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一季度，國內乘用車市場被新冠肺炎這個“年獸”折騰得苦不堪言，各家車企產銷量都遭受不同程度的下跌，有些車企甚至呈現觸底式的零產銷。
一邊是國內多個省市限號或限購，一邊是人們被壓制的購車需求，供需矛盾從來沒有像當前這樣嚴峻，消費者要買，車企想賣，最後的矛頭指向了地方政府——你們是不是該做些什麼？
剛需族，不需要“烏龍”只需要車牌
2月24日，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了《關於加強進出武漢市車輛和人員管理的通告》(第17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第17號令發出3小時後，就被新發出的第18號令宣佈無效，鬧了一個大烏龍。
武漢“前事不忘”，北京“後事之師”。
前兩天，商務部官方網站發佈了一則《北京正在研究出臺刺激汽車消費的舉措》，北京方面正在研究鼓勵釋放一部分老舊車存量指標、再釋放不少於10萬個購車指標促進剛需家庭購車消費、推出限定在郊區行駛的專用小客車號牌。
同樣令人意想不到，半天之後“北京有關刺激汽車消費措施”被迅速撤稿了。為此，北京市商務局還特意在官方微博發佈致歉信息，表示“北京有關刺激汽車消費措施”尚未研究論證，就該事件給社會公眾造成的誤解表示深深的歉意。
事實上，消費者需要的不是道歉，也不管相關部門為何如此“調皮”，他們需要的是能夠解決汽車限購難題，緩解出行剛需的政策和辦法。
北京的這次“烏龍”事件，引發廣泛影響，汽車板塊整體大幅上漲，對於刺激消費措施做出了積極的響應。無可奈何的是，消費者正要把“熱臉”貼上去時，卻發現是一場空歡喜。
其實，關於北京放鬆限購的呼籲早已有之，只不過被北京以緩解交通擁堵和治理空氣汙染等理由婉拒，2020年10萬個小客車指標配額，其中普通指標額度4萬個，新能源指標額度6萬個，相對於335萬參與普通指標搖號的人，以及46萬排隊等待新能源指標的人來說，註定是一標難求。
同時，北京執行指標搖號這些年，催生了“租售”號牌的生意，車牌持有者、中間人、背戶租號者，各方在一張並不合法的協議下，上演“周瑜打黃蓋”的戲碼，各取所需。
最近兩年，還有一些人經中間人牽線，與擁有車牌的異性通過結婚、離婚、繼承三步走，獲取車牌。
相對於固執地執行指標搖號的北京，同為一線城市的上海、廣州、深圳採取了相對多樣的車牌供給方式。
上海的燃油車車牌採取拍賣方式進行，目前車牌均價約9萬元。我們看到，上海市2020年1月、2月參與車牌競拍的人數都在13萬人左右，車牌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擠掉了投機分子。同時，上海鼓勵新能源汽車消費，只要購車人達到相應資格，均可購買新能源汽車。
廣州人獲得車牌的方式有幾種，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可以直接申請新能源汽車，也可以通過搖號方式獲得節能車指標和普通車指標。3月廣州粵A車牌平均成交價約1.85萬元。
深圳車牌可以通過搖號、競價兩種方式獲得。撞大運似的搖號就不說了，中籤率也很低。3月競價的個人車牌成交均價4.1萬元，也還算可以接受。深圳對於申請新能源車牌要求更加寬鬆，符合條件的深圳戶籍持有者，只要有駕照即可申請，非深圳戶籍者只需滿足居住證+連續2年社保+駕照即可申請，門檻比起北京來說要低上許多。
與上海、廣州、深圳等地相比，北京車牌搖號難度大、排隊週期長、預期心態差早已是事實。對於剛需消費者來說，“汽車只在我夢縈，車牌已多年未親近”，一塊小小的車牌，在大家心中竟有重逾千斤的份量。
刺激政策經常有，今年要更給力才行
近年來，中國面向汽車市場的刺激政策也不少，比如說汽車購置稅減免、置換補貼、取消皮卡進城限制、汽車下鄉等，都起到了不錯的效果。
2019年，應對多個省市率先實施國六標準，為了刺激消費，廣州和深圳還推出了增購指標。廣州自2019年6月-2020年12月增加10萬個中小客車增量指標額度，增加的額度原則上按1：1比例分別配置普通車競價指標和節能車搖號指標；深圳自2019年6月起，在原定每年普通小汽車增量指標配置額度為8萬個的調控目標基礎上，2019年至2020年每年增加投放普通小汽車增量指標4萬個。
近期，在“疫情”的催化作用下，全國多地已經陸續出臺了一些刺激汽車消費的政策，主要以提供購車補貼為主。
浙江杭州，有序放寬汽車限購措施，制定汽車以舊換新和下鄉惠農政策。而且，杭州宣佈一次性增加2萬個小客車指標，將於5月29日組織一次個人階梯搖號，完成15000個指標的配置。
湖南長沙出臺政策規定，3月11日至6月30日，消費者在指定經銷商購買上汽大眾長沙工廠、長沙比亞迪、廣汽三菱、廣汽菲克、湖南獵豹等車企生產的車輛，並在長沙上牌的，可獲得裸車價款3%的一次性補貼，每輛車最高不超過3000元。
湖南長沙、株洲、湘潭市民購買吉利汽車湘潭九華基地生產的吉利繽越、全新遠景，將獲得3000元每輛的購置稅補貼。
廣東佛山，消費者在本市註冊登記的汽車銷售企業購買“國六”標準排量汽車，每輛給予2000元補助；佛山號牌車主憑舊車售賣發票或汽車報廢註銷證明購買新車，每輛給予3000元補助。
除了實實在在的現金補貼，車企們還紛紛在汽車金融、售後服務等方面推出新舉措，包括降低首付、長週期0利率、更長時限的免費維修保養等，這些都對疫情過後汽車市場銷量回暖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相比於廣州、深圳去年就開始增加購車指標，杭州放寬限購併增加指標、長株潭等地發放購車補貼等，北京、上海這兩個城市依舊很“剛”，上海表現稍好，在3月發放了近1.2萬張牌照，較1月、2月有所增加，而北京則巋然不動。
從京滬兩地政府的工作慣性來看，購車指標的一城一策已經施行了多年，老百姓也慢慢習慣了，如果忽然改變套路和規則，或許能收到叫好聲，但也更容易引發更多新問題，或許這就是北京、上海沒有大動干戈的原因。
今年，國家發改委、公安部、財政部等23個部門聯合發佈《關於促進消費擴容提質加快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意見》，提出要“促進汽車限購向引導使用政策轉變，鼓勵汽車限購地區適當增加汽車號牌限額”。對此，北京、上海也遲遲不作表態，更沒有積極的動作，依舊在按部就班的以搖號、拍賣的形式發放車牌指標。
第一季度持續萎靡的汽車銷量，預示今年中國汽車市場形勢更加嚴峻，車企、經銷商，以及眾多相關上下游企業，大家都開始抱團取暖，共度時艱。近期，許多車企都推出經銷商扶持政策，包括減免銷量考核、增加返利補貼、強化線上營銷等，幫助經銷商減壓增效。
可想而知，在常見的市場激勵政策之外，如果地方政府能推出刺激汽車消費的特別政策，不但會贏得更多消費者的掌聲，也會收穫車企和經銷商們的敬意。
結束語
有了多個省市地方性政策的刺激，汽車企業也在積極應對，力爭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打一場翻身仗。由於消費者購車的實際需求始終存在，如果限牌城市有條件的釋放一些利好消息，相信會為車市帶來一波“補漲”行情。
而商務部網站這次“烏龍”事件，讓我們看到了北京市的相關政策具有超強的“示範”效應，更看到了剛性需求被抑制多年後消費者渴望解綁的強烈呼聲。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也許北京市正在醞釀出臺應對當下時局的新政策，只是因為細節難以迅速敲定，暫時只好“靜默”。
“北京北京，我是剛需族，聽到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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