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散文家威·赫茲裡特說:偏見是無知的產物。
偏見的確連著無知,但偏見的培養皿不只有無知,還有缺乏共情心同情心下的敵意。
偏見更進一步,則是汙名化、歧視和排斥。
幾乎每次疫情,都是汙名化與歧視現象的“高發期”。這次也不例外。
顯性的,有“武漢肺炎”“中國病毒”等稱謂;隱性的,則有很多“嘴上不說,身體卻很誠實”的排“鄂”行為。
它們都在用惡意增加對立,用無知製造傷害。
1、“汙名化比病毒更嚴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曾多次這麼強調。
可國外有些政客卻對此選擇性失聰,“中國病毒”“武漢肺炎”是他們掛在口頭的高頻詞。
將病毒跟具體國家、地區“綁定”,本質是疫情政治化之下的汙名化。
社會學學者林克與費蘭曾將汙名化過程分解為五步:貼標籤、原型化處理、地位損失、社會隔離和社會歧視。
不用世衛組織“蓋章”的正式名稱,強調疫情早期蔓延的地域屬性,就意在貼標籤。
這類以“地名+病毒”式命名貼標籤的手段,除了誘導許多人產生簡單歸咎傾向,誘發國別和族群歧視,別無意義。
歷史教訓就擺在那:幾個世紀前,梅毒在歐洲肆虐,一場“標籤化命名大戰”由此掀起——意大利人管它叫“法國瘟疫”、“高盧病”,法國人則稱之為“那不勒斯病”,針尖對麥芒;再後來,波蘭人叫它“法國病”,俄羅斯人叫它“波蘭病”,阿拉伯人稱之為“基督徒病”,印度人叫它“葡萄牙病”......這也成了汙名化社會研究中的經典案例,病毒命名成了妖魔化對方的“黑武器”,跟科學溯源無關。
而20世紀的“布尼亞病毒”“寨卡病毒”“漢坦病毒”“埃博拉病毒”“納瓦霍流感”等,都是用爆發地為病毒命名。
結果就是:這成了助長種族歧視的現實因子。將病毒命名跟地域關聯,讓所在地民眾成了汙名化的買單者:他們承受病毒侵襲風險的同時,還得承受社交被排斥、就業被歧視、出門被另眼相看之痛,“毒”名遠揚之下,整個地方發展也會受阻。
為規避流行病不當命名帶來的歧視問題,世衛組織、世界動物衛生組織以及聯合國糧農組織也制定了病毒命名指導原則,不涉及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人群。
很顯然,“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的提法,架空了這些去汙名化的命名原則。
某些政客將此類提法納入政治博弈的架構下,通過製造“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模型,轉移矛盾、禍水東引、甩鍋卸責。
但這樣以鄰為壑地貼標籤,很難抹去種族主義的底色,還會給歧視添磚加瓦。那些歧視亞裔的街頭舉動與此合流,成了新的“流行病毒”。
針對“中國病毒”式的汙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發出呼籲,“全球各國必須共同行動,守望相助,減緩病毒的傳播......應相信科學,拒絕汙名化。”
國際社會對此表示反對的也不少:歐盟外長博雷利就說,“病毒沒有國籍,也不在意邊境。新冠病毒不是中國病毒,正如西班牙流感不是西班牙的疾病一樣。”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也直言“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是錯誤的”,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也公開稱對此無法認同。
究其原因就是:借疫情搞國別歧視,與人道主義背道而馳,也有違基本的普世倫理。
2、歧視“有毒”,甚至比病毒更毒。這句話對所有歧視一體通用——無論是國別歧視,還是地域歧視。
揆諸現實,對湖北人、武漢人的歧視,不止來自於國外有些人“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的稱謂,還有國內有些人的排“鄂”舉動。
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社會各界對湖北、武漢的馳援與幫助,確實代表了主流呼聲。但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針對湖北人、武漢人的歧視與排斥現象時有發生。
比如,1月下旬,多地武漢返鄉人員配合調查後個人信息被洩露,隱私信息在微信群內熱傳,部分人遭到電話騷擾和上門謾罵;
比如,有些賓館直接拒絕為滯留在當地的湖北籍旅客提供住宿;
比如,不管對方有無疫情重點地區旅居史,凡是身份證“42”開頭就拒載;
比如,有高速服務區設立“湖北籍專廁”;
比如,有的企業直接規定不錄用湖北籍員工,有居住在湖北之外的湖北籍員工返崗被無故解僱,有火神山援建者回鄉後找不到工作。
最新的兩個例子,則是兩個湖北籍返崗人員的辛酸遭際——
3月19日,持健康碼綠碼的湖北籍男子譚先生回貴陽復工,因未提前報備當地居委會(快到貴陽時曾打電話告知),不被允許下車、無奈只能在車上待八九個小時,即便因內急想上廁所也被告知,只能在車內用塑料袋解決,“一下車,就報110”。
3月23日,懷孕一個多月的覃女士從湖北恩施咸豐縣返回惠州,因出現流血現象赴當地醫院進行孕檢,可連續兩家醫院都以“其隔離期未滿拒絕就診”、“等核酸檢測結果出來才能進行治療”為由,拒絕為其做B超。直到她半夜前往第三家醫院惠州市第一婦幼保健院,才如願做了B超、開了安胎藥。如今當地有關部門已介入調查。
乍看起來,這只是管控加碼、設防過度,是不夠人性化。但更深層次的問題還在於,對離鄂返程人員的“心結”並未打開,仍避“鄂”不及。所以,他們才會僵化行事、花式“阻鄂”,乃至設法刁難。
3月27日,江西九江一度將交通卡口設置到湖北黃梅小池鎮一側,限制湖北地區民眾出省,一度發生衝突。
對湖北人不是溫柔以待而是苛刻對待,不是敞開心懷而是戴著有色眼鏡,不是拋開成見而是人為設障,不是從實際出發解決他們的困難而是製造困難,這其實也是回到地域歧視的老路子上。
這對湖北人是權利上的損害,也是精神上的傷害:他們在過去兩個月裡付出良多,本該被善待而非被刁難。
這些行為也是在給湖北人、武漢人貼上恥辱的標籤。類似行為多了,無異於傷口撒鹽,勢必將很多湖北人推入“疫情恐懼+社會排斥恐懼”雙重恐懼中,也讓整個社會失去人文溫度。
3、因疫情而汙名化中國或歧視湖北人,都是防疫重心的跑偏,也是自我人格的矮化——有智識與品格之士都會意識到,該被矛頭一致對準的,是病毒,而不是“人”。
如果非要說,“人”也該被拒斥,那該被拒斥的,就是那些歧視者。
歧視就是歧視,不會因疫情沾邊就變得合理化了。
不歧視是文明社會的底線,也是科學防疫的一部分。
某種程度上,大疫當前,無論是國別歧視,還是地域歧視,都是在為“疫”作倀。
從病毒危害性來講,病毒不分國別,不會因為“地名+病毒”式命名就自動畫地為牢,將擴散半徑限於當地;病毒也沒有籍貫,不會看身份證選擇性地感染。嚷了再多“中國病毒”“武漢肺炎”,也無益於阻擊疫情;對湖北籍嫉“鄂”如仇,只能增加隔膜。到頭來,這反而會消減共同抗疫的共識基礎,讓病毒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機。
尤需警惕的是,此次疫情成為引爆地域歧視的新引信。
這些年來,內嵌到那些“地圖炮”“鄙視鏈”中的地域歧視很是常見。北京本地人嘴中的“王德彪”,上海人說的“硬盤”,兩廣人說的“撈佬”,港人口中的“蝗蟲”,都是地域歧視在外地人稱謂層面的顯現。
而河南人確實是“歧視主義的接鍋人”。無論是那句“十億人民九億騙”的順口溜,還是很多新聞跟帖下面對河南IP的地域攻擊,都是寫照。這製造的是族群對立與地域性仇視,最終也會造成相互傷害。
而從內心拒斥這種毒瘤式存在,也該是人們經受現代文明觀念砥礪後的價值自覺。經此一“疫”,針對湖北人、武漢人的地域歧視會否潛滋暗長,還不好說,但必須警惕。
就眼下看,我們還應拿出反對國別歧視的態度,去反對地域歧視。歧視是同個母胎孕育的,沒有好壞之別。不論是國外政客貼“中國病毒”標籤,還是國內少數人給湖北人、武漢人貼恥辱標籤,都源於無知和敵意,都是反文明。
所以,在反歧視這點上,我們的目光要向外張望,也要向內審視——而不是隻挑自己想反的反。
要始終記住一點:
凡是歧視,都該摒棄。
（文丨佘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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