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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節說到杜月笙在香港，大陸和臺灣都想他站隊。
臺灣方面，“內政部長”洪蘭友不時代表蔣來看望他，其用意也不外乎拉他去臺灣，免得他被大陸所“利用”，弄得蔣介石下不了臺。有一次，洪蘭友搖晃著白白胖胖的臉，得意忘形地說：“鏞兄，您在香港又是何苦呢？蔣公對您如此器重，何不到臺灣定居呢？再說他老人家不放心您啊！”
杜月笙聽出洪蘭友的話中有刺，冷冷地回答道：“洪兄，我的身體狀況惡化至此，實無精力做事，去臺灣之事以後再議吧！”
“好，好。”洪蘭友早有準備，不慌不忙又從公文包裡翻出一張委任狀，用夾著雪茄煙的手遞過去，“鏞兄，如果目前去臺灣有困難，那就在香港做點事吧。”
杜接過委任狀一看，見上面寫著“茲委任杜月笙為救國公債節約儲蓄劵港澳勸募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字樣，委任狀下面，還有一個大信封，內封儲蓄劵一沓，顯系送給他的肥水，讓他上鉤再說。
杜月笙看著洪蘭友笑眯眯的菩薩臉，知道此人老於世故，綿裡藏針，多說無益，說聲：“洪兄，你看我還能做事嗎？”便退入內室，把委任狀留在桌上，洪拿走也不是，不拿走也不是。
後來，陸京士、吳開先等人也來看過杜月笙，車輪大戰一般，勸說他去臺灣，結果也未能說動他。
因為跟法租界打過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對法國感到親切，他想遷居法國，徹底遠離政治是非。僕傭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隨他的顧嘉棠、萬墨林兩家，遷法共需27張護照。杜月笙向敗退在臺灣的國民政府提出申請，結果臺灣方面要收取“護照費”15萬美元。杜月笙的產業全留在大陸，轉移出來的只有出售一處房產的30萬美元，供應幾十號人在香港的龐大開支，這筆護照費杜月笙已支付不起！遷法在此遇阻。
原來杜月笙應大陸的邀請，已經定了的派代表赴北京參加中行開會事，因錢新之的出現，又差點翻船，全靠杜月笙竭力擺平。
錢新之，原也是上海工商界的頭面人物，與蔣介石是密友，為蔣籌籌錢款甚多。後來與杜月笙在上海、重慶等地合開銀行、公司，關係密切，幾乎無話不談，解放前夕一同逃往香港，在港臺之間搞運輸業務，他也是“中國銀行董事”。
1950年春，杜月笙的身體略有好轉，甚至還扔掉了輪椅、柺杖和氧氣瓶。逢天氣晴朗之際，還常在家人陪伴下出外散步。一次，路過錢新之家門口，還登門拜訪了他，並共進午餐，使這位老友不勝詫異。聽說老友杜月笙他們在商議赴京開會事，便亦趕來加入，但一問明情況，竟又猶豫起來，不肯籤委託書。他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他說：“這一簽字，我算是完了，只好在家種花，陪杜先生聊天了。”
其餘諸人，也差點打退堂鼓。誰沒有身家性命之虞啊？
杜月笙一著急，忙叫手下人去說服錢新之，結果未說動。他請錢新之出面，再召集眾人議一議，錢怕負“策動”罪名，亦不肯照辦。
杜月笙真急了，不得不抱病出山，力挽狂瀾。
由於這段時間的忙碌，杜月笙的哮喘有所復發，不得不聽從醫囑，臥床在家休息。但是他不願此事半途而廢，更不願說過的話作廢。潑出去的水難收，他想起這句話，便叫萬墨林打電話，約錢新之等人來家中協商。
杜月笙躺在床上，對大家說：“我輩皆年逾花甲，即死也不算是短壽，彼此相處數十年，目前行動難道不能一致嗎？做人以義氣為重，我主張大家一起簽名，任何危險，共負之。”
語所極其沉鬱，為眾人多年所未聞。
錢新之沉默之後，揮淚說：“我豁出去了，大家就聽杜先生一句話罷。”
杜月笙關照，為了諸老的安全，此事暫時保密。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過了不幾天，這個消息已傳得紛紛揚揚。本來，實際情況是無所謂的事，不料卻震驚了海峽對岸的中樞神經，蔣對杜月笙極為不滿，更是震怒，引發出一場轟動一時的大風波，史稱“中行事件”。
1950年4月的一天，蔣常去的臺北郊外別墅，呈現出一派森嚴的氣氛。傍晚時分，一輛接一輛的高級轎車先後駛到，走下一個個或戎裝或西裝或中山裝的國民黨要員。他們都是接到侍從室的緊急電話，趕來此地晉見蔣的。當幾位心腹干將出現在辦公室時，蔣破例地一抖身子，別轉身去，鼻子裡發出撲哧撲哧的“哼”聲，卻一言不發，也不讓座，直嚇得老資格的張群等人筆挺地站在牆角，不敢進也不敢退。
半晌，蔣大吼一聲，轉身扔過來一張《中央日報》：“你們自己看看？好好看看！你們的老朋友杜老闆現在怎麼樣了？”
俞鴻鈞做過蔣介石的侍衛官，膽子稍大，他拾起報紙，上下掃描，找到一則用紅筆圈過的報道。該報道轉引新華社消息說，中國銀行將在北京召開董監事會議，原任商股董事、現在香港的杜月笙、張公權、百光甫、宋漢章、李銘等人已正式出具委託書，將委派代表前去北京參加會議云云。
俞鴻鈞時任臺灣財政部長，自然要負責，趕忙趨前一步，說：“總統息怒，這會不會是老杜他們迫於那邊的壓力，出於無奈呢？”
蔣這才揮揮手，示意大家坐下，隨後用寧波官話說：“娘希匹！那幫銀行家隨風轉舵倒也罷了，想不到老杜也來這麼一手，難道他還想回上海灘當大亨不成？”實際上，大家早已知道此事，而且已擬了應對方案帶來，只是沒有想到蔣會如此動怒。
張群不愧是蔣的左膀右臂，頂尖高參，出主意說：“蔣公，此事大有周旋餘地，可搶在北京開會前，讓他們發言改變主意，至少也必須讓他們來臺灣開會。我建議，臺灣‘中行’立即籌備召開董監事會議，時間就定在北京開會前後，只要杜月笙來，或者派人來，那麼中共的宣傳影響就不起作用了。”
蔣對張群自然言聽計從，不住地點頭。
這次“御前會議”，最後通過對付杜月笙的三項辦法，並立即付諸行動：（1）要求杜月笙、張公權、陳光甫等人聯合發表聲明，前致北京中行的委託書系出脅迫，決予放棄；（2）要求杜月笙等出席臺灣“中行”定於4月20日召開的董監事會議；（3）最低限度，杜月笙等亦須同樣出具委託書，派代表來臺北。
蔣親自指派俞鴻鈞、洪蘭友兩人，立即飛赴香港，直接找杜月笙問話。
俞、洪非等閒之輩，到香港後，先不見杜月笙，而是分頭拜訪張、陳、宋、李諸人，想從外圍尋求突破口，然後再集中精力對付杜月笙。他們認為，“中行”要挾蔣之“聖旨”，恩威並施，這批銀行家不免畏縮動搖，鬧起內訌，到得此時，事情就成矣！
杜月笙得知消息後，叫秘書駱清華轉告諸友四個字：“堅持立場。”
杜雖是幫會頭領，但為人極重信義，一諾千金，最恨朝秦暮楚之人，這點在上海灘是無人不知的，所以就憑這句話，這班鼎鼎大名的銀行家們，始終沒有翻悔他們所作的選擇。
事情白熱化了，俞、洪沒有辦法，只得找上杜家宅門，硬著頭皮，興師問罪。對於這等人物，杜月笙定下快刀斬亂麻之策，不與之糾纏，亦不與之辯白，見面之後，斬釘截鐵地聲明：“我做人最重信義，不能說謊，更不願賣友，此次北京中行開會，我等已籤委託書，則一切改變均不可能，如不見諒，有何危險，也只好聽命了。”
俞、洪一聽，知道再說無用，掉頭悻悻而去。
“中行事件”以後，蔣介石氣急敗壞，惱羞成怒，便指使手下對杜月笙不斷進行“神經戰”（造謠誣衊），並派遣特務赴港直接予以威脅恐嚇，這些手段均未使杜就範。1951年4月12日，對杜月笙來說，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24年前，在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政變中，杜月笙充當了劊子手屠殺了許多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隨著這一天的臨近，杜月笙心中忐忑不安，夜不能寐，不知道大陸方面有何舉動。
一天，臺灣方面忽然派人來到香港，給杜月笙帶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預知後事如何，請看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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