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琳·席安瑪訪談:每個導演都應該創造自己的電影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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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燃燒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2019),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描繪了一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前的精緻的愛情故事。導演為我們呈現了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關於平等、團結、浪漫和性的美好願景。在這篇訪談中,她向伊莎貝爾·史蒂文斯(Isabel Stevens)解釋了為什麼她矢志顛覆傳統電影的陳腔濫調和固有設定。

瑟琳·席安玛访谈:每个导演都应该创造自己的电影语言

瑟琳·席安瑪在她的第四部長片《燃燒女子的肖像》,為我們呈現了一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前感性的、緩慢燃燒的關於情慾的故事。這部電影將很多敘事習慣付之一炬:比如畫家愛上了他的繆斯,糾結於女主人公終究嫁給誰的狗血愛情、以悲劇告終的女同性戀愛情故事…但Sciamma最具顛覆性的一筆是將男性從這部電影中剔除。男性角色僅出現在一開始,把畫家瑪蓮娜(Marianne,諾米·梅蘭特 Noémie Merlant飾)送到狂風肆虐的布雷頓海灘,就在被安排訂婚而鬱鬱寡歡的貴族小姐艾洛伊茲(Héloése,阿黛爾·海內爾 Adèle Haenel飾)偏僻的房子附近。男性角色再重新出場的時候影片已接近結尾,電影及主角重新融入更大社會格局。在男性角色的兩次出場之間形成了一個呼吸自由的烏托邦。

海內爾在談到她角色的成長時說到這是”從客體到主體”變化的過程。在電影的一開始,她就通過拒絕被畫畫像的方式走上了孤獨的抵抗之路。畫作完成後會寄給她素未謀面的未婚夫。大概未婚夫需要通過這幅作品來確認對她滿意了,這幅女主人的畫像才會被掛在他米蘭的家裡。瑪蓮娜需要假裝成旅伴陪艾洛伊茲在島上散步,偷偷地觀察她,以便在晚上單獨繪製她的肖像。當瑪蓮娜向艾洛伊茲坦白並給她看肖像的第一稿時,艾洛伊茲與之前不同,同意坐下以平等的身份開展肖像畫的合作。

艾洛伊茲的母親忙於安排婚禮而沒有陪伴在側,兩位女主人公在眉目傳情和激烈的爭論中擦出了火花。瑟琳·席安瑪賦予了這段感情一種感性但不低俗或物化女性的情慾。瑪蓮娜和艾洛伊茲的愛情更像是一種充滿了激情的思想碰撞。由於畫家不僅是女性,還是愛人,艾洛伊茲的肖像畫充滿了顛覆和創新。這對情人與僕人蘇菲的平等友誼以及三人對藝術、音樂和希臘神話的熱切討論(在一個用餐的場景中,他們甚至變得很嗨),構成了一種逝去了的平靜和美好。

在BFI倫敦電影節上我與瑟琳·席安瑪趁這部電影放映的空檔進行了交流。她非常健談,告訴了我很多這部電影的趣聞(包括她如何拒絕了奈飛 Netflix的鉅額投資)、抨擊了法國保守主義(”為什麼我們沒有像薩拉·沃特斯 Sarah Waters那樣的小說家?”)等等。銀幕內外瑟琳·席安瑪都是一把火:作為法國電影導演協會聯合總監,她參與組織了2018年戛納電影節抗議遊行。82位女性聚集在紅地毯上,以引起人們對電影節長期以來忽視女導演的關注。她現在積極為5050×2020這一電影業兩性平權運動奔走——她指出她所倡導的關注不是指獲得平等投資的機會,而是”在決策中獲得平等的代表權”。平權的政治鬥爭推動了《燃燒女子的肖像》的創作,而這種政治鬥爭總是包裹在一個愛情故事裡,而不是說教。在如此剋制地研究愛情和凝視的力量之後,電影的結局出現了毀滅性的伏擊。更恰如其分地說,它同時是一場藝術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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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貝爾·史蒂文斯(Isabel Stevens,以下簡稱“IS”):這部電影對你來說是一場冒險,因為這是你的第一部時代劇電影和第一部描繪成年人之間感情的電影。

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以下簡稱“CS”):我執導過三個青少年成長故事的電影,而現在我年屆40了。我覺得現在不是講述青少年發現自我的時候了,我應該去講述成年女性的故事。我希望呈現一個愛情故事,關於女性藝術家的故事。我希望它是一個關於創造性和愛情的故事。我選擇以畫家作為故事的主角是因為這更具有電影性。因此,這不僅僅關於藝術家對自我的表達。繪畫創作的過程中人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層次和色彩濃度。我發現在18世紀下半葉即法國大革命之前,藝術史上有一個了不起的時刻。當時由於肖像畫的流行,女性在藝術舞臺的開始活躍起來,一度有超過有幾百名女畫家。而且還流傳著有一個理論,說其實是女性發明瞭自畫像,因為…

IS:她們沒有其他人可以畫。

CS:沒錯。這向我們展示了女性的凝視為何如此具有創造性;這是在尋找解決方案。我做了很多的研究——不僅僅是關於這個時期,而是看了過去250年的作品。因為在巴黎很難找到相關的書籍和文獻,我甚至跑來了倫敦。雖然法國人在書籍分類上已經非常普世,但我們並沒有女權主義這個類別。這項研究工作的美妙之處在於它並不會讓你覺得是冷冰冰或很學術的,相反我一直被感動著。我發現一位叫朱迪絲·勒斯特(Judith Leyster)的17世紀荷蘭畫家。她的所有作品都深受她丈夫的影響(譯者注:也有人把她的作品誤以為是她丈夫Jan Miense Molenaer的畫作)。當完成劇本寄出去融資時,我把她的一幅畫放在劇本的最後一頁。這是一張自畫像。她在畫布前微笑著,手裡拿著一把刷子,你甚至可以看到她的牙齒。我從沒見過這樣有感染力的笑容。

IS:所以這部電影成為對你來說非常個人化的一個項目?

CS:我感覺到這部電影和作為一個創作者的我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這部電影真的很私密和個人化。這是一個愛情故事。主演阿黛拉·哈內爾(瑟琳·席安瑪的前女友和她2007年的處女電影長片《水仙花開 Water Lilies》的主演)。這是既定的前提,但女性藝術家的情感卻給予了觀眾很大的驚喜。我之前並沒有預料到。每次我發現一位新的女畫家,我會去看她的作品或去翻不同的書籍。每當我發現被藝術史遺忘的女性時,我都有強烈的衝動想去講述她們的故事。這件事情的意義不在於我去製作一部時代片或特定流派的作品。重要的是這些故事之前沒有被講述過,所以它們屬於今天這個時代。拍時代片總是有這樣那樣的規矩的束縛,但我很熱愛當代風格。因此,我堅持以最現代的方式呈現去這部電影。

IS:你本可以挑選你提到的那些被遺忘的女性藝術家作品的複製品,但你卻選擇了讓現代畫家埃萊娜·德爾邁耶(Héléne Delmaire)來畫電影中的肖像。這是為什麼呢?

CS:我只是覺得去找一位仍然活躍的年輕女藝術家畫才是對的,看看她是如何工作的,並感受這一過程帶來的真實。我在Instagram上找到了她,但她對電影不感興趣也不瞭解我的電影。諾米·梅蘭特和我去看她的畫,我也在觀察她的想法。最終我們一起創作了這個角色。

IS: 你曾經坐下來讓人畫過你的自畫像嗎?

CS:沒有,從來沒有過。

IS: 你會想嘗試一下嗎?

CS:當然。我經常被攝影師拍照,而我現在也明白這關乎的是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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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阿黛爾·海內爾和諾米·梅蘭特這兩位演員以前沒有合作過,之前也互相不認識,這對你來說影響大嗎?

CS:從劇本創作的最初阿黛爾·海內爾就佔據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我想找一位以前沒有合作過的演員與阿黛爾演對手戲。我喜歡與人首次合作所帶來的那種活力。我真的很希望創造一對觀眾會記得的標誌性的情侶。當我們選角時,我一定在場參與。但第一次讀劇本的時候我一般不在。我希望每一個經過選角的演員能提前通讀過劇本,因為他們理應能夠提出與電影相關的建議。這不僅僅和他們在一個場景中能演得有多好有關,還與他們對這部電影有著密切的關係。合作在我的字典裡面,不應該只停留在嘴上的說說而已。

我在選角時遇見了諾米·梅蘭特。我扮演模特,她來演畫家,與電影實際演出對調了角色。我不排練,因為我很注重拍攝當下的現場感。但在選角的時候我就驚喜地發現Adèle和Noémi在一起的畫面美極了。他們之間有很強但勢均力敵的化學反應——這對電影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致力在平等的基礎上講述一個愛情故事。她們倆有相同的年齡和身高,這對電影來說也太關鍵了!當我在電影中看到他們時,我的心會劇烈地跳動,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能夠跨越屏幕感染觀眾的效果。

IS:她們的感情是慢慢發展而來的。你為什麼喜歡這樣的發展節奏呢?

CS:在這部電影裡面,我想表現慾望,再來才是愛情的爆發,這讓觀眾和主角一樣經歷這段感情不同的發展階段。不過我並不想拍得像那些傳統電影一樣:主角一見鍾情,接下來的愛情故事裡充滿衝突。這已經變成是講故事的一種套路:就像寫作課上老師總是告訴我們,一個好的場景就是要有衝突。但我們會不會忽略了墜入愛河那個瞬間的給我們的感受,帶領我們通向初吻前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或者初吻本身。在一段發展順利的感情中,會有很多平淡無奇的時刻,但戀人間的初吻前的時刻卻是雋永的。

IS:《燃燒女子的肖像》虛構了一種打破階級界限的友誼——上層階級的艾洛伊茲(Héloïse)、中產階級畫家瑪蓮娜(Marianne)和女僕蘇菲婭(Sophie)短暫地活在烏托邦中。您抗拒《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這類更傳統的主僕時代劇嗎?

CS:在《唐頓莊園》中,當妹妹在難產去世時,我就評價過,“哦,這是非常棒的電視劇”。我並不抗拒這類作品,我只是覺得有時候當你決定去看某個特定的類型片時,你會覺得你想找到某種形式的歸屬感。老實說,我確實對這個類型的電影沒有歸屬感。拍電影的時候,我不看其他的電影,不然影響我的創作。評論界有太多的權威研究了已經拍成的電影,但我認為每個導演都應該創造自己的電影語言,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以某種方式看回過去的作品。在電影製作工作中我不是一個浪漫主義者,我真的不是。

IS:這部電影展現了18世紀後期女性的生活。而且還表現了在當代電影中都很少討論到的墮胎議題。

CS:電影把墮胎作為婦女生活的場景來展現。當時,婦女對自己的身體和健康有話語權,不像現在生育權利反而掌握在男人手中。時代劇的設置使我們能夠看到另外一種可能更加平等的權力平衡,這與現狀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對比。我們想展現這些女性的親密關係和經歷,因為這很少在電影作品中被表達。我沒有看過很多電影表現到墮胎場景,即使在現代電影中也是很少。如果一個畫面從未被表現過,那它肯定就是一種屬於當下的新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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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在《燃燒女子的肖像》中很少有音樂。但是當你使用它時,它是服務於非常情緒化和勢不可擋的時刻。它讓我想起了電影《女孩幫》(Girlhood,2014)中所有的女孩都跳起蕾哈娜(Rihanna)的《鑽石》(Diamonds)的那個令人讚歎的場景。

CS:那時候我喜歡錶達作為團體一份子的感覺。你可以把我大部分的電影理解為加入一個團體的途徑。這也是非常私密的。這表現了我生活的現狀嗎?或者是我在行業中的狀態?我不知道。《水仙花開》基本上是講一個想加入花樣游泳隊的人,她確實是想找到歸屬感。她的部分頓悟就是認識到女孩子們團結起來作為一個整體的時候是很強大的。在《假小子》(Tomboy,2011)中,你知道女主人公是新來的,所以想要加入這個團體,她想交朋友。但是她必須靠撒謊才能成為團體的一份子。《女孩幫》是一部關於姊妹會和友誼如何使你更加生機勃勃和堅強的電影。女孩們跳起蕾哈娜歌曲的那一幕是想展示她是如何被這個團隊所感動的——她發現自己有足夠的勇氣加入,並在團體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IS:《燃燒女子的肖像》的創作背景則玩去不同,這是一部關於被封閉女性的時代劇。但電影中段有一個與《女孩幫》類似的場景:女孩們晚上去海灘的聚會,並看到一個女子合唱團唱民歌。

CS:在《燃燒女子的肖像》我想要一個類似的場景。但挑戰就在於如何在一部場景設定在孤島的電影中創造一個多人的場景,並同時使它看起來順理成章。我們幾乎沒有時間真正體現姊妹會,所以音樂對於這樣的時刻來說就很方便。事實上,她們一起唱歌是她們第一次在電影中出場,所以這個場景格外讓人印象深刻。因而,音樂在電影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演員們用自己的聲音唱這首讚美詩也為場景增色不少。

IS:這也是你最清楚地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向火的時刻。

CS:電影幾乎每幀都有火焰——無論是實際存在在那裡的還是你聽到的——除了白天在戶外的時候。它也比喻了兩位女性之間的火焰,我認為它非常濃烈,這是她們心中的火。既是憤怒,也是毀滅。此外,《貴婦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讓我想起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他也是我很喜歡的一位作家。我不會放火燒他,他是一位極其擅長描寫女性的作家。我能感覺到我和他的性格很像。

IS:這是一部關於女性凝視的電影。在這種情況下,能有一位女性攝影導演克萊爾·馬松(Claire Mathon)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CS:這是我和克萊爾·馬松合作的第一部電影。我一直與女性攝影導演合作,我也只懂得和女性攝影導演一起工作。當然,攝影導演對演員們的工作也會產生影響,因為他們需要在不同的場景裡一起工作。電影工作是有層級結構的,我的劇組也是。我是總負責;我可以創造我想要生活兩個月的世界。我有這個權力。但作為導演要打算運用這種權力達成什麼目標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不是說我的劇組平等到沒有任何層級結構,但我試圖創建一種更扁平的工作方式,使大家形成一種協作關係。這部電影貫徹的就是這個觀念。在這裡我們沒有單個嚴格意義上的繆斯。模特和藝術家都是主創。我覺得奇怪的是人們不希望以這種方式來合作。我們應該向男性導演提出這個問題,因為他們似乎更喜歡一個人主導整部電影的創作。

IS:儘管這是劇透,但我不得不問到結局因為主角間的愛戀慢慢燃燒到這個點上,一下子打開了感情洪水的閘門。你能解釋一下當時是怎麼想到讓瑪蓮娜走在畫廊看到那幅藏了”第28頁”秘密的艾洛伊茲肖像的呢?28頁正是藏了在艾洛伊茲要求下畫成的瑪蓮娜的自畫像。

CS: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想到的這個設計。我想讓瑪蓮娜在一幅畫中看到艾洛伊茲,更準確的是在一幅藏有秘密的畫裡。但這應該是什麼類型的秘密好呢?藝術史上顯而易見的一個秘密就是鳥籠的敞開門。繪畫作品中鳥籠門的開合狀態代表著女孩的童貞。畫中出現的動物往往是性的隱喻。如果我屈從於這樣的規範,它的效果會很好,而那些懂行的人也會很享受這樣的小把戲。但我更想找到新的表現方式,創造真正屬於這部電影的方式。

最終,利用書的想法出現了。突然間我就知道就是它了,而原因是多種的。事實上,書中會有手指,這也是充滿性張力的。數字也是一種共同語言:每個人都會理解到,即使是那些不說法語的人。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28這個數字在看電影之前沒有任何意義,但因為電影裡的情節它獲得了一層意義:它變成一種你和這部電影的觀眾之間的暗號,變成你所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屬於這部電影,但會活在電影之外。我希望人們理解到“第28頁”這個梗。我也好奇是否有人在看完電影之後從此把筆記藏在第28頁上。反正我知道我自己如果想把東西藏在一本書裡,就會選擇放在第28頁。

IS:你本可以在那裡結束電影,但你並沒有停下…

CS:電影最後一幕在劇院是瑪蓮娜在音樂會上看到艾洛伊茲,這實際上是我在構思這部電影時腦海中出現的第一個場景。靈感來自瑪麗·奧利弗(Mary Oliver)的一首詩:“一顆破碎的心是向世界其他地方敞開的心”。雖然電影是時代劇,但我想要的故事是對今天仍然適用的。我們沒有書去改編,沒有畫讓我們借用。這是我們的想象,也是對其他不存在的想象的致敬。沒有什麼比意識到你的想象不存在更糟糕了的——奔波一輩子卻看不到希望。我們是現代電影的活動分子。我們希望您體驗一些能夠讓你產生衝動去看電影和拍電影的東西。

瑟琳·席安玛访谈:每个导演都应该创造自己的电影语言

|原文刊於《視與聽》雜誌2020年3月刊P40-45|翻譯:LemonE @迷影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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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視與聽》(Sight & Sound)雜誌編輯,也為包括《衛報》(the Guardian)、《偶像》(Icon magazine)等雜誌撰寫關於電影和攝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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