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或主演是女性,就是女性電影嗎?

撰稿 | 吳俊燊

编导或主演是女性,就是女性电影吗?

張泠,專欄作者、紐約州立大學Purchase分校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學電影學博士。

女性主義成為美國電影的象徵性標籤

對於Metoo運動對電影產生的影響,張泠還在觀察中,而對於今年即將上映的電影《花木蘭》中刪去當年動畫版男主角,張泠認為這正好說明,社會意識和輿論風向正在意識到電影工業中的性別問題,也就是美國的“政治正確”。但是,從女性角度出發的優秀創作者和作品仍舊是寥寥無幾,即使有,也得不到投資機會。張泠直言,雖然這種象徵性的政治正確是一件好事,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整個好萊塢彷彿失去了活力,近年來美國電影真正觸及社會問題的電影很少,和現實失去關聯。美國電影在迎合性別和性向上的身份政治正確的同時,通常也被這樣的身份政治所綁架

(當然這樣的政治正確很重要)

,但是它的中產階級趣味使其對於社會階級的問題避而不談。

有調查表明,貧困階層的變性者或是同性戀者會遭受各種各樣的痛苦,然而在銀幕上很少有這樣的呈現。甚至是底層的消費者,也願意去看符合中產階級或者大資產階級趣味的電影,從而讓電影成為一種對現實生活的逃避。

面對女性超級英雄電影出現並票房大賣的現象,張泠認為,要警惕這樣的一種象徵性,就像是希拉里當上總統也不會使得美國性別平等,奧巴馬成為總統也沒有消除種族歧視一樣,這樣的個人主義偶像並沒有改變整個結構,相反會成為一個障眼法,使得抗爭變得鬆懈,使得既得利益者否認性別的不平等。

當下中國女性電影:俯視與歧視

编导或主演是女性,就是女性电影吗?

電影《找到你》劇照

在中國當下電影電視劇中,女性一般是被男性界定的對象,比如她是妻子、是女兒、是母親、是情人。她可不可以不是別人的附庸?可不可以不是受害者?她有沒有自己的主體性?這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張泠認為,對於女性電影來說最重要的女性意識,就是能夠意識到這樣的性別結構和階級結構、社會結構之間密不可分。如果有這樣的意識,即使是一個男性導演或者編劇,他們做出來的同樣是女性電影。

談到中國的女性電影《找到你》《嘉年華》,張泠認為這樣的電影有一個價值觀和視角的問題——來自中產階級的俯視。性別平等不僅僅是性別本身的問題,與階層、地域之間的關係也很密切。女權或者女性的自由,並不是中產階級的特權,那些底層的勞動婦女,中老年的女性不應該被妖魔化和奇觀化。如果電影宣稱很同情她們,但又將她們奇觀化,那麼這樣的電影就缺乏真正的理解、平等的視角和設身處地的共情。當代的女性電影,其實都是從一箇中產階級女性的視角來講述,無論是編導者的視角,還是片中人物的視角。

编导或主演是女性,就是女性电影吗?

電影《嘉年華》劇照

張泠覺得一個原因是,現在的電影工作者往往處於與現實脫節的狀態,即使他們對中產階級的生活非常瞭解,但是對大眾也缺乏親身的體驗,所以他們只能夠拼湊一些刻板印象來塑造底層人物。而那些以某些底層人物為原型的電影,往往只是利用了這些底層人物,隨之將其拋棄。

當然,另一個原因是當前中國電影的市場化,城市中產階級作為主要消費群體自然成為電影迎合的對象,她們也當然對於《找到你》中姚晨飾演的那個律師會有認同感。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這樣的中產階級俯視,是編導者、電影工業以及觀眾的“共謀”,從而將來自底層女性的真實情景放逐在銀幕之外。

張泠認為現在很多中國電影的問題是,創作者只關注戲劇衝突,所以每一個人物都是扁平的,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張泠還指出,中國的影視作品中充滿對於大齡單身女性的妖魔化,而這也與流行文化中的“剩女焦慮”有關。她以一部蘇聯電影《辦公室的故事》為例,在她看來,這部電影是在醜化中年的工作女性,一箇中年的未婚女性被塑造為一個“妖怪”,並且需要一個男人來拯救她。在張泠的身邊,也有很多優秀的單身女性,她們專心工作,為社會做貢獻,有著豐富的政治生活,“她們也並不是自私,只是沒有遇到合適的伴侶”。

影視作品中的年齡歧視還在於對於中老年女性的歧視,比如妖魔化大媽、婆婆或者媽媽,尤其是一些基層的、底層的女性。在此,青春美貌成為了界定女性的標準,而勞動婦女就被貶低了,所以才會出現影視作品中年輕天真幼稚可愛的女性與兇惡的中老年婦女的對立。但是現實生活中,那些普通的中老年女性往往有著令人驚異的活力與生命力,有著豐富的生命經驗與精神世界。而張泠在活動中舉了三部新中國的早期電影,《五朵金花》《劉三姐》《李雙雙》。這些電影反映的思潮,都是50年代末官方的政策和民間的實踐所強調的,比如勞動最光榮、婦女能頂半邊天等。在這些電影中,性別的平等要超越民族的差別,女性地位與尊嚴要從勞動中獲得。張泠將這三部電影和當下女性電影比較發現,最大的一個差別是在當下勞動婦女不再能夠成為一個作品中的主角。

编导或主演是女性,就是女性电影吗?

作者 | 吳俊燊

校對 | 李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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