，西方人、伊朗人、全世界都還沒反應過來，伊朗已經徹底進入了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時代。
霍梅尼將美國和以色列列為伊朗的頭號敵人，他號召革命衛隊及教徒打砸一切帶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可口可樂、麥當勞、酒吧、咖啡館、賭場及娛樂場所。
10月，流亡的巴列維前往美國治療癌症，這事激怒了伊朗信徒。11月4日，霍梅尼煽動數萬信徒衝入美國大使館，將66名工作人員扣為人質。這就是震驚世界的伊朗人質事件。
事件發生後，美國朝野譁然，卡特總統立即制裁伊朗，終止了從伊朗進口石油，凍結了80億美元的伊朗人在美資產。伊朗提出釋放人質的條件，包括遣返流亡美國的巴列維，就1953年策動政變向伊朗道歉。
當兩國外交陷入僵局時，卡特總統命令美國特種部隊發起人質營救行動。1980年4月24日22時，美國尼米茲號核動力航母逼近伊朗海域，8架直升機搭載180名突擊隊員，直奔德黑蘭營救人質。
然而，在飛行途中，3架直升機因沙漠爆發沙塵暴而掉隊，卡特總統當即取消了營救任務。更糟糕的是，在撤離過程中，直升機與運輸機相撞。第二天，美國政府向外界公開營救計劃失敗。
人質營救失敗直接導致卡特連任大選失利，里根總統剛上臺，便與伊朗達成了協議。1981年1月20日，美使館人員被挾持了444天后終於獲釋。
伊朗人質事件對美國來說是奇恥大辱，從此美伊兩國成了冤家仇敵。不過，霍梅尼在這起事件中獲取不菲的政治資本，國內威望爆棚。不過，霍梅尼的野心遠不僅此，他試圖超越國家概念統一穆斯林，向全世界輸出伊斯蘭革命。他聲稱：“在世界各地建立伊斯蘭國家是革命的偉大目標”。
霍梅尼選擇伊拉克作為革命輸出的第一個目標。伊拉克是什葉派的發源地，占人口的55%，但是多數信徒不參與政治，當時的伊拉克由遜尼派薩達姆·侯賽因掌控政權。霍梅尼在伊拉克流放十餘年，擁有不少信徒，更有機會發動伊斯蘭革命。而薩達姆則企圖趁霍梅尼立足未穩之際打擊伊朗。
1980年9月22日，兩伊戰爭爆發。兩國都未曾想到，這場戰爭一打就是八年。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及中國都紛紛向兩國出售武器。這場戰爭被認為是“用最先進的武器打了一場最原始的戰爭”。因為兩國士兵素質偏低，基本上不會使用美蘇提供的先進武器，有時只能陷入慘烈的肉搏戰。
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美國里根總統在出售武器給伊拉克的同時，還暗中向伊朗輸送。1986年11月4日，在伊朗人質事件七週年集會上，伊朗議長拉夫桑尼宣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法蘭曾秘訪德黑蘭，雙方達成了交易，美國向伊朗提供軍火，美國要求伊朗幫助釋放在黎巴嫩被劫持的美國人質。
令美國人無法接受的是，里根總統主動向伊朗示好，給伊朗官員贈送了一本里根親筆簽名的聖經，一塊象徵打開美伊關係的鑰匙型蛋糕。
這就是著名的“伊朗門”。這一事件給里根的執政生涯幾乎帶來毀滅性打擊。里根辯解稱，改善與伊朗關係主要預防伊朗在兩伊戰爭中倒向蘇聯陣營。不過，里根在戴維營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承認：“在執行對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錯誤。”
此後，美國國會出具了一份長達690頁的調查報告，調查費用達近800萬美元。報告指出聯邦高官欺騙公眾、藐視法律程序。這一案件隨後轉移到美國司法機關審理，最終，主要負責人、國家安全事務總統顧問約翰·波因德克斯特被華盛頓聯邦地方法院判處6個月的監禁。
“伊朗門”對美國政界影響巨大，從此對伊朗的強硬態度，成為美國兩黨的“政治正確”，沒有任何一位總統敢觸碰這一雷區。
兩伊戰爭最終在聯合國的調停下於1988年8月結束。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伊拉克死亡18萬人，伊朗死亡35萬人，兩國經濟被戰爭拖垮，社會陷入災難性重建。但是，兩國領袖都各自宣佈贏得了戰爭。
兩國都輸了戰爭，薩達姆和霍梅尼卻贏得了統治聲望。在兩伊戰爭中，霍梅尼大力推行法基赫體制，在司法、議會、行政及經濟領域全面實施伊斯蘭化。伊朗表面上有總統、議會、法院，但神職最高領袖才是伊朗的掌控者，以法基赫監護的身份控制司法、行政、軍隊大權。
霍梅尼殺害了幾位大阿亞圖拉，控制了宗教委員會和革命衛隊，提拔哈梅內伊為阿亞圖拉，將其扶上總統席位。
霍梅尼在兩伊戰爭期間，將大部分私人資產收歸國有。目前，伊朗經濟的85%由官方及半官方掌控，伊朗伊斯蘭基金會和革命衛隊控制著大量經濟利益。
這種結構性矛盾導致伊朗經濟增長緩慢。伊朗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霍梅尼則聲稱：“經濟是笨蛋的東西”，“宗教高於物質”。
霍梅尼去世後，哈梅內伊成為了伊朗新的最高領袖，併成為大阿亞圖拉。哈梅內伊基本上延續了霍梅尼的“宗教遺產”，國內社會結構固化，經濟並無太大起色。近些年，在美國的封鎖下，伊朗通脹率高企，經濟陷入困境，不少城市爆發了遊行示威。
不過，哈梅內伊比霍梅尼更擅長向穆斯林國家輸出伊斯蘭革命。伊朗只支付了大概相當於每年GDP0.5%的費用，卻扶持了10多萬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7萬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25萬胡塞武裝。這些武裝的規模相當於整個伊朗的軍力。
伊斯蘭革命快速繁殖，其實要感謝布什總統父子。老布什和小布什都曾對伊拉克發動軍事打擊，薩達姆被剿滅後，伊朗什葉派向伊拉克及周邊大舉滲透。其中，這次被特朗普“斬首”的蘇萊曼尼就是主要負責人。
伊拉克的什葉派領袖是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他是伊拉克1500萬什葉派穆斯林的真正領袖，美國在伊拉克對其也需禮讓三分。西斯塔尼是一個溫和派，不主張什葉派干預世俗政權，同時看不上伊朗的哈梅內伊。
不過，伊朗伊拉克及周邊輸出革命，帶有強烈的利益驅動，少部分伊拉克什葉派願意為蘇萊曼尼賣命，並在2014年成立了親伊朗的“人民動員力量”武裝組。
蘇萊曼尼的策略是，利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胡塞武裝長期恐襲美軍，伊朗從中謀求利益最大化。
蘇萊曼尼此次被殺，與2019年10月伊拉克掀起的反伊朗行動有關。為了緩和兩伊矛盾，將矛頭一致對準美國，蘇萊曼尼在伊拉克頻繁活動，與“人民動員力量”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胡塞武裝策劃針對美國的恐襲活動。
特朗普認定，美國商人在伊拉克被炸死，美駐伊拉克大使館被燒，幕後主使均指向蘇萊曼尼，隨即發起刺殺行動。與蘇萊曼尼一起被炸死的，還包括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創始人之一、副司令官穆罕迪斯。
這次攻擊美國大使館事件，再次刺激了美國人的神經，讓人聯想到當年的伊朗人質事件。很多人稱，刺殺蘇萊曼尼，報了美國當年人質劫持之仇。
當年卡特總統謀求連任，忌憚於人權外交，坐視巴列維倒臺，霍梅尼趁機奪權。如今，特朗普謀求連任，民主黨批評特朗普在中東問題上過於軟弱，這個不安常理出牌的總統用這次“冒險”行動暫時贏得了更多選票。
對伊朗來說，美國這種“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精準打擊，可能正好打中了伊斯蘭革命輸出模式的七寸。
領袖將整個國家、整個伊斯蘭世界、數千萬穆斯林綁在一輛戰車的意義已不大，因為對方可以越過炮灰精準打擊戰車發動機。如今伊拉克“人民動員力量”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以及也門胡塞武裝領袖也可能會重新評估炮灰的價值及自我的風險。
蘇萊曼尼之死，引發了巨大的意識形態爭論。有人感嘆，伊朗人今日留下的淚，其實是他們當年拋棄巴列維王朝時腦子進的水。有人為伊朗辯護稱，伊朗在群雄逐鹿的中東立足不易，應該尊重每個國家的民族自決權及宗教信仰。
其實，一個國家尚未建立充分的思想市場之前，民眾並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沒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選擇。在現代國家尚未建立之前，歷史並不是民眾創造的，民眾沒有選擇的機會與自由。
伊朗的出路，只能交給時間來回答；伊朗的未來，只能靠激盪中的覺醒。
若算上宗教改革，歐美國家現代化也經歷了三四百年的艱難歷程。自禮薩加冕登基推行君主立憲以來，伊朗現代化進程不到百年時間。就連德意志，這個強悍的民族，也是經過煉獄般的洗禮，才最終明白了人類文明的真諦及靈魂的歸宿。
這樣一個宗教、種族及國際勢力深度糾纏的國家，未來的路還很漫長、很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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