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藝術社會學雖然處於初興階段，卻已呈現出相當多元和豐富的面向。將藝術帶回社會學的視野，不僅是社會學突破自身學科邊界、尋求與其他學科交融可能性的體現，也是對社會轉型與時代變遷的回應。
從19世紀社會學誕生以來，古典社會學的奠基者就曾對藝術問題有所關注。例如韋伯曾將音樂視為西方世界“理性化”的一種獨特表徵加以研究，齊美爾則從生命哲學的視角對荷蘭畫家倫勃朗的繪畫做過專門討論。後來的法蘭克福學派亦曾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藝術進行過激進的社會學批判。但直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布迪厄的“文學場”研究、貝克爾的“藝術界”研究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的出現，藝術社會學才真正發展成為社會學的一個重要領域。而在中國，社會學自恢復重建以來，首先關心的其實是勞工、家庭、社區、分層、流動、組織等更為“硬核”的議題。相較而言，藝術作為一個社會學的問題，則一度顯得較為小眾和邊緣。但是，最近幾年來，隨著兩方面的變化，中文學界的藝術社會學研究亦逐漸呈現興起之勢。
一方面，社會學家開始將文學、音樂、電影、繪畫等藝術形式，詩人、畫家、小說家等藝術家群體，博物館、藝術園區、電影製片廠等藝術機構，以及藝術品市場與消費等納入研究視野。《社會學研究》和《社會》兩個重要社會學專業雜誌分別在2018年和2019年推出了“藝術社會學”和“文學社會學”專題。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文學、美學研究領域的學者亦開始將目光投向社會學，呼籲對藝術的研究要從哲學思辨與審美批評轉向社會學意義上的實證研究。他們尤其強調要將社會學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工具用於藝術研究，從而為傳統的藝術批評或藝術史研究帶來新的活力。同時，藝術社會學的一些經典著作，例如豪澤爾的《藝術社會史》、布迪厄的《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亞歷山大的《藝術社會學》也在最近幾年被陸續譯介到中國。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譯林版“藝術與社會”叢書，主編劉東在叢書序言中明確指出，藝術社會學的基本形態不應是傳統的“美的哲學”，而是“嚴格意義上的、把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的社會學”。本著這一認識，這套譯叢系統地選譯了一批當代西方的重要藝術社會學著作，尤其是經驗研究作品，對國內藝術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正在產生積極影響。由此，兩個方面合流，共同將藝術帶回社會學的視野之中，造就了藝術社會學近幾年來在中國的初興。本文旨在對這一新興的學術潮流做一簡要的梳理和考察。囿於篇幅，討論僅集中在藝術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兩個層面。
理論研究：新舊脈絡並重
就理論研究而言，一方面，一些傳統的藝術社會學理論脈絡，例如本雅明、布迪厄等人的著述，得到了進一步的整理和討論。例如，馬欣從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入手對本雅明藝術社會學的三個重要文本進行了考察。孟凡行聚焦於本雅明藝術社會學的一個核心概念“靈韻”，對靈韻發生的機制與條件進行了討論。劉暉則對布迪厄的文學社會學進行了細緻梳理。另一方面，新的研究脈絡也進入到中文學界的視野。例如，盧文超最近幾年來陸續對現代西方新藝術社會學的相關理論視角和研究範式，彼得森的“文化生產”、貝克爾的“藝術界”、法恩的“自學藝術”、格里斯沃爾德的“文化菱形”等，做了較為系統的引介和評述。在此基礎上，他也對藝術社會學的學科定位進行了反思，一方面指出藝術社會學面臨著是否進行“審美介入”的兩難困境，另一方面又明確倡導將審美重新納入藝術社會學的研究核心。
有趣的是，藝術社會學理論研究方面的工作其實主要不是由社會學家來推動的，而是由一些做藝術理論或人文研究的學者來完成的。這些學者之所以對藝術社會學的理論建構具有明確的學科自覺，是因為在他們看來，藝術這個概念本身在現代以來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 正如彭鋒在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從18世紀到20世紀，人們對“藝術”的理解經歷了一個從賦魅到祛魅的過程。換句話說，藝術不再是一個超驗的東西，而本身就成為一個社會學的問題。
經驗研究：兩種進路互補
與這些學者相比，社會學家對藝術的研究則大多落在經驗的層面，由此也與前者的理論取向形成了互補。新興的藝術社會學的經驗研究可以分成“從藝術來理解社會”與“從社會來理解藝術”兩個基本進路。前者指的是將藝術本身視為社會的鏡像，討論藝術作品中呈現出來的社會。這是一個由內而外的進路。後者則是指將藝術現象本身視為社會的產物，討論藝術現象如何受到社會結構和社會因素的塑造。這是一個由外而內的進路。
關於前一種進路，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凌鵬、孟慶延關於京劇、相聲等傳統戲曲曲藝的研究；王建民、陳雲松等人關於唐代詩人的研究；鄭少雄關於藏地小說與電影的研究。其中，凌鵬關於京劇《四進士》的研究，旨在通過劇中的角色與情節來討論傳統社會中“異鄉人”如何被整合進入社會秩序中，從而找尋“差序格局”向外推延的機制。孟慶延則對相聲在近百年來的變遷史進行了考察。他將相聲理解為一種社會性的文本，揭示了不同歷史時期典型相聲作品所呈現的民情與政治之變遷。王建民關於“詩佛”王維的研究以“知人論世”的方法，通過對其詩作的梳理，呈現了盛唐的世風民情以及士人階層的交遊空間。陳雲松等人則對800餘位唐代詩人的人生史及其詩歌成就進行了計量分析，指出“國家不幸詩家幸”之說在唐代並不能成立。鄭少雄最近幾年來對有關藏地的小說與電影多有討論。例如，他細緻梳理了阿來的四部長篇小說《格薩爾王》《瞻對》《塵埃落定》及《空山》，進而揭示這位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普通讀者的藏地想象的作家，是如何建構“漢藏之間”的康區的歷史敘事，尤其是康區時間感與空間感的雙重轉型。在另一篇文章中，鄭少雄則對四部藏地電影做了比較分析，揭示這些反映藏區內部不同地理與文化單元的電影，如何呈現政治、市場和社會的互動在不同時期對藏區民情的塑造。在這個意義上，小說或電影是被當作“民族誌”材料來處理的，即歷史進程或社會現實的“表徵”；對小說或電影的研究本身並非藝術批評，而是旨在理解藏區以及藏文明自身的變遷機制。以上這些研究雖然都以京劇、詩歌、小說、電影等藝術形式為題材，但其問題意識卻並不限於藝術本身，而是試圖通過藝術來理解其所表述與呈現的社會世界，藝術本身是作為社會的表徵來處理的。正如劉亞秋在一篇文章中所討論的，文學可以成為社會學的田野，以上這些研究實則都是將藝術文本作為社會學或人類學分析的田野來看待。
與此相映成趣的則是後一種研究路徑，即將藝術放在社會中來理解，考察外部社會結構對藝術本身的塑造。這一進路的問題意識落在藝術與社會的互動之上，藝術的生產、消費、接受與傳播本身成為一個值得分析的社會過程。
就藝術的生產維度而言，研究者對電影、小說、詩歌、舞蹈等藝術形式均有所討論。例如，嚴俊和樂鵬舉對上海某電影製片廠的興衰史的考察，揭示了該廠的工作模式如何受到宏觀制度環境與社會經濟結構變遷的影響，最終導致電影創作趨於平庸。在該研究中，電影創作是被視為一項“集體行動”來分析的。儲卉娟關於網絡文學的研究旨在從技術與法律這兩個維度，分析互聯網文學的生產機制及其變遷邏輯，指出“說書人”與“夢工廠”這兩種對網絡文學的不同想象之間的張力。她的研究呈現了一個圍繞互聯網文學的複雜產業生態，在這個意義上，亦不妨被視為一個關於“藝術體制”的研究。劉暢對打工詩人的研究則指出這一特殊文學群體的文學創作可以被理解為個體應對自身社會處境的一種方式，打工詩人通過詩歌來建構自我，完成社會適應。周怡的研究聚焦於近些年來新興的廣場舞，從表意、拼貼和同構三維度對其進行考察，且揭示了這一大眾藝術形式的產生及發展形態如何受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女性這一特殊世代的影響。
就藝術的消費維度而言，方軍考察了中國新興城市中產家庭的視覺藝術消費。他通過實證調查發現，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中國情境下並不完全成立，藝術品位並非與社會階層直接相關，而更多地受到職業地位群體的影響；中產階層的藝術消費不是出於彰顯身份區隔，而是為了獲得審美體驗。
就藝術的接受與傳播維度而言，甘鋒等人通過大數據方法考察了中國畫家在中西方的不同知名度及其變遷，從一個側面呈現出中西社會對於藝術的不同理解和接受。薛龍春關於清代金石學家黃易的個案研究則揭示了學術精英、地方官員與布衣學者如何構建起一個兼具信息傳遞與互動功能的社會網絡，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乾嘉時代的金石學潮流。這兩項研究雖然不是社會學家完成的，但卻具有鮮明的社會學意趣。
綜上，中國的藝術社會學雖然處於初興階段，卻已呈現出相當多元和豐富的面向。將藝術帶回社會學的視野，不僅是社會學突破自身學科邊界、尋求與其他學科交融可能性的體現，也是對社會轉型與時代變遷的回應。薇拉·佐爾伯格曾說過，“藝術社會學的命運與藝術在社會中的地位緊密相關”。可以預見，伴隨著文化經濟與藝術產業的繁榮，藝術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將更加蓬勃。
（本研究受到中國人民大學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學科）和特色發展引導專項資金”支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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