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可謂是晚清最著名的能臣之一，他位列“晚清中興四大名臣”之首，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曾國藩去世以後，朝廷賜予他諡號“文正”，人們於是尊稱他為“曾文正”。
儘管曾國藩因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被許多人詬病，但不可否認的是，曾國藩確實是晚清最具影響力的人。無數人將曾國藩奉為精神領袖和人生導師，蔣介石讚譽說“曾公乃國人精神之典範”，毛主席也給予曾國藩高度評價，說他“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有人更是極其推崇曾國藩，將他譽為“千古第一完人”。
曾國藩深陷喪母之痛中，對男人來說這意味從此失去了靈魂深處的歸巢感。再不會有人無條件地原諒自己的一切過錯了，這種不安感教曾他萬念俱灰，此生縱有天大作為，竟作給何人欣賞？報答何人之知遇？當皇命要求他辦團練的時候，他拒稱自己正在丁母憂之中，不過一介鄉紳，已非朝廷命官，君命可以不受。
他的同鄉故舊和本地名流日日絡繹懇請亦無濟於事，自反覆堅稱自己只想守著老父盡孝，扶持幼弟，況且自己一介書生不諳戰陣，相交故舊皆清寒之士無力籌餉。當然，也有政治考慮，他既不十分情願去為這個朽壞的政權賣命，也看不清局勢發展的方向，而且封他的官太小了，難以施展。
直到太平軍重新在長沙附近結集，攻佔了數個城市，他父親勸他組織力量保衛故鄉，否則族之安存？他才決定出山，在朝從君，在家從父，他從未懷疑過這些無上的法則。
當然，喪母的不安感也可能成為推動一個男人真正走向前路的動因，他已沒有了心靈的退路，他被迫步步向前勿有退縮，無人再會用世間最質樸的設身處地換位思考，來體恤他的一切過錯，他只有不斷地追求新的成功，來彌補曾經之過。
曾國藩的理想在於致學，少時就讀於經世致用學派的大本營嶽麓書院，該學派注重實用＂治術＂之道。晚清的閉關鎖國政策使讀書人只能在傳統儒學中發掘，以應對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和古怪的異族統治問題。
經世致用派試圖以治術成就高低來評估王朝的合法性，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後世200年的歷史。曾國藩於學雖非當世一流，然中國自古有以政治成敗左右思想取向，而非以思想深度改造政治環境的強大傳統。經世致用派隨著曾國藩的政治崛起而崛起。
早有師長指出，學非曾國藩所長，其長在於識人。後來的歷史表明，比起識人，御人才是曾國藩真正的能耐所在。
在他臨危受命之際，太平軍號稱50萬人的艦隊正自武昌浩浩蕩蕩向長江下游席捲而去。武昌――南方各省錢糧的中轉庫，太平軍放棄長沙轉為攻掠武昌，足見他們並非一般流寇，他們在武昌府庫裡繳獲大量的鴉片和生鏽的火繩槍，軍火系清初三藩叛亂時期的遺物。
太平軍如獲至寶，那些兩百年前生鏽的軍火，居然比清軍現役的鳥銃還要先進，而鴉片則被他們充當軍費，以此大肆徵集、打造戰船（私吞自己吸掉的無法估計，他們吸鴉片至少不輸給官軍）。沿江城市望風而降，文廟、寺院和道觀被砸為齏粉。長毛賊一路殺到南京城下，這座城市經過象徵性的抵抗投降了。
老百姓披頭散髮跪在大道兩旁，戰戰兢兢迎接太平軍入城。兩萬滿人困守在內城中，他們無力阻止蜂擁而上的太平軍螞蟻一般爬上城牆，於是按滿洲人的傳統，在城破前屠殺自己的妻兒老小然後自盡。
這一幕在鴉片戰爭中曾令英軍大為驚駭，一位英軍回憶說：當攻入乍浦時，三個男人在他面前殺害哀哭的婦孺，也許是他們的妻兒，他們對身邊的英國兵熟視無睹，只顧殺害女人孩子。當他們還想殺死最後一位老婦，也許是他們的母親時，英國兵終於忍不住槍殺了他們。那被救下的老婦對英國兵毫不領情，反以最惡毒的表情和聽不懂的詞彙咒罵不休，指望激怒英國兵將自己也開槍打死。
輝煌的南京落入洪秀全、楊秀清之手，上海的華洋商民一片驚惶，沒有人知道這場突如其來的洪流究竟從何處而降。他們擔憂太平軍下一步將撲向上海，有錢人準備著船隻，將家屬安置在船上，隨時準備逃離。消息從上海又傳到香港，韓山文方才想起一年前那位圓臉的客家青年，他仔細閱讀了洪仁玕留下的那疊筆述，渴望再次見到洪仁玕。
果然老天有眼，洪仁玕再次出現在他的傳教點。很快洪仁玕受洗成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追隨韓山文學習路德宗教義，並充任韓山文的助手。二人詳細溝通，整理出一份名為《洪秀全的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的資料，在上海和倫敦發表。西方人終於明白了太平天國的基本脈絡，但仍有很多未解之迷：太平天國究竟是誤入岐途的基督徒，還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教派？究竟是一場謀求重建社會秩序的革命，還是可怕的叛亂洪流？
這兩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視為同一個問題，西方人就此產生了激烈爭論，因為它直接關係到在這場內戰中，西方人究竟應該站在哪一邊？清廷的自大、閉塞與無知已經讓西方人吃盡了苦頭。在此問題上，西方人與中國人民有著共同的利益：選擇站在不那麼野蠻、專橫和腐敗的一邊，如果兩邊一丘之貉，則只能聽天由命，盼其早日結束。也許是受到洪仁玕影響，也許是出於一廂情願，韓山文對太平天國頗有同情。
韓山文因洪仁玕而大受鼓舞：原來太平教徒歸正竟然如此輕而易舉！他開始幻想拯救南京那群誤入歧途的＂基督徒兄弟們＂的靈魂。他鼓勵洪仁玕去找自己的族兄，在南京打下前站，自己隨後前往。洪仁玕對這位比自己年長三歲的老師和兄長十分敬重，在這亂世之中，自己家人經韓山文幫助在香港落腳，覓得一處平安所在，自己的靈魂更為恩師所得救。
他與兩個朋友由韓山文資助，準備取道上海前往南京，帶著韓山文送給洪秀全的禮物――《聖經》、大量的歷史地理書籍、各國地圖冊、望遠鏡、溫度計、指南針……一如當初馬嗄爾尼對乾隆、彼得·伯駕對林則徐的期待一般。
1854年的春天，曾國藩發表了著名的《討粵匪檄》，針對洪秀全要求滿洲人把中國還給她原來的和合法的主人――漢人，回到＂上帝劃分給他們＂老家去的宣傳。他指出這場戰亂不是一場普通的匪患，這場危機不是清朝一朝一代的危機，而是整個＂中華文物＂的危機！他號召漢人們起來共討＂粵匪＂（這個老辣的詞彙在無形中否定了太平天國有代表天下漢人的資格，而僅僅是一省流竄而至的匪幫），保衛＂聖人禮教、聖賢之言＂。
在雙方爭奪中華正統和漢人支持的宣傳戰上，曾國藩明顯佔了上風，洪秀全的血統口號敵不過曾國藩的禮教口號，洪秀全的胡言亂語更敵不過曾國藩的老謀文章。和後來的幾番革命不同，在當時並不存在大量的反儒家知識精英，可以作為太平天國無需動員的現成幹部資源。但飢餓的底層文盲們無心理會那些宣傳之爭，跟著誰能填飽肚子，渡過眼前的危機，才是最急需之物。
在起初的短時間內，太平天國佔據了上風。所有的叛亂情緒在短時間內結集到其旗號之下，決非偶然。其背後的複雜原因，因為缺乏關於太平天國體制詳盡的史料支持，已變得難以梳理。不過從追隨者們煞有其事地禱告，完全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太平教義這一跡象來看，儒學雖統治中國凡2000載，它的根基在社會下層卻十分有限。
既已挺身而出，曾國藩要做的事還遠遠不夠。無法贏得知識精英的支持太平天國遲早要陷入困境，這也許才是曾國藩挺身而出最本質的原因。官軍的戰鬥力非常低下，軍紀荒馳，士兵根本不聽軍官指揮只顧搶劫，對這些披著狗皮的搶匪而言，有時打敗仗甚至比打勝仗更有吸引力。他要組織一支不吸鴉片，並且牢牢效忠於自己的軍隊。
這支軍隊完全靠私人關係打造，由他親自任命幾名他信任過的軍官，直接效忠於他個人；再由這些人依靠各自私人關係去組織下一層軍官，凡此層層向下，直至最底層的士兵，全靠純粹的私人關係來維繫。如果某一個軍官陣亡，他的部下就將解散，或者再次依據私人關係投靠到其他將領麾下。如果曾國藩本人陣亡，則意味著整支湘軍都將不復存在。
曾國藩創立的制度隨著他的政治勝利被推而廣之，深刻地影響了後世中國歷史的發展。這套完全忠於領袖個人並依賴領袖的權謀御人能力而存在的寡頭秩序，在後世的李鴻章、袁世凱、張作霖、孫逸仙、蔣介石身上都可以尋覓到明顯的蹤跡。大大小小的集團，無論中央或地方，無論保守或激進，莫不是曾國藩模式的某種翻版。政治派別依賴於少數幾位寡頭，而非依賴於有效的管理模式，將有志於改革的人們結集到同一個目標之下。
這些寡頭集團象一個個政治堡壘橫亙在中國通往現代化的長路上，試圖瓦解或者避讓這些堡壘的人們全部失敗了，不是淪為其附庸就是以身殉道：梁啟超、宋教仁、陳炯明、胡適之……中國的現代化改革，一場關乎地球表面四分之一人天賜福祉的偉大事業，以追求人的自由和獨立為目的，卻被迫以尋求寡頭們的支持為手段。這種根本上的自相矛盾不可能成就非凡的偉業，中國最終淪落。
曾國藩成功地從中國舊的政治傳統中發掘出一股力量，為舊秩序續上了電，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漢學家，美國傳教士和外交官丁韙良寫道：＂中國舊秩序太過於陳舊，不可能啟動任何令人振奮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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