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黨員易庭源
我的父親易庭源，是中共黨員。兩個弟弟和一個弟媳婦，也是。母親，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經省委統戰部認定，算“無黨派人士”。還有一個弟媳婦，也沒有黨派。總之我們家，共產黨員最多，佔絕對優勢，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齊全，是典型的“和諧社會”。黨內黨外，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且“長期共存”，但不“互相監督”。哈，我們是“互不監督”！我們三兄弟，一個在高校，一個在央企，一個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謀生。母親在世時，老爺子“抓大放小”；母親去世後，則“無為而治”。其實，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況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黨性很強，對組織忠心耿耿。組織上對他也很公道，多次給他評優。建黨九十週年之際，又評為優秀黨員。要讓我說，他當之無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則，吃苦在前，享樂在後，這些共產黨員應該有的優秀品質，他老人家都有。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會組織看電影。發給我們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後面，就是在最邊邊。天長日久，老是這樣，母親就有意見。父親卻呵呵一笑，說坐在哪兒不是看？又不會看壞眼睛。母親也就沒了脾氣。不過這事我有想法。我現在有時會斜著眼睛看人，沒準就是那時落下的毛病。
還有一件事也記憶猶新。“文革”期間，單位撤銷。我們全家被掃地出門，下放到農村。不過，下放幹部是帶工資的，不跟社員一樣拿工分。也許是組織上信任吧，發工資的任務，就交給了我父親。我們家，從來是母親管財政，父親哪裡會算賬？上級又規定，這事要對農民保密。這下子麻煩了。父親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帳，點起油燈，通宵達旦地分錢，像個“地下黨”，比餘則成還緊張。後來說起這事，母親都咯咯咯咯直樂。
這兩件，都發生在入黨前。看來，那時他雖然組織上沒入黨，思想上早就入黨了。入黨以後怎麼樣呢？抱歉，我這個“無黨派人士”可不得與聞。直到清理父親遺物，才發現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的一封親筆信。根據這封信的內容，可以推測父親曾給俞書記寫信，談下崗工人的安置問題，並提出瞭解決方案。俞書記則回信介紹了實際情況，並感謝他“關心全省的工作”。這大約可以算是中共黨員易庭源憂國憂民之一例。
另一件遺物，是父親留下的一疊紙。第一頁寫了一個標題：“一，做一點有益人類的工作”。標題下面只有一句話：“每個人，活一天，就應做一點點，有益人類社會發展的工作。”另一疊紙上，寫了“二，行善”這個標題。看來是在起草一個什麼文件，或者是要總結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為子孫留下遺訓。父親去世，是因為心臟突然停止跳動，無疾而終，並無遺囑。他老人家寫的這幾句話，恐怕應視為最後的遺言。
二 會計學家易庭源
我們家，說起來也算是“書香門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畢業於湖南法政學堂，擔任過中華民國湖南道縣代理縣長等職。終因不能適應官場傾軋，或被“黃四郎”之流排擠，在不惑之年掛冠而去，回鄉賦閒，自修醫術，治病救人。所謂“不為良相，則為良醫”，大約就是這個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歷史系，跟夏鼐、吳晗、翦伯贊是同學。畢業後，在大學和中學任教數十年，培養了大批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這樣家庭的子第，讀書一般都不會很差。1940年，父親考上了廈門大學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戰時期，烽火連天，路上既不安全，家裡也掏不起路費，只好改上當時設在湖南所裡（今湖南吉首）的國立商學院。從此，他的一生，便都獻給了會計學。
不過，父親在會計學界，似乎是個“異類”。反叛從大學一年級就開始了。起因，則是不滿老師要求的死記硬背，進而懷疑那會計學原理根本就不對。你那原理如果是對的，為什麼不能通曉明白地講得學生心服口服，硬要強按牛頭喝水呢？這就肯定有問題。
有問題，就要找出路。於是，從大二到大三，父親把圖書館裡所有的文獻資料，都讀完了。最後，在德國會計學家巴比、萊腦、韋勃，日本會計學家太田哲三那裡，得到了啟示。這就是要以“動態論”來反對、批判和替代“平衡論”。這是1944年，他大學四年級的事。1949年，著名學者李達任湖南大學校長，在全校宣講辯證唯物主義，父親又大受啟發，遂刻苦攻讀馬恩。經過三年努力，終於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創立了自己的學說資金運動會計理論。這是1951年的事。當時，父親32歲，大學畢業七年，任湖南大學助教。
這理論，我當然看不懂，也講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會計稱為“科學”的。會計，明明是技術，怎麼是科學呢？頂多說會計學是科學。
父親生前，我曾拿這事問他，他默然不語。直到守靈那天晚上，我挑燈夜讀《資金運動會計理論》一書，才恍然大悟。原來，一旦把會計定位為“技術”，則無論會計師，還是會計員，便都成了“賬房先生”。這讓父親極為不滿。在他看來，會計應該是“諸葛亮”。至少，會計師得是。最好是“丞相諸葛亮”，起碼也得是“軍師諸葛亮”。一個真正的會計師，應該對企業的生產流程，從事前、事中到事後，都進行全方位的監控。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於人類，也才能避免投機取巧、強取豪奪、發橫財。這就非把會計變成科學不可。
父親的思想，其實是超越了會計學啊！這個想法，也許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親住在嶽麓書院東邊的靜一齋，撰寫《新動態論》，曾自書一聯雲：
道統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樂以忘憂。
也就在這一年，我來到了人世。
三 一介書生易庭源
從國立商學院畢業後，父親便走上了講臺。起先在湖南大學。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又調到中南財經學院，直至退休。數十年教學生涯，親炙弟子不知凡幾。但所有學生的點名冊或成績單，他老人家都珍藏起來。如有老學生來看望，父親便會翻出這些泛黃的紙頭，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師生關係之好，可見一斑。
其實，老一輩的學人，是很講究“為人處世”的。同事之間，當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衝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還是客客氣氣，行禮如儀。父親的同事，無論年齡大小，我們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們的父親年紀更大，也管我父親叫“易伯伯”。至於父親的學生，我們得叫“叔叔”。因為依照老規矩，學界同仁，無論年長年少，一律稱“兄”。弟，是叫學生的。學生稱“大弟”，同事稱“仁兄”，這是禮數。否則，就是“不懂規矩，沒有教養”，也不配稱為“讀書人”。至於父親的老師，我們叫“太老師”。但太老師不會管我們叫“孫子”，而是叫“賢侄”。這也是禮數。這個禮數，現在的年輕人可是真不懂。
父親的老師，是劉炳炎老先生。兩人雖然是師生關係，卻“道不同，不相與謀”。老先生主張“平衡論”，我父親主張“運動論”。而且，還公開宣佈：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過，儘管兩人的學術觀點針鋒相對，但每到逢年過節，父親必定帶了我這長子，去看望老人家，恭執弟子禮。更不可思議的是，“文革”中，我從新疆回來探親，沒錢買返程票。下放在農村的父親，竟然寫信向太老師借錢。我拿著信去見太老師，老先生不但如數借出，還設家宴款待。這事在今天聽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這，其實就是所謂“書生本色”了。在他們心目中，絕對有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學問與真理，以及人情與道義。所以，父親雖一介書生，無權無勢，且一生清貧，身無長物，卻一直都在資助貧困學生。這也正是2008年，我們要把奉獻給他的十萬元壽金捐給學校，設立“易庭源獎學金”的初衷。
四 良師慈父易庭源
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認為，我父親是好老師。有一件事情我是記憶猶新的。為了便於學生理解“資金運動會計理論”，父親曾親手做了一個教學模型：在一個木架上，安裝若干小紙盒，標上賬戶名稱。紙盒之間，用玻璃管連接。當小圓珠從一個紙盒滾到另一個紙盒時，就表示資金的運動。這個教學模型，我是親眼看見父親做的。那時我九歲多，所以還記得。
其實，父親也是好父親。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期，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父親一點微薄的薪水，已經無法養家餬口，便業餘做點小買賣，賣煤油燈。家裡空間小，煤油燈擺了一地。我那時才一兩歲，調皮搗蛋，上躥下跳，結果一頭摔在煤油燈上。後來母親告訴我，當時父親二話不說，抱起我就送醫院。為了抄近路，來不及穿鞋的父親，光著腳在鐵路上跑，兩隻腳全都磨破了。父親卻一聲不吭，直到我傷口處理完畢，又把我抱回家。
這樣的故事，我們三兄弟每人都能講出很多。在父親和母親的關愛呵護下，我們長大成人，羽翼豐滿，各奔東西。但無論是實現理想，還是外出謀生，父親和母親都尊重我們自己的選擇。1965年高中畢業，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唱著紅歌進新疆。父母親雖然捨不得，卻沒有說半句反對的話，只是默默為我收拾行李，然後千叮嚀萬囑咐：到了兵團，好好幹，多寫信。
現在回憶起來，父母親慈愛的眼光，何曾片刻離開他們的兒子，只不過從不溢於言表而已。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家裡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有一次，因有急事要通知，父親竟然坐公交車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親便在宿舍門口的臺階上，坐等了三個小時。這同樣是講不完的故事。實際上，就連父母親自己，也記不住他們給了子孫多少愛。但兒孫的些許回報，他們都記得清清楚楚。我女兒九歲時，用她所得的第一筆稿費，給爺爺買了一個放大鏡。這個放大鏡，父親一直在使用。他常說：我有三個好兒子，三個好兒媳，三個好孫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孫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無憾！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是人生的兩大無奈。現在，父親已經飄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親身邊。那裡，應該是一個沒有紛爭也沒有煩惱的清涼世界。我們遲早也會到那裡去，但此刻，則仍將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負他們的深情和厚望。
（編者注：易中天先生父親逝世一週年，易先生撰此文以表達對父親的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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