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种考验，这是对医疗能力和政治意愿的考验。对于信徒来说，这是对忍耐力的考验，对宗教信仰的考验。这也是对另一种信念的考验，即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来帮助人们形成道德判断。
这种流行病迫使每个人面对人类生存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如此深刻，以至以前伟大的哲学家，已经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对所有人的立场的考验。对与错，个人对社会有什么期望，社会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别人应该为我做出牺牲吗，反之亦然？
例如：得克萨斯州副州长认为，那些70岁以上的人“不应该通过关闭经济活动来牺牲这个国家”，而应该准备牺牲自己。在佛罗里达州的春假时，一个22岁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对社交距离产生了不同的批评，他说：“如果我感染病毒，就感染吧。”无论有没有意识，两个人都将自己置于不同的道德传统中。
在现代世界，几种社会正义哲学类型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们没有与政治标签联系在一起，而且大多数人都钟情一个类型或一个以上。下面是一些领先思想体系的指南，我们一起探讨几种思维类型，在疫情中的不同道德选择。
罗尔斯思想
许多西方人是罗尔斯思想人，但他们一直未知。五十年前，哈佛哲学家罗尔斯认为：面对最坏的情况，人们不会要求完全平等。保证基本必需品是构成社会和政治正义的基础，并为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提供保障。
罗尔斯于1971年撰写的巨著《正义论》，现在被视为现代混合经济中最清晰的道义和理论依据。罗尔斯不是宗教信仰者，但他的哲学本质与旧约先知以及耶稣的黄金法则相符，即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例如一些宗教领袖通过以出现最坏的情况作为社会行动的标准，来应对冠状病毒带来的困境。“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所有人都在脆弱中迷失了方向，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团结起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彼此安慰。”
也许由于他们的宗教思维上共鸣，罗尔斯的思想指导了西方世界应对大流行的方法：社会正在动员起来，政府正在采取更多强制的封锁，以尽量减少弱者的死亡和痛苦。即使是那些非宗教人士，也倾向于接受罗尔斯思想的逻辑。如果一个人不愿被抛弃，政府无权放弃他们；他们必须尽力保护所有人，尤其是最弱者。
功利主义者
在功利主义下，与19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认为：应致力于确保最大数量的最大收益。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是一个激进的信条，最早的功利主义者是热情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功利演变成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一些人。该论点认为，这将使社会接受人员伤亡，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破坏。
例如英国总理约翰逊首席顾问卡明斯在非公开会议上倡导一项政策：让足够多的人生病以建立全国性的“群体免疫来保护经济，这意味着一大批领取养老金者死亡，太糟糕了。”它引起了强烈抗议。即使是卡明斯，一个国家领导者，应该拒绝接受这种残酷的功利主义思想。
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使用了新的数学技术，通过不同方法感染病毒来计算出可能挽救的生命，结果显示最好进行12个月的锁定，然后再接种疫苗。但它警告说，只有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减少幅度保持在6.4％或以下，这才可以净挽救生命。
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那篇论文激起了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响。大多数人发现尝试进行这样的操作就非常困难。。从长远来看，这一行动计划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尚未知。就像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让治愈方法比问题更严重。”
通过功利主义者的眼光看待道德问题，然后发现这种思维是令人讨厌的，并拒绝它们，因为它们与黄金法则相冲突，这是很直观的。但如果封锁持续了几个月，功利主义的想法可能会浮出水面。
自由主义者
自由思想在美国思想根深蒂固，它的血脉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哲学家约翰·洛克时代。而在现代化身中，它得到了作者艾恩·兰德的启发，后者在小说和散文中概述了她的思想。对她来说，男人有权“为自己而活”，而一个人的幸福“不能由另一个男人或任何其他男人规定。”
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由另一位哈佛哲学家诺齐克对罗尔斯的回信中进行的。他设想如果每个人都陷入没有社会结构的环境中，将会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国家，以及多少公民自由。小说家威廉·戈尔丁在“苍蝇之王”中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了避免戈尔丁小说中的男生陷入暴力，诺齐克在《无政府状态，国家与乌托邦》中认为，人们将建立一个非常有限的国家，致力于自卫和保护个人权利，但仅此而已。
西方的冠状病毒对策极大地扩展了国家的权力，并限制了个人的权利，几乎没有争议，而且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同意了兰德和诺齐克认为他们永远不应该接受的剥夺。
可是等等，基于自由主义，有人反对这种封锁，因为它们侵犯了权利。批评者似乎说政客们还没有证明这种严厉措施是必要的。在冠状病毒发生之前，美国因反疫苗行动而遭受麻疹流行，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体现，使父母有权选择不给孩子接种疫苗，或者无需与未接种疫苗的同龄人混在一起。抢购和ho积医疗设备也表明，许多人都在遵循兰德的自由观念，并将自己置于第一位。经过数周的自我隔离，这样的想法可能会变得更具吸引力。
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场所，自由主义者与国家发生冲突。通常是在豪华的社交环境中，社交媒体充满了大型社交聚会的图片。“如果我感染病毒，就感染吧，”这位22岁的年轻人在佛罗里达州的视频中说道。“最终，我不会让它阻止我参加聚会。”
随着危机的开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表了一项声明，承认在与传染病作斗争时，公民自由必须“有时”让步，但“只能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它说：“有证据表明，旅行禁令和隔离区不是解决方案。”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愤怒地看到人们聚集在公园里，表达了对自由主义者的同情。“这很嚣张，”库莫说。“这是自毁的。对别人不尊重。它必须停下来，现在必须停下来！”可以纽约人正在组织以保持公园开放。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选择变得具有道德意义。例如，社会将如何判断像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那样的行为？可以说，他是美国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在被告知与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接触后，他继续正常社交了一周。他没有症状。回想一下，参议院有许多老年人。上周末，在参议院体育馆锻炼后，他发现自己的测试呈阳性。
社区主义者
还有一种方法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即每个人都从广泛的社区中获得认同。个人权利很重要，但不超过社区准则。这些概念可以追溯到希腊人，但是在现代，这种哲学与社会学家阿米泰·埃齐奥尼和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联系最为广泛。桑德尔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是罗尔斯的又一罪魁祸首，他认为正义不能凭空或无知的面纱来确定，而必须植根于社会。他提出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正义理论。
桑德尔上周讲话时说：“共同的利益在于我们如何在社区中共同生活。这是关于我们共同追求的道德理想，我们共同承担的利益和负担，我们为彼此所做的牺牲。这是关于我们彼此学习的有关如何过上美好而体面的生活的教训。”
该病毒正是在这个地方流行，剥夺了社区中每个人的生命。社群思想正在展现自己。在整个欧洲，处于封锁状态的人们都走在他们的窗户和阳台，以赞扬他们国家的卫生服务。这些被视为社会的基石。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英国人参加了一场盛大的比赛，组织者与跳舞护士一起推着病床庆祝了国家卫生服务。对于拥有现代福利国家的许多国家而言，庆祝和支持工人的公共卫生服务被视为是一种社区责任。
这是与美国不同的关键点，在美国，扩大医疗服务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的迈克尔·沃尔泽等社区主义者认为，任何医疗提供系统都需要“约束医生行业”。冠状病毒有望使这场辩论引起人们的关注。
社群主义也是许多社会保守思想的基础。当非常保守的共和党德克萨斯州州长丹·帕特里克在（FoxNews）上说，全国其他地区不应为老年人牺牲自己时，他是在提出共产主义论点，而不是功利主义论点。
“没有人向我伸出援手，身为高龄公民，您愿意为生存而换取您子孙后代的机会吗？”现年63岁的帕特里克告诉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如果那是交换，那我就全力以赴。”
在这句话中，老年人的爱国义务是不要强加自己国家贫穷，使他们的后代生活变得更糟。这种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念在美国一直引起共鸣，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抗议。
一月份冠状病毒首次出现在武汉后，中国实行了另一种社群主义。人们被告知为了社区和国家的利益而被封锁。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处理这一问题的壮观纪律表明，社会团结的概念依然很强烈。
目前，整个西方国家都采用罗尔斯式的方法。政治家正在假设他们有责任保护每个人，因为他们自己希望受到保护，而人们也在运用黄金法则，因为他们决定为他人着想而自我隔离。他们现在都是罗尔斯人。
他们会这样停留多久？所有其他正义理论都具有吸引力，并且可以检验遵循黄金法则的决心。但是我怀疑罗尔斯和黄金法则会胜出。主要因为宗教，即使在西方正在衰落，也已将其牢固地融入了他们的意识中。而且随着流行病的恶化，并使每个人的隔离程度降低，他们很可能会发现，爱邻为己的观念变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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