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5日，全球化智庫（CCG）以“中國經驗能否為世界所借鑑？疫情折射的全球化問題與趨勢”為主題舉辦線上研討會。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原副所長丁一凡在會上提出，新冠疫情或成為分水嶺，人們在社會管理和經濟治理模式、生活方式上的觀念發生轉變，並就對國際輿論態勢及中國如何應對進行了分析。
這次抗擊疫情，確實讓世界不同了，很多事情不同了。一些比較有影響力的作家，如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裡德曼就說，新冠前的世界與新冠後的世界會完全不同。還有一些國際戰略問題的研究專家和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都在說，包括比爾蓋茨都在說，新冠以前的世界和新冠以後的世界有一個非常大的分水嶺。
這個分水嶺其實體現在幾個方面，一個是人們的世界觀、對發展模式，對社會管理模式、對經濟治理模式的一種觀念的改變，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大的事情。疫情首先是在中國爆發，在人口集中的地方爆發的，我們能迅速的把情況控制住。到現在為止，在海外病情擴散的情況遠遠超過中國本身，而且是根本控制不住。現在在美國、歐洲這些國家的新增感染人數都在上萬人一天。在中國最開始的時候，因為我們採取了很嚴厲的這種控制措施以後，從來沒有出現過這麼驚慌失措的情況。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一個人類社會的管理治理應該是什麼樣？西方人過去認為，社會就是純粹自由的，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記得這個疫情剛剛在意大利開始的時候，意大利總理還在發言中說，我們當然不能像中國那樣了，我們是要有個人自由的，我們不能像中國那樣去做，去管制。結果意大利現在就變成這樣，如果你按照人口相比的話，意大利的情況不知道比中國要嚴重多少倍，我們是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最後我們能夠控制在8萬人感染。而你想想意大利這麼一個小國家，總數就要追上中國了。它的整個人口與感染的人數比太恐怖了。
這跟意大利最開始的時候，完全沒采取控制措施是有關聯的，而之所以開始不採取控制，除了對疫情的嚴重性和傳染性考慮不夠以外，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他們認為他們社會的這種組織方法和生活方法是神聖不可改變的。而恰恰是這個疫情，使人們開始重新思考社會的組織形式和社會未來的個人的行為，應該是怎麼樣？
因為病毒是無情的，你可以說我為了我的社會秩序，為了我的什麼東西，我就不能修改我的社會組織方法，我就不能修改我的個人生活方法。最後所有人都死光了怎麼辦？就像人家講的什麼群體免疫，具體免疫要70%、80%人都感染了之後，才可能出現那種現象。如果70%、80%都感染了，而現在從感染到死亡率，像意大利那麼高的話，人口得死一半以上怎麼辦？所以這是很奇怪的一種想法。也就不奇怪，為什麼現在他們開始說，可能這個新冠疫情之後的社會組織都會不一樣，要考慮到他們是不是能夠按照他們原來堅信的那種社會組織方法，個人行為不受約束的方法，可能行不通。
如果堅持這麼下去的話，可能人類要被消滅掉，所以可能會重新思考這個問題。還有前一段，連續的有幾個經濟學家在這個事情上表態，一個是保羅·羅默。羅默是前年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他跟哈佛大學的校長兩個人出了一篇文章，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放任經濟，一定需要干預經濟，一定要去拯救經濟。另外一個就是前一陣子，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今年是用網絡的會議來開。在網絡會議上的哈佛大學的福爾曼也講了，在這種時候，國家干預過頭，也比國家干預不夠好。像過去這些美國經濟學家幾乎是市場經濟的原教旨主義者，一切都為市場而論，覺得國家干預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但是，這一次毫無例外的這些經濟學家都表示，如果國家干預太少的話，是無法恢復經濟的。因此寧可干預過頭，也比干預不夠好。
從這些經濟學家和這些社會學家和戰略學家的說法裡面，可以看出，實際上也就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這些構架和這些理論基礎，現在受到了質疑。新冠病毒的大流行，確實讓人們重新考慮，過去主宰西方社會的最基本的這些理論和價值觀，是不是站得住腳？因為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時候，發現原來那些信以為教條的那些東西，可能是會讓社會活不下去，會危害社會。
這個是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為它不僅僅是考慮到我們疫情的發展，還考慮到我們的行為。再看看美國經濟最近的走向，股市要連續崩潰的一個感覺，然後美聯儲不得不大規模的干預市場，而且干預市場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想象。最近一次美聯儲的量化寬鬆，無限的流動性，那是什麼？是政府把所有的市場都包下來了，也就是說你市場隨便搞吧，搞什麼樣我都給你管著。在市場機制完全失靈下，它完全由政府給接管了，才會出現這個行為。
但是還沒有阻止市場繼續下滑，所以現在才出大招。特朗普政府和國會商量，包括他的反對派，民主黨的佩羅西也說我要支持這個事，所以他們要決定要實施2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財政拿出2萬億美元來刺激經濟，然後市場才開始覺得信得過。所有這些事情都證明說，過去想象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是不可信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整個的經濟學家、市場的行為、政府的行為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不是會引起整個社會的變化？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有可能美國如果不靠財政刺激、不靠國家去投資去恢復經濟的話，它的貨幣手段已經完全用光了，無論是利率還是量化寬鬆，都把事情用到頭了，貨幣政策已經完全失靈。
在這種情況下，用財政的就是國家干預，用大量的國家干預，才能夠讓經濟重新恢復。從這個角度上講，是不是他們將來又要重新走上羅斯福時代的那些路？國家不刺激的話，經濟可能就崩潰了。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經濟學的理論還是社會管理理論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這種背景下，那些國際關係的專家們才關心如果美國不這麼幹的話，我們就要失去了整個的道德高地，美國就徹底的失去超級大國的地位。
超級大國是什麼？是領袖，是領導，leadership。在抗疫中，如果自己手忙腳亂，國家都控制不住了，那麼不會給世界提供任何的leadership。他們覺得反過來現在中國佔了上風，因為中國率先走出了公共衛生危機，中國有能力給其他國家提供各種各樣的援助。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國際關係的道義角度上講，美國學者認為中國展現了，美國就要退出去了，因為它搞不定這些全世界流行、全世界都關心的事，只有向中國去學習。使得他們就產生一個很大的擔心，這些很大的擔心，我覺得可能會反映在未來我們跟這些其他國家的關係中間。我覺得我們抗擊疫情做得非常好，大大的改善了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形象。
我最近跟一些發展中國家比較高的高官通過微信聯繫，他說中國從這次危機走出來，變得更加偉大了。大家都特別羨慕中國的能力，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來講，確實了不起，這麼嚴重的事情，中國把它控制住了，而且中國在控制疫情的過程中間表現的一些能力，比如10天建一個非常高水平的醫院，而不是簡單的帳篷。
這些事情給他們的震撼非常大。所以在發展中國家中間，中國通過這次抗擊疫情，體現出來的能力，讓他們很佩服，讓他們很願意繼續跟中國合作，因為你有能力，願意跟你合作。但是恰恰是因為中國的一些能力，引起了這些原有的西方大國的擔心。所以未來我擔心我們跟這些大國的關係，搞不好可能還會更壞。因為他們越來越擔心你的能力，就像剛才美國人說的，可能美國要喪失他在世界舞臺上的leadership，然後這個是給到哪去？給到中國了。
對於美國那些國際戰略家來說，不是一個跟中國搞好關係的機會。相反，他會覺得我必須想出其他的辦法來discredit China，讓中國不能夠在這條路上信譽更高，所以他會想出更多的方法去詆譭中國。我們現在要有這種意識，中國和外國的、西方的這些主流媒體和主流輿論之間的差距、落差越來越大。 中國人自己會覺得你看我們乾的這麼好，我們就應該得到國際社會的讚揚。
其實你現在去看一下這些大國的輿論，不用說別的，去看看美國的、看看法國的、看看英國的、看看德國的，所有這些大國的輿論，對中國沒有什麼友好的，沒有什麼交口稱讚，基本上都是想辦法給你雞蛋裡挑骨頭，而且基本上都在說你這個東西是靠不住的。且不說危機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都說這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到了，他們認為這個危機一定會讓中國政權倒臺，社會崩潰。當時他們就是這麼一種幸災樂禍的看法，等到事情發生了，發現你能力特別強，不僅扛過去了，還在全世界其他國家控制不好的時候，給這些國家提供各種各樣的援助。他們就擔心了，擔心中國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在這樣的背景下，實際上我們要改變他們的輿論，會變得越來越困難。中國人的心理和他們的反應中間的這種差距會變得越來越大。我們會越來越覺得，為什麼外國人不理解我？為什麼外國人不願意承認我們的成績？矛盾會越來越大，包括中歐關係，我都會覺覺得越來越難搞。是因為這些現在產生公共衛生危機的這些國家，他們急需各種各樣的援助，可是你看歐洲這些國家，基本上各顧各，互搶中國運去的各種各樣的醫療器械。你從我這過境，對不起你就拿不著。瑞士從中國訂的各種各樣的東西，就被德國扣住意大利扣住，變成這樣。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靠自己或者靠歐洲根本走不出來的國家，對中國的需求就特別大，對中國就比較感激。越是這樣，越會引起那些所謂的歐洲核心國的擔心。看看法德的輿論就會知道，法國的輿論都很驚恐，他們沒有能力去救這些事，然後中國趁機而入。你看看意大利，在陽臺上唱中國的國歌，然後意大利的整個媒體一片在說歐洲把我們拋棄了，只有中國來救我們，意大利政府要怎麼對付這事？
非常難。一方面他必須向中國表示感謝，另一方面他要面對巨大的來自歐盟內部對他的壓力。最後的事情就會變成我們幫助了這些歐洲國家，特別是一些小國，一定會跟中國走得越來越近。可是那些歐洲的核心國家，越是這樣的情況，越擔心中國在歐洲的這些影響，認為中國是擴大在歐洲的影響力，這事就一定會變成一種地緣政治之爭，被它們解釋成一種地緣政治之爭，這個事情正在發生。
他們的主流媒體都在說這樣的事情，我覺得未來中國要把這個事情看透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要心態更加平和一些，我們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只有這樣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未來一定會給世界有一個更好的交代。因為我們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我們有一個巨大加工能力和生產鏈。
今年經濟肯定是大幅的衰退，會不會走向危機？其實是一個非常可能的這種情況。在這種背景下，如果全球都危機了，中國作為對出口依賴很大的經濟體，肯定需要轉型，肯定還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國內。中國會需要一個巨大的新的刺激性計劃來維持經濟軟著陸。在這種背景下，有可能10年之後，中國會變得更好。想想2008年以來中國與世界的發展，中國靠“刺激經濟計劃”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使我們在高鐵、4G無線通信等方面領先全球。未來，我們可以擴大5G的基礎設施投資，擴大5G應用項目的投資；把一些新型基礎設施的項目提前投資；趁石油價格下跌時，擴建石油戰略庫，擴大石油戰略儲備；完善中國的全民醫療體系與設備。確實，中國有工業製造能力、有研發能力，有市場，現在又不缺外匯，最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市場來發展。中國有這些因素，只要不去因循守舊，不是相信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我覺得中國一定能在這次新冠危機之後，走出一條更與眾不同的道路。
（本文根據丁一凡先生在全球化智庫（CCG）於2020年3月25日以“中國經驗能否為世界所借鑑？疫情折射的全球化問題與趨勢”為主題舉辦的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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