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和人民的記憶
——親歷“疫情”與“宅生存” 01. 程亞婷
過去一個多月，大部分人都開始在家裡蹲的生活，面對疫情，每天每個人都會有海量信息的湧入。我們獲得了所謂的“在場感”，通過微信朋友圈、公眾號和各種報道，感覺到我們可能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想問問您，我們怎麼在所謂的“親歷”當中去學會辨別、學會思考？
戴錦華：這個問題好難回答。我生命當中好像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時間，兩個月我幾乎沒出門，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怪誕的經歷。當然，這種怪誕經歷本身可以叫“親歷”。但是，如果你說這個席捲了全國、現在在全球蔓延的疫病，其實我不曾親歷。真正親歷的是那些染病的人，是那些在一線救助的醫護人員，是那些不能躲在家裡的勞動者，他們才配得上“親歷”這個概念。
面對這種層次的大危機，無知的、被動的狀態會造成無助感。但是，另一種無知是因為信息過度，四面八方傳來相互矛盾的、不能彼此印證的信息。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有另一種茫然、另一種惶惑。有的時候，新媒體、互聯網極大地幫助了我們的視野，拓展了我們自主學習的可能。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說，我們並不比舊時代的人們遭遇這種事變的時候更有把握。這個時候，面對信息爆炸，面對海量信息難於分解、難於判斷的時候，我們可能所依憑的還是我們在歲月生活和學習當中累積下來的判斷能力,有時候也依賴於構成我們人格的一些基礎性的東西。我一直說做人要保持感到憤怒的能力，但是如何讓自己不被憤怒所操控？這個時候在什麼意義上能夠保持理性的態度？用這種態度去分辨、去選擇什麼是你想做的，什麼是你能做的，什麼是你該做的。
在我們這些安全地宅在家裡的人，所謂“親歷”，可能它的意義就在於你有沒有增加了一些思想的能力，增加了一些反思的能力，對習以為常的東西突然有了一種陌生化的關照。這次事件發生以後，我想起2003年SARS爆發的時候。那個時候我還年輕，我很勇敢，好像沒停課，也沒戴口罩。而這一次不光是我的年齡，整個社會和中國和世界都變了很多。但是我也就特別自責地想到，在SARS消失以後，我就沒有再反思過，我們的社會，就在這樣一場病毒的襲擊之下，可能被迫陷於休克。原來以為我們繁榮的都市生存，便利的都市生存，跟世界無距離的感覺，週末說走就走的旅行，或者說我可以自主地宅在家裡面，享有獨處。最後你發現，可能這一次你確實被宅在家裡，但是是因為你別無選擇。而世界突然那麼遙遠，你哪都不能到達，你甚至可能因為看了趟父母，不能回到妻子兒女、丈夫孩子身邊去。你的一切都被粉碎。在這個時候我們該不該想一想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文明的價值，我們文明生存的脆弱性。
我讀過最悲哀的一句話：我們在歷史中學到唯一的東西，就是我們在歷史中什麼都沒學到。但是我真的覺得當我們不斷重複這句話的時候，也許我們就開始學到一點什麼。
02.程亞婷：剛才講親歷的時候，其實這次流傳比較廣的就是身在武漢的方方，每天更新的方方日記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和爭議。很多人會認為她關注的是比較個人的東西，並不代表整個大的事件。但是可能更多人非常尊重她個體視角的記錄和書寫。不知道您怎麼看待這樣一種紀實和記錄的方式？
戴錦華：我自己非常尊重這種方式，當然必須聲明方方是我的朋友，我也自認為非常瞭解她。我覺得方方是個性情中人。她有很強的正義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點我們倆很像，她是屬於會被人說為不夠成熟的那種人,做人不夠圓融。所以她的作為、她的書寫都在我對她的認知之中，我非常尊重她的工作，我也能理解她的寫作為什麼會如此廣泛被閱讀，我猜超過了她任何一本小說。所以方方代表著一種聲音。如果每一個人都誠懇地、真切地給我們講述他們經歷的故事，它應該是有意義的分享。
程亞婷：您怎麼看她會引起這麼大的一個爭議？可能這也是方方本人始料未及的。
戴錦華：方方的正義感，或者說方方性情中人的狀態，使人們可能期待方方會成為某一種社會發言人。然後大家就忽略了，這個時候方方和你我一樣，她也處在這麼一方天地裡，她也是面臨著和我們一樣侷限性。比如說我也幹過，去搶了米麵油鹽這樣的傻事，我也在某一天突然發現所有的網購都買不到菜肉的時候，我的那種惶恐。這是一方面，我們期待她表達什麼，而她表達了什麼，或者她只能表達什麼。另外一種，這麼說可能不客觀，但是我強烈感覺到我們的網絡文化，對任何事情都在最短的時間之內站隊，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形成黑白是非的兩個營壘。然後我們為了戰鬥而戰鬥，為了壓倒對方而不惜語詞，不惜姿態。有些討論是有意義的，但很多時候變成了挺方方、還是黑方方這樣一種粉黑大戰。一旦這種粉黑大戰爆發，真問題就被淹沒。
剛才我們說在歷史中學到什麼，我認為今天整個世界，今天的中國，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都沒有先例可援引。世界變得流動性這麼大，全球化變成日常生活的事實。這幾天我觀察北京所有的新發病例都是輸入性的，來自意大利的，來自伊朗的，來自韓國的。我們每個人都在面對全新的現實，每一個問題討論的原來的那些前提，其實都被改變了。我特別希望我們能夠提出問題，而且誠懇地說我沒答案。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真的疑惑於這個問題，我們共同來試一試回答這個問題，而不是迅速做出價值判斷、迅速要求做出一種黑白善惡式的結論。
03.程亞婷：剛剛您也提到了宅生活，現在這個時間特別有合法性。您之前也表達過，數碼技術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連接的方式，現在的情況下再來看待宅生存，會帶給您一些新的啟發嗎？
戴錦華：我剛才說了我不認為現在我們是宅生存，我們是自囚，自我囚禁，或者我們被迫自我囚禁了。宅生存本身挺複雜的，一邊我們會覺得宅男宅女不是什麼好詞，好像有一種負面的含義，是一些不夠社會化的或者不夠成功的人。另外一邊，宅又似乎被理所當然規劃為未來生存的樣態這樣一種很正面的表達，至少帶有某種時尚性。宅男宅女這個詞都是從日文轉到中文當中，才產生出來的。在日本，就是所謂御宅族，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性的和特定能指的概念。到了中文世界當中，我們用二次元取代了御宅族，相反把這個宅字拿出來，造了一系列的詞和一系列的想象。
宅生存在中文的語境當中，我們還賦予了獨立性、獨自生存。我關注和思考這個問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了。宅生存如果作為多種生存樣態的選擇之一，任何人都有權利去選擇它，它的存在無可厚非。我要提示的是，在每一個宅裡我們好像是自主的、可以遺世獨立的。但是，兩個東西沒有改變，一是人類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宅生存的程度越高，我們對社會整體機器運行的依賴度就越高。
我有一個不大願意承認的感動，就是疫情期間我們居住和生活的外部機器，一直在舒緩地運行著。某一天晚上我發現所有的網站買不到菜和肉了，我就慌了，然後我就在網上吐了個嘈。第二天我收到了五份快遞來的蔬菜，都是來自我的學生們和朋友們。在家裡待了很久以後，我終於下決心去了趟超市。超市的豐富，每一個貨架滿滿當當，把我驚呆了。我說這個時候這份特定的感動，是因為我知道我躲著的時候，有多少人在路上，有多少人在勞動和生產。包裝得那麼漂亮的豬肉，什麼人宰殺，什麼人在分解，什麼人在運輸。一般思考宅生存的時候我就會發現，我們能宅得住，完全依賴於物聯網和互聯網的順暢運行。
程亞婷：這次對於00後和10後，是一個特別好的機會。之前他們會覺得世界就是一個完全豐腴的世界，他們可以全世界地去旅行，他們享受了中國這麼多年來最好的物質生活。比較有趣的一個小觀察，就是快遞小哥作為我們“被囚”生活的、在家門口鏈條的存在感，讓00後、10後有了特別深的感慨。以前可能對他們來說，快遞小哥就是隱性人的存在，但是現在的契機，讓他們對於社會現實，對於豐腴生活，對於人和人之間的支持感，有了不同的感觸。
戴錦華：我在肯·洛奇的電影《麵包與玫瑰》當中看到了一個描述，他說現代社會有一種“工作服原理”，就是你一旦穿上統一著裝的工作服的時候，這個人就隱形了。我們進入一個建築的時候，那些穿工作服的人我們是不看的，他們是這個建築的一部分，而不是在這個建築中活動的人的一部分。快遞小哥是一個移動的送貨車。當你說的00後、10後真的會去感知到他們的時候，我們也不白經歷此劫。
歷史和人民的記憶——“在線”：想象的共享
對話戴錦華
01.程亞婷：
大家足不出戶，非常依賴網絡生活，不管是在網上辦公、網上學習、網上聽講座，還有網上蹦迪，網上K歌。我也看到有影評大號在網上發起雲看片等等。您因為不能去香港授課，也是在家裡通過網絡在線授課。對於“在線”您有什麼感受？
戴錦華：我一直恐懼著這個時刻的到來，但是它終於到來了。有的時候，當然也會非常喜歡這種便捷的手段，通過遠程視頻，我們終於可以和遠洋的親人對話，和遠洋的朋友討論問題。大概這十年來，我有一個特別大的變化，會盡我所能接受所有的公共演講。原因是我一直擔心有一天，我們就沒有機會人對人、面對面、身體對身體地聚集在一起。這是人類社會一種特別寶貴的經驗。不光是你面對面對學生講，或者學生面對面向你提問，最主要是那種溫度、那種表情的交流，眼神的相對或者眼神之間的交流，那是人類社會一個非常美好的體驗。當人與人聚在一起的時候，那些不可預測的、很多時候可能是不愉快的經驗，構成我們社會生存的有機部分。當人和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你才有了遭遇到跟你不一樣的人、異質性的人群、異質性生命的可能性。而隔著屏幕，隔著網絡，是完全不能替代的。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想網絡在硬件意義上早已經提供了自主學習的可能性。一個好的老師，應該是問題的提出者。所謂問題，是那些尚未有答案的、困惑著我們的問題。我沒有云辦公過，不知道雲辦公有什麼問題。網絡授課的時候，不在於質量是怎麼樣的，而是在於它的想象的“共享”，和實際意義上的“分離”。它本身是一種共享的假象，強化了我們是隔絕的、彼此分立的事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單純從最樸素的知識傳播意義上說，當一切都在自主學習意義上展開的時候，某些先天的差距會被進一步放大。我們幾乎可以在網絡上找到絕大多數的、我們需要的知識、資料、素材，網絡已經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絕大多數問題。但是你會發現，網絡是黑箱，網絡中的知識只屬於那些已經獲得和佔有足夠多知識的人。你必須有關鍵詞，你必須找對關鍵詞，你必須組合好關鍵詞，才能把知識從互聯網黑海或者說數據庫的黑箱當中召喚出來。說得誇張一點，知識都在那裡，寶庫都在那裡，只有知道它在那裡的人才能夠分享和獲得它。而這種獲知本身是不平等的。
互聯網一直在提供一種讓我們特別樂觀和特別真實的可能性。但在實踐的層面上，經常是背道而馳。我們說它是一種真正知識民主的空間，但是我們怎麼能夠真正享有和實踐這種知識的民主？它提供了一個共享、讓不一樣的人能夠相遇的空間，讓我們的思想碰撞能夠產生的空間，事實卻是我們抱團取暖，我們粉黑大戰，我們完全不想聽到不一樣的、令我們不快的東西。這是和剛才我們討論的問題相關的一系列問題。
程亞婷：這次契機，它就是一個實驗場。（出於）商業考慮，或者是現實考慮，大家都特別飢渴或者特別貪婪，不斷想去擴展，看看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在線上做。這次過後，“線上”的概念，可能可以更加清晰。同時，我們會珍視一些必須在線下做的事情。
戴錦華：你剛才說到了一個關鍵，這一輪的新技術革命。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是，絕大多數的過程都是資本主導的。資本的本分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你不能要求資本要考慮社會責任、社會倫理，應該有別的社會功能來平衡它、來對話它、來制衡它。2011年柯達膠片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然後2012年電影人才出來抗爭，說資本活埋膠片。膠片好好的，膠片的藝術潛能遠沒有被窮盡，為什麼要把一個在現在的很多的意義上都達不到膠片水準的數碼來替代它?其實答案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巨大的資本池的出現。這是一個巨大的、全面的產業的更新換代的利潤的召喚。在這個意義上，你要求說資本不要活埋膠片，你太可愛了！因為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而且是追逐利潤最大化，這是它的內在邏輯。那麼社會政治呢？社會文化呢？這些力量在哪？它們怎麼思考它？我覺得才是問題。像這次報道當中，很多貧困地區的孩子還沒有智能手機，一個家庭當中沒有電腦。這個時候，它會拉大社會分化的不平等。互聯網自身提供的近乎無限的可能性，怎麼真正地被實踐？社會多方面的力量和因素，在一個相互博弈、相互制衡、相互談判的過程當中，怎麼把互聯網的潛能真正發揮出來？如果我們能夠有這樣一個良好的環境，我倒覺得線上和線下，都會有一個不同的自覺的發展過程。
02.程亞婷：我們進入下一個問題，也是跟您最近在線上的課程有關係，叫作“歷史與人民的記憶”，試圖通過大的歷史中一些小故事和小人物，觸碰和恢復人民記憶，去尋訪重返二十世紀曆史時刻的可能性。怎麼通過電影對我們自身的時代和現實，進行有效的思考和追問？
戴錦華：十幾年來我一直在嘗試一種方法，就是看電影，並且穿過電影，或者說是打開電影。到今天為止，電影作為一個獨立的藝術，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窗口，一個最為豐富的、向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方向打開的窗口。它關於世界的信息的豐富性，甚至超過了新媒體，甚至超過了電視。到今天為止，它的表達仍然特別豐富：主流的、非主流的、反主流的，頂層的、中層的、底層的人群。甚至從底層掉下去的，那些不可見的，你都能在電影當中看到他們的樣貌，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故事。當然前提是，你不被任何一個既定的選片路徑鎖定。如果你只看院線電影，你看到的只是主流的。或者你只看電影節電影，那麼你看到的是另外一種主流。如果你真的有足夠的視野，又有互聯網的幫助，去看足夠多的好電影的話，你會對於今天的世界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獲知。不論你自覺不自覺就會發現，電影本身講述的那些故事，電影向你展示的那些人群，會跟你已經不再反省的那些常識形成衝擊、形成對話，就讓你停下來想想，真的是這樣嗎？我所相信的這種東西真的就是一切嗎？
電影是我的最愛，電影也是我的飯碗。我仍然堅信我們每一個人，你不是與生俱來的懂電影，電影是需要學習的，當然你可以通過反覆地看足夠多的好電影來學習。我們要以這樣藝術的方式進入電影，但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打開它？由它所引發的追問，由它所引發的思考，由它所引發的熱淚盈眶的時刻，或者心裡暖暖的、痛痛的時刻？這學期的課，我特別強調的是“二十世紀與人民的記憶”。針對這樣一個命題，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之交的一些影片當中，希望能夠共同形成情感的衝擊，或者情感所引發的思考。二十世紀的確留給了我們巨大的歷史債務，二十世紀也有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遺產。那麼，那些精神遺產究竟是什麼？它曾經創造過一些什麼樣不一樣的價值？這些不一樣的價值，打開了哪些視野？那些價值和視野曾經召喚出了一些什麼樣的情感？他們創造了一些什麼樣的人？文化研究所說的感知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近年來越來越覺得這真得非常重要。當我們幾代人不再能共有同樣的感知結構的時候，“代溝”就真實地存在。我之所痛是你之所快，我之所愛是你之所棄，到這個時候我們就難於對話和溝通。感知結構決定了很多大事，也決定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怎麼去感覺，怎麼去體認，我們被什麼東西所觸動。
對話戴錦華
歷史和人民的記憶——《寄生蟲》為什麼
在這個時代脫穎而出
01.程亞婷：講講中國電影業，今年奧斯卡《寄生蟲》的獲獎，大家會討論韓國電影的成就。韓國電影的發展路徑，到底能不能成為中國電影的一種參考路徑？中國電影這幾年的逆勢崛起，對於整個全球電影來說，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戴錦華：中國電影逆勢崛起，曾經是全球電影業一個強有力的強心針。《戰狼2》達到五十幾億人民幣的票房收入，我們的票房潛能是可想而知的。中國電影的逆勢崛起，同時體現為一個巨大的硬件基礎。整個美國電影業的衰落之一，是在於沒有人願意投資把影院從膠片影院改造成數碼影院。而我們這次的後發優勢，就是全部是數碼影院。在硬件基礎上，我們已經達到了覆蓋全國、直到基層行政村的這樣一個巨大的硬件網絡。
在這麼大的硬件基礎之上，我們現在面臨的是影片還喂不飽影院。中國影片已經從1994年我寫《冰海沉船》的時候，年產量七十五部還是七十八部，現在是八九百部這樣的產業規模。它給全世界一種巨大的鼓舞和希望。這些年來國際旅行的時候，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從大製片人到藝術片導演，都會很想跟我談談，然後說有沒有什麼機會到中國拍片，我每次說真對不起，你們找錯人了。因為我實在跟產業之間的聯繫，非常薄弱。但你可以知道，它喚起了希望和熱絡。
另外才是《寄生蟲》所帶來的寄生蟲衝擊波。如果我的印象沒錯的話，大概世界電影史有史以來，沒有過一部電影同時獲得了戛納、奧斯卡最佳影片和奧斯卡外語片。這三個獎項，同時落在一部影片之上，都太奇特了！而就每一個獎項來分析，它都是奇特的。對於戛納，它太商業了，它太套路了。對於奧斯卡來說，它是外語片，它太苦了，它太東方了。
大概我們中國影人特別關注的，怎麼是一個韓國影片首先贏得這樣的殊榮，有什麼我們可以借鑑的？一方面我是覺得很難借鑑，走到今天的韓國電影，由奉俊昊所代表的大滿貫，歷程非常獨特。韓國電影的起飛，和其他的非西方國家電影起飛不一樣。其他國家的電影起飛，都是通過新浪潮、先鋒藝術電影、國際電影節的路徑起飛。換句話說，他們都是和本土的電影工業和電影傳統相遊離，相對的內化歐洲國際電影節的藝術和美學標準，然後才完成一個非西方國家的電影被西方世界所接受的過程。韓國電影業一開始，就是立足本土。他們像全世界一樣，本土電影工業遭到全面危機的時候，通過電影人的頑強抗爭，迫使政府出臺保護政策。大家贏得了這個權利，就全力為本土電影而拍片。另外一個因素，韓國電影的起飛事實上也搭乘了韓流的國際便車，而韓流完全是在東亞的脈絡和流行文化、青少年文化這樣一個消費文化的意義上崛起的。韓國電影搭乘了全世界矚目於韓國文化產品出口這樣的因素，這是第二個不可重複的。第三個不可重複的，在亞洲，如果我的視野沒錯的話，韓國大概是亞洲唯一一個國家，他們的民主化進程始終保持了強有力的社會批判的脈絡。而這個社會批判的脈絡，同時是一種現代化反思，或者叫資本主義批判。
這種東西賦予他們不一樣的活力，賦予他們一種不一樣的表達。我個人的判斷，《寄生蟲》在今年奧斯卡的完勝，是好萊塢給自己下了一記猛藥。好萊塢把所有在他們的傳統、他們的內在價值當中無法接受的東西，全部經由這部電影投到自己身上。這是好萊塢電影工業啟動應激機制的一種表現。為什麼奉俊昊能夠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脫穎而出？因為他的作品可以非常的類型化，可以非常商業化，他早就染指那些好萊塢專利的類型。但是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好萊塢電影絕對不具有的、左翼的、資本主義批判的現代化反思的脈絡。這樣才能使他成為和好萊塢的敘事非常不同的表達。
02.程亞婷：中國的路徑跟韓國其實是很難借鑑。我是感覺像中國這些大的公司，他們非常急迫想去全球來分享這樣電影產業的利益，所以他們就會進到好萊塢，其實是去參與到源頭的製作或者投資，再去參與全球分賬，這是中國的資本在做的一件事情。
戴錦華：中國電影業的成長速度和中國電影觀眾的成長速度，都超出了我的預期。但是剛才你所說的那個狀態，跟剛才我們討論其他問題的時候說的是一樣的。它是資本運營，是資本為了分享好萊塢蛋糕、分享好萊塢的全球壟斷而做出的選擇，其實真的跟電影本身無關。你真的要談電影的話，它就一定不只是資本，一定不只是工業和技術。它一定是文化的，一定是價值的，一定是在差異性中的共同性，或者是共同性之下的差異性。
我特別不喜歡一個表達，就是這部電影對標國外哪部電影。每個電影先要找到一個歐美的電影來作為文化敘事的商業參照。對於電影來說，今天在中國前面真的沒有什麼目標可以讓中國去追隨了。（參考）中國的人口基數，中國的現代化路徑，中國今天的政治生態、文化現實，它沒有先例、沒有可以借鑑的例子讓你去追隨和重複。你願意不願意，都必須見招拆招，每一個時刻去回應和創造。對於中國電影，在這個意義上韓國電影有啟示。啟示就在於，韓國電影在本土市場站穩之後，韓國的電影人主動放棄份額保護，我可以在市場跟你拼了，你們都來吧！當他們走完這一步，很快就開始有了國際性訴求，開始去拍好萊塢類型片。最近大家特別有感觸的，比如說《致命流感》這種災難片，比如說《狙擊電話亭》，就在那麼一個直播間裡面，把一個驚悚故事、一個動作片式的格局拍得那麼漂亮。從一開始他的訴求就奔著好萊塢去，不能說一競雌雄，至少我敢挑戰你，我敢在你的領域當中叫板，這一點我們中國電影人可以學學。
03.程亞婷：這些年我們越來越多地為學生開設一些人文課程，希望能夠融會貫通，商學院的學生們能夠有更多的人文底蘊和人文的素養。在這方面想聽聽你有什麼建議？
戴錦華：我一直會引證一個話，其中一句話來自於一本很俗的書，叫《基督山伯爵》。我很小的時候讀這本書，有句話影響了我的一生。它說讀五十本精選過的人文的著作，足以富足你一生的生命。這種東西，一經獲得，再不能剝奪。你讀進去了，你就帶著它。
另一句話，我剛剛上大學的時候，當時一個有社會影響的作家，叫徐遲。他想提出個口號，叫“博覽群書 不求甚解”。這兩句話我在這一生當中都受益，並且有越來越深的體會。讀書我不知道它們有多少實用的價值，是不是可以成為一種人文教養秀，或者成為社交談資。最重要的是，它給你一種內心的富足。到今天為止，我用大量的時間閱讀。它可能會用電子書的方式出現，但是它是經過歲月累積的，它是經由某些我們自己選擇以後決定相信的。比如我始終會追隨布克獎，因為它是一種我認可的文學趣味，而且布克獎得獎的作品通常都非常好看。它有可讀性，它有文字的優美，它有對社會的洞察。讀完以後你遺忘了小說中具體的情節，遺忘了某些人物。但是那樣一種氛圍，一種基調，一種情感和價值的趨向，會豐滿你的一生，富足你的一生。
我們進入到一個新的通才的時代，一個人有沒有豐富、開放型的感知結構，恐怕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畢生成就的高下。我沒有具體的建議，是因為我覺得沒有一份通用的書單。真正通用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書單非常地乏味。每個人去找到自己的書單，每個人重新享有閱讀和思考，這也是人文學最基本的東西。我讀一個故事，同時讀字裡行間的那種獨特的洞察和體認。我看一部電影，影像在屏幕黑掉之後會縈迴很久。說起來是一個特別樸素的詞，就是真正地學會，那種非功利的時刻、那種自我愉悅和自我豐滿的時刻。
我特別希望我們能夠提出問題，而且誠懇地說我沒答案，我們共同來試一試回答。感謝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邀請，2020讓我們共同瞰見。
來 源：鳳凰網
閱讀更多 盧萬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