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逼近的瘟疫》（6）

3月8日的讀書——第六章《美國建國200週年——豬流感與軍團症》的主要內容。

我個人覺得，這一章的最大看點是政府及其公共衛生機構在疫情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過程。

正好，我的一位正在美國的朋友今天給我發了她對於特朗普政府面對疫情舉措的觀察，僅僅供大家參考——

“1. 美國已經向全國發出70萬-100萬個測試盒，下週每個學校和診所很快都具備測試能力，甚至連CVS 藥房都可以測試了。

2.副總統要求3M口罩擴大產能，政府徵用。

3. 川普要求今後所有醫護用品和所有藥物包括仿製藥品和抗菌藥品都必須在美國生產，禁止外包到任何國家。

4. 任何醫生都可以開測試盒處方，目前供給的測試盒已經全面升級為病毒複製聚測試法，比核酸檢測更為準確。

5. 重點防護學校和養老院，防護措施升級。

6. 全世界能問到的問題都問到了，川普提到最極端情況下的處理方式。做好一切準備。

7. 川普要求糾錯補漏。關於疫苗已經有四種方法研製開發，川普已經和幾大藥廠決定給有關疫苗研發全部綠燈，疫苗在2-3個星期進入第一階段，為了安全起見，一年後全部人都可以有疫苗，防止第二年再次感染。川普這個傻子一定要四月就見到疫苗，被各種人喝止。

8. 從南非請來全世界著名的流行病毒專家在聽證會給出目前CDC 監控使用的病毒學和統計學的各種支持和指出各種場所要使用不同的防護措施。

9. 從中國回來的獵毒專家Lipkin 博士說洗手比口罩重要，常備60-70%酒精消毒劑和一次性手套比口罩重要，避免握手和擁抱，依然不推薦全民戴口罩。

10. 川普簽署83億美元緊急支出法案以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具體到西雅圖，華盛頓州：華盛頓州立大學全面改為網上授課。

華盛頓州所有社交集會取消。大家在家待著。

在洛杉磯，街上的人們該幹什麼幹什麼。見不到搶購。沒有人擠兌。我的生活沒受到任何影響。”

今天再節選書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和大家分享——

開頭的引言是當時美國的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部長F·戴維·馬修斯的一段文字，警示美國人小心。儘管後來他的預言沒有實現，但是的確掀起了美國關於豬流感疫苗的一場國會大戰：

“有跡象表明，今秋將會出現大規模流感。我們將會看到1918年的流感病毒重新出現：那是毒性最強的流感。1918年，五十餘萬人死於非命。預料，這種病毒將在1976年殺死100萬美國人。”（P173）

接著是講美國正舉國上下忙著200年國慶的事情，非洲的埃博拉沒有成為美國人關注的焦點，一直到新兵劉易斯的去世才引發恐慌，而且，他們一直追溯到1918年的大流感——

“1976年，關於埃博拉的那樁大事在美國幾乎無人注意，即使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大廳裡也很少有人過問。美國正在忙著。在美國人的心裡，非洲顯得非常遙遠。

在建國200週年時，美利堅合眾國正在忙著發揚愛國精神：企業家在藉機出售紅白藍三色紀念品；好萊塢的大腕在重新排演《光輝的歷史時刻》；紐約的東河在舉行帆船比賽；人們在大談《獨立宣言》和 《美國憲法》裡的光輝思想。除了舉國歡騰的局面，還有一種突出的政治氣氛：傑拉爾德·R·福特總統正力爭在大選中連任，他的對手是南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政治家，名叫吉米·卡特。全國也在冥思苦想：美國兵敗越南，尼克松政府水門醜聞，這些事情的意義何在?

即使美國人在1976年不存在孤立主義情緒，他們有限的注意力也不會擴大到延布庫的事態上，他們也有許多關於疾病的消息夠他們忙活的。畢竟，1976年也是美國公共衛生局的歷史上進行規模最大、花錢最多的兩次調查的一年。這兩次調查是豬流感和軍團症。”（P173-174）

“1976年1月發生在迪克斯堡，美國陸軍在新澤西的一個訓練中心。一個士氣高漲的新兵，年輕的列兵戴維·劉易斯感到頭暈、噁心、無力、發燒、肌肉疼痛：這些都是流感的典型病徵。在新年過後那陰冷、潮溼的一週，幾個同來的新兵也害了同樣的病症，有的人到基地的醫務室去看病。

但是，18歲的劉易斯決心在基礎訓練中出人頭地。儘管醫官已經准許他留在宿舍休息48小時，劉易斯還是背起50磅的揹包，參加了本排在新澤西寒冷的冬季的整夜行軍。雖然發著燒，這個小夥子仍然強迫自己繼續前進，但他已經遠遠落在別人的後面。幾個小時後他倒下了。

劉易斯在到達基地醫院後幾個小時死去。

過了將近20年，科學家們仍然在問：“列兵劉易斯的死，究竟是因為他感染了一種殺傷力極強、毒性極大的流感，還是因為他感染了危險性並不很大的流感病毒，但在病毒血症正厲害的時候，參加了冬天一整夜的全副武裝的強行軍?”

瞭解這個根本問題的答案，對於如何理解1976年的事態會有很大的影響。劉易斯年紀輕輕，身強力壯，成為1976—1977年流感季節死去的唯一一個美國人，這看來有些不同尋常。流感的特點是每年使成千上萬的人得病，但是亡故的只有老人和身患其他疾病、免疫功能減退、體力衰弱的人。很少見到一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死於流感的。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一個特點就是病毒竟有能力殺死年輕的成年人和兒童。（P174-175)

309今天我們接著讀這個有趣的故事——

所以，在劉易斯去世以及隨後的13名被感染 的士兵，讓福特政府開始擔心——

“在1976年，讓傑拉爾德·福特總統和他的顧問們最為擔心的，還是1918—1919年破壞性極強的流感大流行，也就是在來冬美國再死50萬人、全世界再死2 100萬人，美國10%的勞動力臥床不起這種可怕的情景。這也就是至今仍是20世紀發生的最猛烈的一次流行病的死傷規模。那次流行病發生時，世界人口還少得多，人類行動時也只限於使用緩慢的交通工具，如輪船和火車。可是，流行病竟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內，傳遍了全球。福特政府知道，在噴氣飛機飛行、人口擁擠的今天，這種流行病的破壞性會更大。”（P178）

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也提出看研製和分發豬流感疫苗的申請。他們的申請得到了支持，從總統到科學家的支持——

“3月13日，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戴維·森塞為華盛頓的上司完成了一份特別備忘錄，詳細列出了豬流感暴發的證據，並請求國會撥款1.34億美元，供研製和分發疫苗使用。不到一週，“豬流感”一詞就傳遍了國會山。3月18日，森塞的備忘錄被負責衛生的助理部長西奧多·庫珀博士簽署，擺在衛生、教育與福利部部長戴維·馬修斯的辦公桌上，等待他緊急閱批。

在備忘錄的“事實”小標題下，作為肯定的意見，而不是作為假設的推想，列著下述幾點：迪克斯堡發現的病毒“在抗原學上同作為1918—1919年流行病病因的流感病毒有關係，那場流行病殺死了45萬（美國）人”；每一個不滿50歲的美國人“都可能感染這種新變體”；嚴重的流感大流行“大約每隔10年發生一次”。

森塞備忘錄在提出四個建議性行動計劃以後，建議進行群眾性接種，由聯邦政府資助，地方當局實施，最高層公開支持。

不到兩個星期，隨著聯邦政府大多數機構——從國會助手到白宮預算管理局紛紛表示贊同，雪球更是越滾越大，轟轟隆隆地滾下阿爾卑斯山坡。

3月24日，一群特殊的科學家應福特總統的邀請，聚集白宮。福特直截了當地向埃德溫·基爾伯恩、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兩位發明者喬納斯·索爾克和艾伯特·薩賓，以及一群疾病控制中心和聯邦的研究人員提問：“你們是否同意說我國正面臨著一場豬流感流行病，因此需要進行群眾性接種?”

屋裡沒有人提出異議。”（P189-190）

國會別無他法，只能支持總統。政治家們幾乎是一致地擔心，如果他們遲疑，豈不要對大批死於流感的人負責?（P190）但也有少數議員強烈指責這個計劃，日俄這個計劃是一個 大“騙局”，只是為了保證疫苗製造商的滾滾財源而已。（P191）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政府和製藥企業開展了一場博弈——

“華盛頓對接種的支持越來越大，製藥廠家也打出了他們的王牌。他們直接告訴福特：對於如此匆匆忙忙生產的疫苗，保險公司在萬一出事時不會支付賠償。除非政府對疫苗的各種可能效果承擔責任，否則，製藥公司將不可能在135億美元的計劃中給予合作。早在國會批准、總統簽署公共法規94-266號，為流感疫苗接種撥款以前很久，就有消息傳出，真正的花費將超出請求的數字千百萬美元。有些自由派的眾議員指責製藥業玩弄大騙局，敲詐勒索納稅人上億美元，卻不肯為疫苗的質量承擔任何責任。”（P191）

結果，美

1976年8月2日，美國各大媒體都用大字標題報道了後來被稱為關於“軍團症”的消息——數名男子由於突患嚴重的呼吸道疾病而病倒，顯然，他們患病前曾於7月21日—24日在費城參加美國軍團大會。

“在美國，很少有哪個組織像美國軍團那樣重視愛國主義，在美國建國200週年之際，這個主要由“二戰”老兵參加的組織到費城開會也是再恰當不過的事了：費城乃是這個國家的《獨立宣言》和憲法產生的搖籃。在7月間，整整四天，賓夕法尼亞州軍團分部的數百名成員在費城的四個飯店開會、聚餐、跳舞、品嚐雞尾酒。

在13名競選軍團職務的候選人的會客套間裡，人們更是開懷暢飲。在整個古老而豪華的貝爾維—斯特拉特福德飯店的各個會客套間，到處都是熱情握手和暢飲雞尾酒的場面。

開會的第二天晚上，兩名軍團成員病倒，病徵包括髮燒、肌肉疼痛和肺炎。由於他們都已上了年歲，這頭兩例病人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

但是，不到一週，賓州衛生廳收到的報告就如雪片一般，說是7月下旬，費城一些飯店的客人發生急性肺炎，有人死亡。最後，患病人數達到182例（78%為男性），29人死亡。最終收集的數字表明約82%是美國軍團成員。”（P196）軍團症的出現，最終導致了福特總統正式簽署接種計劃的法令，並且給藥廠免職，最終留下了很大的隱患。

。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美國也發生過對於國家疾病控制中心的質疑——

“1976年秋，當疾病控制中心精疲力盡、焦頭爛額的時候，公眾對於這個全國最重要的公共衛生機構越發疑心重重了。就在舉國歡慶美國精神的一年，公眾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統治著美國文化的“無所不能”觀點產生了質疑。

現在是1976年。科學界的帶頭人在公眾和政界的許多人看來簡直是亂作一團。數量之大，可以創紀錄的納稅人的金錢，以及令人瞠目結舌的用於豬流感疫苗接種的135億美元，都被流水般地花在生物醫學調查和公共衛生上，可是整個國家卻陷入令人費解的醫療威脅的包圍中。令人頭昏腦漲的一長串普通化學物質彷彿都能引起癌症；美國人愛吃的一切食品看來都能導致心臟病；他們素來對香菸的熱愛好像也能使千百萬人早入墳墓；五角大樓在越南戰爭中使用的化學武器也可能傷及美軍自身，甚至他們的後代。

現在科學家們有口難辯。他們彷彿是錯誤地把槍口對準了豬流感，也無法說明軍團成員的死因到底是什麼。

許多國會議員和記者現在用來描述政府的豬流感活動的常用詞彙是：“徹底失敗”，“一塌糊塗”，“一場鬧劇”，“弄巧成拙”，“浪費納稅人的金錢”等。

疾病控制中心很難應付公眾的這種鋪天蓋地的指責。它不習慣如此激烈的爭論，也不慣於同時處理這麼多的流行病危機，只覺得焦頭爛額。四個人的公共關係班子根本難於應付，日復一日地去面對幾百個方面來的暴風雨般的指責。中心裡的三百來名科學家，包括海曼這樣的流行病情報處的年輕成員，都在埋頭工作。（Ｐ２０３－２０４）

在這樣的背景下，支持接種的福特總統大選失敗，反對接種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當選。“早已萎靡不振的聯邦公共衛生機構如今只剩下一個業已落選、等待交權的總統來支持他們的工作了。11月1日以後，志願接種的人數不足500萬；等到吉蘭—巴雷綜合徵 （GuillainBarr syndrom）的消息傳出來以後，根本沒有人再來接種了”12月14日，疾病控制中心公佈消息，宣佈有30個人在接種豬流感疫苗一個月後出現綜合徵，另外還有24例病人是在接種超過30天后得病。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森塞只能下令暫停豬流感疫苗接種運動。在12月間的國會聽證會上，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宣佈豬流感疫苗注射運動壽終正寢。

美國政府為接種買單的教訓也是非常深刻的——

“最後，共提出4 181份訴狀，要求賠款共計32億美元。在16年間，這些案子轉來轉去，轉遍了司法系統，直到1993年，仍有3例懸而未決。阿克塞爾羅德的小組最後決定，疫苗接種人群中得了吉蘭—巴雷綜合徵的病例應視為確由接種引起的病例，可以不經法院審判得到解決。

經過十五六年的法律程序，美國政府解決了393例索賠案件，賠款3 7789萬美元。另有1 605例由法院裁決，其中53例判聯邦政府敗訴（涉及金額1 700萬美元），56例訴方敗訴（涉及金額3 0683萬美元）。

到1993年，美國政府已經用納稅人的錢向豬流感疫苗索賠者賠款近9 300萬美元。雖然美國政府最終承擔的責任遠遠比預料的“若干億美元”少得多，但在國會的眼裡卻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會對全球的接種計劃產生長遠的影響。國會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若干年後仍然不敢批准任何聯邦接種計劃，擔心豬流感疫苗的亂子再重複一遍：這還只是這次接種帶來的部分後果。”（Ｐ２０８——２０９）

處理政府買單，還得有人承擔責任——

“到1月份的第二週，戴維·森塞（美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已經清楚地看到危險的信號：有人得為整個失敗的豬流感疫苗接種活動承擔罵名了，而他就最可能成為這個替罪羊。在華盛頓的政治圈子裡，誰也不太注意在他的領導下曾經取得過多少次疾病防治的勝利：天花、埃博拉症，美國各種兒童疾病的大幅度減少等。

“有人得拿腦袋做賭注了。”森塞對他手下的人說。隨著吉蘭—巴雷症死亡人數的增加和國會議員要求懲罰替罪羊的呼聲的提高，森塞在亞特蘭大竭力保持一種一如既往的姿態。

果然，不久之後，戴維·森塞成了在全國電視廣播中被解職的頭一個聯邦官員。

一年後，阿瑟·維塞爾蒂爾博士撰寫的這一段文字是很值得一讀的——

全國豬流感疫苗接種計劃的生命短促而苦惱，但已經成了典型的衛生政策的研究題目

１，如果有人想在這件事裡尋找正面的英雄和反面的罪人，他肯定能如願；

２，如果有人想把國會看成死氣沉沉或專為小事爭論不休的機構，他這樣做也有足夠的證據；

３，如果有人想把政府和它的科學家的行為理解成出於政治動機和個人目的，他會發現充分的證據來支持這種理論；

４，如果有人想把總統的決定看做是基於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建國200週年或大選方面的好處，他也會找出支持這種看法的證據。

　　　但是，和別人一樣，他還會發現，一些人和機構在胡混日子，匆匆忙忙地、糊里糊塗地作出決定，這裡胡撞亂碰、莽撞行事、莫衷一是、兩眼漆黑比心中有數或謹慎小心更能發揮作用。（Ｐ２１５）

第六章的結尾也是值得再溫習一下的——

堪薩斯大學的醫療歷史學家羅伯特·赫德森在國際會議閉幕式上用驚人的口氣講了一段話。他從中世紀歐洲的黑死病講起，說道：“當

“費城事件依然未能解決，因為這表明我們調查一種明顯的新疾病時手段極其有限，”赫德森最後說，“如果我們面對未來的某種嚴重流行病要鼓起民眾的信心，那麼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們的侷限性要得到廣泛的理解。醫療界沒有理由為軍團症事件感到灰溜溜的，但我們也應謙虛行事。”

美國的公共衛生界被1976年的事弄得十分懊惱，到了20世紀末，才第一次帶著一種微微的不安的感覺，展望未來。（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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