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首富,比普通人悽慘的晚年

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國土上,有一種危險物種,叫“首富”。

2018年5月,90歲的華人超級富豪李嘉誠正式宣佈退休,拼搏商海幾十年,最後成功著陸上岸,李嘉誠是華人富豪中的傳奇。要知道,以首富之身而能避免超級風雨自古至今都是少有的。

縱觀歷史,首富的交椅,還真是不好坐的。

一百多年前,世界的首富居然是一個福建人。雖然在今天的中國,他並不出名,但他在海外非常出名。

他是美國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甚至馬克思也曾在專著中提到他的名字,2001年《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上最富有TOP50榜單,其中有6箇中國人,他就是其中一個。他就是伍秉鑑。

這6箇中國人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鑑和宋子文。這六人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不用說了,劉瑾作為明代的巨閹太監,和珅作為乾隆身邊的第一權臣,宋子文作為曾經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可以看到國外公認的古代中國六個世界首富中,只有伍秉鑑一個人是徹底的商人。

中國的世界首富,比普通人悽慘的晚年

1826年,這一年是大清帝國道光六年,時年58歲的帝國首富伍秉鑑(1769-1843年),在廣州宣佈:老爺子我,要退休了。

伍秉鑑祖籍福建,福建山多地瘠,農業發展不起來,所以,福建從宋代開始就進行海洋貿易,到元代,泉州成了當時世界第一大港,商業文化烙印到了福建人的骨子裡。清初,鄭成功佔據臺灣,中國海洋商業貿易中心開始轉向廣州,大批的福建人也來到廣州繼續經商,伍秉鑑的祖上也是移民大軍中的一員,閩粵兩省佔盡了中國海洋貿易的地理優勢,加上福建人善於經商和開拓的性格,這樣就掌握巨大的財富。即便今天,《2015胡潤全球華人富豪榜》中,華人財富TOP100中,閩商也佔31席位。

中國的世界首富,比普通人悽慘的晚年
  • 《2015胡潤全球華人富豪榜》

歷經五代人的艱辛努力,1792年伍秉釣(伍秉鑑的二哥)創辦了怡和洋行,然而1801年,伍秉鈞壯年去世;也就是這一年,33歲的伍秉鑑從哥哥伍秉鈞手中,接過了怡和洋行的家業,由此開啟了創造一個商業帝國的驚人歷程。

儘管父親和哥哥為伍秉鑑留下了一個簡單的基礎,但伍家在世界商業史上的真正起步,卻是源自伍秉鑑的創造。

伍秉鑑生活的年代,清廷閉關鎖國,只允許在廣東進行“一口通商”。作為千年港和廣東的省會,廣州作為大清帝國的開放門戶,也成了全世界商人趨之若鶩的商業躍土。這種感覺,其實有點像後來1949年後至改革開放前的香港。一個能誕生首富的地方,一定要講究:天時地利。

時勢造英雄,伍秉鑑趕上了好時候。

廣州壟斷對外貿易的就是民間十三家商行,簡稱“十三行”,十三行壟斷了整個大清帝國的對外貿易,其中的利潤空間可想而知。伍秉鑑所接手經營的怡和洋行,作為十三行的重要代表、通過經營茶葉出口等壟斷性貿易,由此開始迅速崛起,併成為十三行的商業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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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緊緊相聯。

雖然那時清朝已經呈現衰敗之勢,但是中國人口基數龐大,與世界的商貿交易量巨大,伍秉鑑幾乎控制了中國與世界的貿易,所以,他不富也很難了。

中國的世界首富,比普通人悽慘的晚年

1834年,伍秉鑑曾提起他個人的財富,通過計算他個人在國內的田地、房產、商鋪、錢莊、貨物和現金,以及在世界範圍內的投資,伍秉鑑說,他擁有多達2600多萬白銀的資產。當時整個大清帝國一整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4000萬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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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華爾街日報》這樣評價: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鑑,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世界首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想發財就要生在正確的時代和地方,當然並不是每個閩粵人都能成為富豪的,除了天時地利,這還要有個人的能力和眼光,伍秉鑑能縱橫商海,正是靠著他的“人和”。

伍秉鑑的生意始終以品質和誠信為重。他銷售的茶葉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凡是有伍家戳記的茶葉,在國際市場質量最好的,能賣出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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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人低調謙遜,誠信忍讓,建立廣闊人脈,對生意夥伴,伍秉鑑也講究共贏共富、由此贏得了行商們時的一致敬重。

1801年,美國人阿斯特到廣州進茶葉,因為本錢不夠,找到了伍秉鑑。伍秉鑑賒給他七萬銀元的貨物。可阿斯特的貨船在回國時沉了,他被逼上了絕路......

伍秉鑑見到他說,你是個誠實的人,只是運氣不好,可以重新開始了。他拿出阿斯特的借據,當面撕了,還送給他回國的路費,阿斯特感動得雙膝跪下,給他磕了一個頭。

由於減信經營,待人厚道,伍秉鑑的商業帝國迅速擴大,並且他的商業口碑也在世界範圍廣為流傳。

1829年,貧窮的美國小夥子約翰·福布斯,來到廣州。伍秉鑑不僅介紹他到洋行工作,還待他如自己的兒子。過了幾年,福布斯聽說美國開始建設鐵路,想回國發展了。伍秉鑑很有眼光,拿出50萬銀元交給福布斯去投資。福布斯回國以後,做上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最大承包商,因此成了美國首富,伍秉鑑也因此獲得豐厚的利潤,成為美國旗昌洋行的大股東,“怡和行”也成了一家面向海外,在美國房地產、鐵路、茶葉、礦業等的多種經營的投資公司。

伍秉鑑聲譽名揚海外,他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中國總代理,“怡和行”成了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銀行。他成為世界上最大最牛的公司債權人,在當時世界商業的地位無以倫比。

在中國幾千年特有的政治生態中,作為“土農工商”的墊底階層,商人永遠是最為卑微的階層,哪怕你貴為首富和超級富豪,也是如此,因為帝國的生態,不會因你而變。

商人,永遠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那個階層。

同樣,即便伍秉鑑生活錦衣玉食,家有五百僕人,住在號稱有萬棵松的巨大園林之中,他的社會地位還是卑微的。

對大清帝國時期廣州十三行的商人們在帝國官員和政治生態前的卑微地位,歐美人的觀察非常透徹。伍秉鑑的同時代人、英國人約翰·巴羅說:“行商見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會發抖。”

英國人岱摩,對於中國商人的這種卑微感,觀察得更為仔細,關於當時十三行的富豪和商人們,他記錄,在海關監督面前,行商們從來都行跪拜禮,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允許他們起身,眼睛也從不會超過官服的第九粒釦子(最底下的一粒釦子),否則行商就會遭到最嚴厲的亂棒責打,如同處罰一個普普通通的轎伕。

可想而知,帝國商人們的卑微感,哪怕你貴為首富,也僅僅只能如此了。

中國的世界首富,比普通人悽慘的晚年

超級財富來自壟斷性的貿易,而壟斷性的貿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為了維持這種壟斷貿易地位、繼續當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錢,自然是伍秉鑑的第一選擇。

根據現有的歷史資料統計,從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後自願或被“追捐”出了1600萬兩白銀,這還不包括各種私底下的賄賂及送禮。幾乎捐出了大部分的家產,名列廣東省之首。

在政治和官員面前的自卑,也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個特點,就是都喜歡捐錢買個虛職的官銜,然後穿下官服過過癮。所以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關於伍秉鑑的畫像,都有他穿著官服的樣子。通過捐錢,伍秉鑑買到了一個三品官員的虛職,所謂“商而優則仕”,不僅僅是一種商人心理自卑的表現,更是一種尋求政治加持和保護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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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在大清帝國的商海和政治博弈中覺得太累了,從1801年33歲時接過怡和洋行的家業,到1826年58歲時宣佈正式退休,伍秉鑑本以為,家族的生意可以一帆風順地經營下去。然而他還是太低估人生和政治的風雨。

1833年,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秉鑑的兒子伍受昌不幸死亡,死因不得而知,已經退休五年的首富伍秉鑑在63歲這一年,經歷了喪子之痛。

不得已,伍秉鑑選用了自己的第五個兒子伍崇曜作為接班人,自己也在宣市退休卻仍然不得不經常為家族的生意站崗、撐腰,一個首富,哪裡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在時代變遷下,伍秉鑑迎來他命運的終結。

得益於鴉片戰爭前清廷閉關鎖國,以及廣東“一口通商”和伍家的怡和洋行壟斷經營等有利因素,伍秉鑑的生意做得順風順水。然而在他退休後,隨著歐美商人對於清廷閉關鎖國政策越發不滿,一場超級政治風暴和戰爭正日益迫近,並將無情地裹挾伍秉鑑的首富家族。東印度公司為了彌補貿易逆差,於是向中國走私鴉片,鴉片殘害著中國人的身軀和社會機體。洋商的走私行為,清廷政府也無法控制,伍秉鑑能有什麼辦法?

此時的伍秉鑑此時就是風箱的老鼠,受著清政府和外國商人兩頭的氣。在清廷官員和老百姓的眼裡,他是走私鴉片的幫兇,在外國商人看來,他只是茶葉貿易的夥伴,哪有資格來管鴉片走私?

在此情況下,由林則徐發起的虎門銷煙運動,也即將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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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命到廣東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自然對廣州十三行中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崇曜(商名伍紹榮)開刀問責,並要求伍崇曜必須勒令洋商們交出鴉片進行銷燬,伍家積極斡旋,希望英國商人交出鴉片,但是英國商人哪管他這一套?

無奈之下,伍秉鑑從洋商手裡買了1000多箱鴉片上交給清廷,希望能結案了事。但剛正不阿的林則徐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十三行的行商們與英國商人串通一氣欺詐朝廷。

1839年,林則徐下令將十三行行商的大化、怡和洋行的少東家伍崇曜收捕入獄,同年,林則徐在廣東虎門強勢進行銷煙。儘管在上下各路打點下,加上林則徐也認識到了行商們所處的尷尬地位,伍崇曜最終獲釋,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從此一落千丈。

捐錢買了個三品官銜的伍秉鑑老淚縱橫:“寧為一條狗,莫為行商首!”

在動盪的時局之下,再多財富換不來個人尊嚴和平安。也終於認識到了他一生極力想觸摸卻始終遙不可及的政治威力。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英國海軍封鎖了珠江口,一位美國商人記道,在聽聞鴉片戰爭爆發後,已經72歲的伍秉鑑“被嚇得倒在地”,伍家及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們希望和平解決的努力終於失敗。

作為個人,伍秉鑑無力改變民族和自己的命運,他只能儘自己的力量。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伍秉鑑捐出鉅額財產,協助官府鞏固城牆,修建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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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5月,英軍直逼廣州,為了阻止英軍,奉了消廷廣東當局之命的伍崇曜與英軍首領義律展開談判,最終雙方簽署了《廣州和約》,並約定英軍退至虎門地臺以外;清軍則退出廣州城外60裡,並向英軍交出600萬元賠款。而在賠款中,200萬元由十三行行商出,其中伍秉鑑家族出資最多,出110萬元。因為參與“議和”,伍秉鑑及其兒子伍崇曜,從此戴上了“漢奸”的帽子。1842年,清廷最終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徹底失敗,被迫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條約的條款之一,就是清廷必須向英國賠款2100萬元。為了籌措這筆鉅額賠款,清廷勒令伍秉鑑交出了100萬元幫助向英國人賠償。

而首富家族的滅頂之災,才剛剛開始。

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口岸通商,打破了廣州“一口通商”的地理壟斷優勢。加上《南京條約》取消了外商在華做生意必須經過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規定(也就是說,外商從此可以跟任何中國人做生意,無須行商做中介了),各種壟斷特權的消失,也使得伍秉鑑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壟斷貿易地位一去不返。失去了政治保護傘和商業壟斷特權,伍秉鑑的首富家族,也開始被迅速打下神壇。

在宣佈退休多年後,這位大清帝國乃至當時世界的首富,在政治和戰爭的風雨力交瘁。1843年,75歲的首富伍秉鑑,最終在大清帝國的風雨飄搖中撒手人寰,他一手建立的商業帝國,最終逐漸崩潰瓦解。本以為退休後就可以安享,直至他死,也沒有到來。

伍秉鑑死後,曾經富甲天下的廣東十三行開始逐漸沒落。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中,具有100多年曆史的商館最終化為灰燼。據說,熔化的白銀順著水溝流出了幾里。隨著這場火災,伍家及其十三行一代財富帝國神話,就在歷史中灰飛煙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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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從沒有一個商業帝國能堅持百年,也許,我們從伍秉鑑的經歷中,找到答案了:任何依附於體制下的商業行為,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即便貴為首富,他也只是風雨飄搖的時代和帝國中一朵浪打的浮萍。

這也許就是歷史上中國商人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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