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國經濟下行的話題物議沸騰，這與自身飯碗相關的事，獲得了全國人民的矚目。而上一次出現相同的話題，卻是在2015年。在那個年頭，也是經濟嚴重受挫，出現了人民幣貶值、跨境資本外逃、房地產投資驟降等諸多問題。
經濟不景氣，自然有了許多不同的聲音。4月24日，時任財政部長的樓繼偉在清華大學舉行的“經濟高層講壇”發言：中國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此言一出，無數媒體競相轉載，在社會的輿論中，激起了驚濤駭浪。
在經濟出現困難的前15個年頭，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可以說龍行虎躍，同時也激勵了民眾，讓眾人對未來經濟繼續高速發展深信不疑。然而樓部長的一席言論，卻讓民眾的信心打了個折扣。畢竟，財政部是除去央行外最瞭解經濟動態的權威，財政部長尚且這麼說了，那麼經濟將會何去何從。
“中等收入陷阱”一詞也隨之深深刻在了許多人的心裡，這其中，也包含了學術界的各位大拿。諸多經濟學家開始唇槍舌劍：有人認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問題，也有人表態這個過程會異常艱難。
在2015年的年末，決定中國經濟命脈的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在這場會議中，將去庫存和去產能作為了刺激經濟復甦的重要手段。隨後，棚改計劃出臺，央行放寬貨幣供給。大量資金如同洩閘洪水一般流入民間。
在天量的貨幣刺激之下，市場迅速變熱，經濟也隨之整體盤活，“中等收入陷阱”一詞也如同一個過期的明星，被社會拋之腦後。然而經濟的潛在的問題並未消失，不過是在貨幣的大量投放之下，被深深掩蓋。
在2018年末，去庫存任務告一段落，各地的貸款審批迴收了，流向樓市的閘口開始收緊。與此同時，面臨美聯儲的加息預期，央行同時收緊信貸。在貨幣縮緊的同時，中美爆發貿易戰，經濟再次受挫。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又被諸多媒體挖了出來，並被大眾所聚焦。不過人云亦云，大多數媒體並不擁有足夠解讀的經濟學素養。
要想真正瞭解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判斷中國是否能夠跨越，我們還需帶著疑惑， 追本溯源。
01、陷入泥潭的拉美各國
2006年，世界銀行發佈了一份《東亞經濟發展報告》。在這份評估東亞各國經濟狀況的報告中，“中等收入陷阱”一詞首次亮相，並指出，各國若不能轉變經濟增長機制，就難以突破人均10000美元的天花板，從而進入經濟停滯期。
這一理論並非憑空捏造，而是根據數據統計。在1950年以來，人口超100萬的國家地區中，除去日韓等13個經濟體，其他大多數都陷入經濟增長緩慢的境地。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拉丁美洲。
在中國尚處於大躍進時，以墨西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各國就已經抱著雄心，爭先恐後地發展起了經濟。對於國際而言，拉美不但人口數以億計，並且資源豐富。於是歐美眾多財團接踵而至，慷慨解囊，讓拉美眾國獲得了第一桶金。
在獲取資金的同時，拉美各國還不斷從歐美引進技術。雖然大多是“二手貨”，但對於本地來說已是綽綽有餘。此後，拉美各國將製造業定為立國之基。
為了更好培育起製造業這棵幼苗，減少進口便成了這些國家的基本國策，一個叫做“進口替代”的戰略應運而生。
這一戰略下，拉美各國要麼提高關稅，要麼外匯管制，不斷出臺各項措施限制外國工業品進口。缺乏外來競爭後，本土產業迎來春天。本地工業突飛猛進，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國相繼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
有得必有失，過度的進口替代，也為拉美本土的經濟留下了巨大的禍根。一是犧牲了消費者的利益，使消費者只能使用價高質低的商品，二是對於本土企業的保護過甚，讓其缺乏競爭意識。
話雖如此，但在本土市場的發力下，經濟開始迅速騰飛。上到執政者，下到普通家庭，無不為經濟的飛躍所亢奮：委內瑞拉上馬3000個項目，巴西計劃投資3700億美元，墨西哥計劃90年成為工業強國。
為了達成上述的各種目標，單靠本國資金無以為繼。於是拉美各國開始籌資，一邊對外舉借了天量的債務，一邊對內發放了海量的貨幣。鉅額貨幣進場，通貨膨脹加速，貨幣開始迅速貶值，大量的本地資本紛紛外逃。與此同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經濟風暴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來襲。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在了火藥桶一般的中東地區。由於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不滿，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們在密謀之後，一致削減石油輸出量。這一舉動打斷了西方經濟社會的進程，引發了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
油價好似坐上了直升飛機，一天一個價，大量的歐美公司因此破產、停工、裁員。而當時的拉美正借了一大筆歐美的外債，依靠出口原材料和礦石還債。在經濟危機裡，這些商品的價格一瀉千里。
債臺高築、資金外流，諸多因素下，拉美各國爆發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墨西哥宣佈暫停償付外債，巴西、委內瑞拉等國一致跟進。到1986年底時，拉美眾國的債務總額飆升到了驚人的10000多億美元，相當於當時3箇中國的GDP總量。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然而拉美的情況並非是惡意違約，而是家中實已無糧下鍋。在經濟越發崩壞之時，最大的債主美國出手了。
1985年10月，美國前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會上提出，以美國商業銀行為主，聯合其他銀行向以拉美為主的債務國發放貸款。
在這項提案被稱“貝克計劃”的提案裡，除了提供貸款，還附加了一定的政治條件，即要求拉美各國放棄“進口替代”，實行金融與貿易自由化。早已無米下炊的拉美各國，為了獲得資金支持，相繼表示接受。
正如前文所講，拉美各國由於長時間的封閉國內市場，本國企業在國際競爭的潮流前，完完全全就是個“紙老虎”。對外放開後，已經忍受夠高價低質的消費者迅速轉投國外廠商的懷抱，拉美本地的廠商被跨國企業以摧朽拉枯般的氣勢擊潰。
本以為救命的解藥，卻成為了致命的毒酒。拉美消費者的選擇，成為了壓垮本地製造業的最後一根稻草。經濟萎縮、工廠倒閉、失業驟增，拉美各國被拉下了經濟迅速增長的神壇，成為了失敗國家的代表。
在此之後，拉美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境地，始終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裡而無法脫身，成為了負面教材，讓全世界所有的後進國家為之警惕。與之相比，萬里之外的亞洲，卻在不同的形勢下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02、成功的日韓與失敗的東盟
在亞洲諸國中，除去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外，以日韓為代表的東亞以與東盟4國為代表的東南亞，在經濟賽道的表現相差甚遠。
70-90年代，日韓經濟突飛猛進，以遠超常人想象的速度跨入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反之泰國印尼等東盟4國，卻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
與實行“進口替代”的拉美相比，日韓尤其重視參與國際貿易。日本將 “貿易立國” 作為不變國策 ，以金融為主財政為輔的手段，大力扶持商品出口。韓國則以貿易為導向，鼓勵資本國際化並加強對外合作。
在兩國的積極推動下，日韓在國際產業鏈開始扮演起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大量來自歐美各國的訂單紛湧而至，源源不斷地為日韓企業開始輸血。以三星、索尼、豐田為代表，一系列我們耳熟能詳的跨國公司，在這一背景下開始崛起。
外貿如火如荼，居民收入突飛猛進，消費能力水漲船高。內需這輛馬車鬆開韁繩開始狂奔，擔負起了發展經濟的重任，成為強勁的推力。
然而雖有外貿與內需這兩樣利器，但日韓當時本土的產品層次卻與歐美仍保持著距離。這使得無論是國際分工還是國內市場，日韓均有大量的利潤流失。擺脫這一境地的唯一方法，就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在關於產業升級的路上，日韓殊途同歸。前者確立了 “技術立國”的方針，一邊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一邊哺乳國內科技產業。後者則是將科技發展定為國策，推動模仿向自主創新的轉變。
兩國的專利申請開始呈現出爆發趨勢，實現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科技鏈攀爬。而在科技產業的促進下，先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了發達國家行列。
與華麗變身的日韓相比，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菲律賓則深陷泥潭，經濟前行的速度施施而行。比如東盟四國經濟發展最快的馬來西亞，1973年就已經成為了中等收入國家，但直至2017年，也未能成為高收入國家。
東南亞地處熱帶，氣候溼熱，有著充沛的降水以及豐富的熱帶資源，與拉美環境極為接近。在這一得天獨厚的條件下，東南亞各國的本地企業將重心放在了橡膠、農產業等資源的出口貿易，反而在其他產業競爭力薄弱，自身產業結構同樣落後。
當地政府未必不想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但往往有心無力。由於產業規模的限制，就業崗位有限，四國耗費重金培育的人才，往往在畢業後奔赴異國他鄉求職。在2011年的數據統計裡，馬來西亞的海外人口居然高達150萬之巨，佔全國人口的5%，這其中，大多數為高素質人才。
出口乏力、內需不足，社會財富卻被極少數權貴富商所壟斷。在一份統計報告中，四國最富裕的1%人口，佔據了社會整體50%的財富。而與此同時，大量群眾仍在溫飽線掙扎。像極了那句話，“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雖然弊病頗多，但東盟四國仍依靠著原材料的出口，緩慢積累起了一筆可貴的社會財富。然而在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以索羅斯為代表的西方財團卻撬開了這扇守護財富的大門，將東南亞多年積累的財富一掃而空。
雖然韓國在這場危機中同樣損失慘重，但依靠本身雄厚的底子，東山再起。反觀東南亞諸國，卻由此萎靡不振。
是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成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分界線。身處東亞的中國，在與日韓截然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也開始面對起了這個魔咒。
前進一步海闊天空，後退一步萬劫不復。
03、困難但前進的中國經濟
1978年，改革開放，有著10億勞動力和市場的中國，開始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正式登上了國際舞臺。人均GDP搭上高鐵，從不足200美元一直飛奔過了9000美元的紅線。速度之快、影響之廣，舉世罕見。
經濟快速增長下，卻依舊隱藏了諸多不容忽視的問題，比如社會收入差距的日益擴大、人口老齡化的後續無力、房價高漲的內需萎靡。
在北大3年前公佈的《中國民生報告》中，就指出1%的家庭佔據了全國三分之一的財產。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下，佔據絕大多數人口的勞動力勞動積極性會降低，子女上升通道被限制。目前來看，收入差距，仍在朝著越來越大的方向發展。
社會階層的分化，與日益高漲的房價息息相關，這也同時壓抑住了內需擴展。在北上廣深諸多一二線城市，大批年輕人為了攢下首付，恨不得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在此情況下，消費降級的出現也就見怪不怪了，整體經濟的正常流轉被影響。
然而對中國而言，最大的問題還是老齡化危機。全面二胎不及預期，越來越多的老人與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常態。日韓的今天，無疑是中國的明天，但與日韓不同的是，未富先老是我們正在面對的。
諸多問題齊聚，成為了中國經濟前進之路的一道道門檻。如何破局，是今天政府需要考慮的重中之重。目前來看，最大的希望就是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
只有產業升級，產品附加值提高，我國才可以在國際和國內市場獲取更多的利益，並避免勞動力下滑帶來的產業外流影響。也正是出於這一考慮，中國推出了中國版的工業4.0計劃，即《中國製造2025》。
然而往往事實並不能讓人如願，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製造2025》視為心腹大患，並通過貿易戰限制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在貿易戰下，中國的對外出口同樣嚴重受挫，農民工返鄉數量再次攀高。
即使如此，轉型升級也是中國不得不走的一條路。不過相對美國附屬的日韓而言，中國在這條路上走的更為艱難。但我國畢竟是經濟大國，有著完善的產業鏈以及更為廣闊的市場，完成科技樹的攀爬，只是個時間問題。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不曾有人相信，人均GDP甚至只有撒哈拉沙漠三分之一的中國，能達到今天這個地步，在那麼艱難的日子，中國尚且創造瞭如此的一個經濟奇蹟。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當下，中國依舊也有經濟轉型的能力與魄力。
但要達到這個目標，正如任正非所說，還要拿錢砸出更多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到那時，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而言只會成為“歷史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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