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逼近的瘟疫》（6）

3月8日的读书——第六章《美国建国200周年——猪流感与军团症》的主要内容。

我个人觉得，这一章的最大看点是政府及其公共卫生机构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过程。

正好，我的一位正在美国的朋友今天给我发了她对于特朗普政府面对疫情举措的观察，仅仅供大家参考——

“1. 美国已经向全国发出70万-100万个测试盒，下周每个学校和诊所很快都具备测试能力，甚至连CVS 药房都可以测试了。

2.副总统要求3M口罩扩大产能，政府征用。

3. 川普要求今后所有医护用品和所有药物包括仿制药品和抗菌药品都必须在美国生产，禁止外包到任何国家。

4. 任何医生都可以开测试盒处方，目前供给的测试盒已经全面升级为病毒复制聚测试法，比核酸检测更为准确。

5. 重点防护学校和养老院，防护措施升级。

6. 全世界能问到的问题都问到了，川普提到最极端情况下的处理方式。做好一切准备。

7. 川普要求纠错补漏。关于疫苗已经有四种方法研制开发，川普已经和几大药厂决定给有关疫苗研发全部绿灯，疫苗在2-3个星期进入第一阶段，为了安全起见，一年后全部人都可以有疫苗，防止第二年再次感染。川普这个傻子一定要四月就见到疫苗，被各种人喝止。

8. 从南非请来全世界著名的流行病毒专家在听证会给出目前CDC 监控使用的病毒学和统计学的各种支持和指出各种场所要使用不同的防护措施。

9. 从中国回来的猎毒专家Lipkin 博士说洗手比口罩重要，常备60-70%酒精消毒剂和一次性手套比口罩重要，避免握手和拥抱，依然不推荐全民戴口罩。

10. 川普签署83亿美元紧急支出法案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具体到西雅图，华盛顿州：华盛顿州立大学全面改为网上授课。

华盛顿州所有社交集会取消。大家在家呆着。

在洛杉矶，街上的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见不到抢购。没有人挤兑。我的生活没受到任何影响。”

今天再节选书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和大家分享——

开头的引言是当时美国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F·戴维·马修斯的一段文字，警示美国人小心。尽管后来他的预言没有实现，但是的确掀起了美国关于猪流感疫苗的一场国会大战：

“有迹象表明，今秋将会出现大规模流感。我们将会看到1918年的流感病毒重新出现：那是毒性最强的流感。1918年，五十余万人死于非命。预料，这种病毒将在1976年杀死100万美国人。”（P173）

接着是讲美国正举国上下忙着200年国庆的事情，非洲的埃博拉没有成为美国人关注的焦点，一直到新兵刘易斯的去世才引发恐慌，而且，他们一直追溯到1918年的大流感——

“1976年，关于埃博拉的那桩大事在美国几乎无人注意，即使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大厅里也很少有人过问。美国正在忙着。在美国人的心里，非洲显得非常遥远。

在建国200周年时，美利坚合众国正在忙着发扬爱国精神：企业家在借机出售红白蓝三色纪念品；好莱坞的大腕在重新排演《光辉的历史时刻》；纽约的东河在举行帆船比赛；人们在大谈《独立宣言》和 《美国宪法》里的光辉思想。除了举国欢腾的局面，还有一种突出的政治气氛：杰拉尔德·R·福特总统正力争在大选中连任，他的对手是南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政治家，名叫吉米·卡特。全国也在冥思苦想：美国兵败越南，尼克松政府水门丑闻，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即使美国人在1976年不存在孤立主义情绪，他们有限的注意力也不会扩大到延布库的事态上，他们也有许多关于疾病的消息够他们忙活的。毕竟，1976年也是美国公共卫生局的历史上进行规模最大、花钱最多的两次调查的一年。这两次调查是猪流感和军团症。”（P173-174）

“1976年1月发生在迪克斯堡，美国陆军在新泽西的一个训练中心。一个士气高涨的新兵，年轻的列兵戴维·刘易斯感到头晕、恶心、无力、发烧、肌肉疼痛：这些都是流感的典型病征。在新年过后那阴冷、潮湿的一周，几个同来的新兵也害了同样的病症，有的人到基地的医务室去看病。

但是，18岁的刘易斯决心在基础训练中出人头地。尽管医官已经准许他留在宿舍休息48小时，刘易斯还是背起50磅的背包，参加了本排在新泽西寒冷的冬季的整夜行军。虽然发着烧，这个小伙子仍然强迫自己继续前进，但他已经远远落在别人的后面。几个小时后他倒下了。

刘易斯在到达基地医院后几个小时死去。

过了将近20年，科学家们仍然在问：“列兵刘易斯的死，究竟是因为他感染了一种杀伤力极强、毒性极大的流感，还是因为他感染了危险性并不很大的流感病毒，但在病毒血症正厉害的时候，参加了冬天一整夜的全副武装的强行军?”

了解这个根本问题的答案，对于如何理解1976年的事态会有很大的影响。刘易斯年纪轻轻，身强力壮，成为1976—1977年流感季节死去的唯一一个美国人，这看来有些不同寻常。流感的特点是每年使成千上万的人得病，但是亡故的只有老人和身患其他疾病、免疫功能减退、体力衰弱的人。很少见到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死于流感的。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一个特点就是病毒竟有能力杀死年轻的成年人和儿童。（P174-175)

309今天我们接着读这个有趣的故事——

所以，在刘易斯去世以及随后的13名被感染 的士兵，让福特政府开始担心——

“在1976年，让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最为担心的，还是1918—1919年破坏性极强的流感大流行，也就是在来冬美国再死50万人、全世界再死2 100万人，美国10%的劳动力卧床不起这种可怕的情景。这也就是至今仍是20世纪发生的最猛烈的一次流行病的死伤规模。那次流行病发生时，世界人口还少得多，人类行动时也只限于使用缓慢的交通工具，如轮船和火车。可是，流行病竟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传遍了全球。福特政府知道，在喷气飞机飞行、人口拥挤的今天，这种流行病的破坏性会更大。”（P178）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也提出看研制和分发猪流感疫苗的申请。他们的申请得到了支持，从总统到科学家的支持——

“3月13日，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维·森塞为华盛顿的上司完成了一份特别备忘录，详细列出了猪流感暴发的证据，并请求国会拨款1.34亿美元，供研制和分发疫苗使用。不到一周，“猪流感”一词就传遍了国会山。3月18日，森塞的备忘录被负责卫生的助理部长西奥多·库珀博士签署，摆在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部长戴维·马修斯的办公桌上，等待他紧急阅批。

在备忘录的“事实”小标题下，作为肯定的意见，而不是作为假设的推想，列着下述几点：迪克斯堡发现的病毒“在抗原学上同作为1918—1919年流行病病因的流感病毒有关系，那场流行病杀死了45万（美国）人”；每一个不满50岁的美国人“都可能感染这种新变体”；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森塞备忘录在提出四个建议性行动计划以后，建议进行群众性接种，由联邦政府资助，地方当局实施，最高层公开支持。

不到两个星期，随着联邦政府大多数机构——从国会助手到白宫预算管理局纷纷表示赞同，雪球更是越滚越大，轰轰隆隆地滚下阿尔卑斯山坡。

3月24日，一群特殊的科学家应福特总统的邀请，聚集白宫。福特直截了当地向埃德温·基尔伯恩、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两位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和艾伯特·萨宾，以及一群疾病控制中心和联邦的研究人员提问：“你们是否同意说我国正面临着一场猪流感流行病，因此需要进行群众性接种?”

屋里没有人提出异议。”（P189-190）

国会别无他法，只能支持总统。政治家们几乎是一致地担心，如果他们迟疑，岂不要对大批死于流感的人负责?（P190）但也有少数议员强烈指责这个计划，日俄这个计划是一个 大“骗局”，只是为了保证疫苗制造商的滚滚财源而已。（P191）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政府和制药企业开展了一场博弈——

“华盛顿对接种的支持越来越大，制药厂家也打出了他们的王牌。他们直接告诉福特：对于如此匆匆忙忙生产的疫苗，保险公司在万一出事时不会支付赔偿。除非政府对疫苗的各种可能效果承担责任，否则，制药公司将不可能在135亿美元的计划中给予合作。早在国会批准、总统签署公共法规94-266号，为流感疫苗接种拨款以前很久，就有消息传出，真正的花费将超出请求的数字千百万美元。有些自由派的众议员指责制药业玩弄大骗局，敲诈勒索纳税人上亿美元，却不肯为疫苗的质量承担任何责任。”（P191）

结果，美

1976年8月2日，美国各大媒体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后来被称为关于“军团症”的消息——数名男子由于突患严重的呼吸道疾病而病倒，显然，他们患病前曾于7月21日—24日在费城参加美国军团大会。

“在美国，很少有哪个组织像美国军团那样重视爱国主义，在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这个主要由“二战”老兵参加的组织到费城开会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费城乃是这个国家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产生的摇篮。在7月间，整整四天，宾夕法尼亚州军团分部的数百名成员在费城的四个饭店开会、聚餐、跳舞、品尝鸡尾酒。

在13名竞选军团职务的候选人的会客套间里，人们更是开怀畅饮。在整个古老而豪华的贝尔维—斯特拉特福德饭店的各个会客套间，到处都是热情握手和畅饮鸡尾酒的场面。

开会的第二天晚上，两名军团成员病倒，病征包括发烧、肌肉疼痛和肺炎。由于他们都已上了年岁，这头两例病人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但是，不到一周，宾州卫生厅收到的报告就如雪片一般，说是7月下旬，费城一些饭店的客人发生急性肺炎，有人死亡。最后，患病人数达到182例（78%为男性），29人死亡。最终收集的数字表明约82%是美国军团成员。”（P196）军团症的出现，最终导致了福特总统正式签署接种计划的法令，并且给药厂免职，最终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美国也发生过对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的质疑——

“1976年秋，当疾病控制中心精疲力尽、焦头烂额的时候，公众对于这个全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机构越发疑心重重了。就在举国欢庆美国精神的一年，公众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治着美国文化的“无所不能”观点产生了质疑。

现在是1976年。科学界的带头人在公众和政界的许多人看来简直是乱作一团。数量之大，可以创纪录的纳税人的金钱，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用于猪流感疫苗接种的135亿美元，都被流水般地花在生物医学调查和公共卫生上，可是整个国家却陷入令人费解的医疗威胁的包围中。令人头昏脑涨的一长串普通化学物质仿佛都能引起癌症；美国人爱吃的一切食品看来都能导致心脏病；他们素来对香烟的热爱好像也能使千百万人早入坟墓；五角大楼在越南战争中使用的化学武器也可能伤及美军自身，甚至他们的后代。

现在科学家们有口难辩。他们仿佛是错误地把枪口对准了猪流感，也无法说明军团成员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许多国会议员和记者现在用来描述政府的猪流感活动的常用词汇是：“彻底失败”，“一塌糊涂”，“一场闹剧”，“弄巧成拙”，“浪费纳税人的金钱”等。

疾病控制中心很难应付公众的这种铺天盖地的指责。它不习惯如此激烈的争论，也不惯于同时处理这么多的流行病危机，只觉得焦头烂额。四个人的公共关系班子根本难于应付，日复一日地去面对几百个方面来的暴风雨般的指责。中心里的三百来名科学家，包括海曼这样的流行病情报处的年轻成员，都在埋头工作。（Ｐ２０３－２０４）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持接种的福特总统大选失败，反对接种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当选。“早已萎靡不振的联邦公共卫生机构如今只剩下一个业已落选、等待交权的总统来支持他们的工作了。11月1日以后，志愿接种的人数不足500万；等到吉兰—巴雷综合征 （GuillainBarr syndrom）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根本没有人再来接种了”12月14日，疾病控制中心公布消息，宣布有30个人在接种猪流感疫苗一个月后出现综合征，另外还有24例病人是在接种超过30天后得病。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森塞只能下令暂停猪流感疫苗接种运动。在12月间的国会听证会上，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宣布猪流感疫苗注射运动寿终正寝。

美国政府为接种买单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最后，共提出4 181份诉状，要求赔款共计32亿美元。在16年间，这些案子转来转去，转遍了司法系统，直到1993年，仍有3例悬而未决。阿克塞尔罗德的小组最后决定，疫苗接种人群中得了吉兰—巴雷综合征的病例应视为确由接种引起的病例，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得到解决。

经过十五六年的法律程序，美国政府解决了393例索赔案件，赔款3 7789万美元。另有1 605例由法院裁决，其中53例判联邦政府败诉（涉及金额1 700万美元），56例诉方败诉（涉及金额3 0683万美元）。

到1993年，美国政府已经用纳税人的钱向猪流感疫苗索赔者赔款近9 300万美元。虽然美国政府最终承担的责任远远比预料的“若干亿美元”少得多，但在国会的眼里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会对全球的接种计划产生长远的影响。国会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若干年后仍然不敢批准任何联邦接种计划，担心猪流感疫苗的乱子再重复一遍：这还只是这次接种带来的部分后果。”（Ｐ２０８——２０９）

处理政府买单，还得有人承担责任——

“到1月份的第二周，戴维·森塞（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已经清楚地看到危险的信号：有人得为整个失败的猪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承担骂名了，而他就最可能成为这个替罪羊。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谁也不太注意在他的领导下曾经取得过多少次疾病防治的胜利：天花、埃博拉症，美国各种儿童疾病的大幅度减少等。

“有人得拿脑袋做赌注了。”森塞对他手下的人说。随着吉兰—巴雷症死亡人数的增加和国会议员要求惩罚替罪羊的呼声的提高，森塞在亚特兰大竭力保持一种一如既往的姿态。

果然，不久之后，戴维·森塞成了在全国电视广播中被解职的头一个联邦官员。

一年后，阿瑟·维塞尔蒂尔博士撰写的这一段文字是很值得一读的——

全国猪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生命短促而苦恼，但已经成了典型的卫生政策的研究题目

１，如果有人想在这件事里寻找正面的英雄和反面的罪人，他肯定能如愿；

２，如果有人想把国会看成死气沉沉或专为小事争论不休的机构，他这样做也有足够的证据；

３，如果有人想把政府和它的科学家的行为理解成出于政治动机和个人目的，他会发现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这种理论；

４，如果有人想把总统的决定看做是基于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建国200周年或大选方面的好处，他也会找出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

　　　但是，和别人一样，他还会发现，一些人和机构在胡混日子，匆匆忙忙地、糊里糊涂地作出决定，这里胡撞乱碰、莽撞行事、莫衷一是、两眼漆黑比心中有数或谨慎小心更能发挥作用。（Ｐ２１５）

第六章的结尾也是值得再温习一下的——

堪萨斯大学的医疗历史学家罗伯特·赫德森在国际会议闭幕式上用惊人的口气讲了一段话。他从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讲起，说道：“当

“费城事件依然未能解决，因为这表明我们调查一种明显的新疾病时手段极其有限，”赫德森最后说，“如果我们面对未来的某种严重流行病要鼓起民众的信心，那么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局限性要得到广泛的理解。医疗界没有理由为军团症事件感到灰溜溜的，但我们也应谦虚行事。”

美国的公共卫生界被1976年的事弄得十分懊恼，到了20世纪末，才第一次带着一种微微的不安的感觉，展望未来。（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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