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藜（右二）與兆豐（右一）
兆豐
我參加工作的第一站就是財政部，所以從內心深處對財政部充滿感情。從1983年至1993年，在財政部機關工作整整10年，經歷了王丙乾、劉仲藜兩任財政部部長，與後來三任財政部部長項懷誠、謝旭人、肖捷做過同事。我的成長曆程，得到了財政部這塊土壤的滋養，受到了這些領導和同事的栽培，深深地烙下了財政部的印記。所以，對財政部、對這些領導充滿了感謝之情、感恩之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自建國以來，迄今共有過13任財政部部長。不少財政部部長都聲名顯赫、功勳卓著、名冠中華。如第一任是薄一波；第二任是鄧小平；第三任是李先念；第四任是張勁夫；第五任是吳波。劉仲藜是接的第六任王丙乾，成為共和國第七任財政部部長。1988年1月劉仲藜從黑龍江省副省長任上調任財政部副部長時，部機關曾頗為轟動，因為財政部的傳統，副部長基本上都是從部裡產生。一度小道消息說是因為當時的國務委員、國家計委主任宋平看中了他。劉在黑龍江當副省長之前，是黑龍江省計委主任，其才幹為宋平主任所賞識。國家計委當時職數已滿，聽說中組部要從地方選調幹部出任財政部副部長，就推薦給了王丙乾。當時，王丙乾是國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傳說王丙乾為此專門去黑龍江進行調研，實地對劉仲藜進行了考察，甚為滿意。此事真假無從考證，但劉仲藜很快調財政部當副部長確是事實。
財政部幾十年老部委的作風和傳統，因為地方大員的調入，而多少有些改變，我們這些“小青年”還是很歡迎的。但由於他並不分管我們司，所以並未與他發生工作關係。我在財政部直接在他手下工作是源於治理“三亂”專項工作。那時，他已從財政部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所謂“三亂”，是指當時盛極一時的地方和部門搞的“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等不正之風。“三亂”已危及政治、經濟穩定，企業和群眾不堪負擔，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1990年初，一份新華社內參呈送到國務院總理李鵬案頭：“陝西省人大調查‘三亂’問題，提出糾正意見”，總理閱後，甚為震驚，當即批示：“請王丙乾同志組織對這一重大問題進行研究和處理。”通過調查研究，發現“三亂”涉及面廣、政策性強、情況複雜、難度很大，黨中央、國務院為此決定成立全國治理“三亂”領導小組，由國務委員王丙乾任組長，中辦副主任楊德中、國務院副秘書長劉仲藜任副組長。成員單位分別由國務院辦公廳及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家物價局、監察部、人事部、民政部、農業部、審計署、國家教委、衛生部、公安部、建設部、交通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國務院法制局等16個部門組成，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劉仲藜是常務副組長，財政部劉積斌副部長任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辦公室設在財政部。我由於一開始就參與調研，起草調查報告，被抽到辦公室綜合組。綜合組組長是謝旭人。至此，直接在劉仲藜、劉積斌、謝旭人手下工作。蔡慧卿是綜合組副組長。劉仲藜曾透徹地分析“三亂”產生的原因：“‘三亂’產生的原因很複雜，有體制改革不配套、經濟過熱、法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部分執法人員素質不高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在於有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缺乏全局觀念、群眾觀念和法治觀念，對‘三亂’的危害性認識不足、管理不嚴，清理整頓態度不堅決，措施不得力，才使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記得為了開好全國治理“三亂”工作會議，我曾陪謝旭人副司長到國務院辦公廳（中南海）給仲藜部長彙報會議籌備工作情況。他很熱情，中午還請我倆在國辦食堂吃的便飯。劉仲藜的親和、平易近人、做事果斷、有思路的風格，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2年9月，他從國辦調回財政部出任財政部部長兼國家稅務總局局長，成為唯一一個同時身兼兩職的部長。雖然後來項懷誠、謝旭人、肖捷都當過稅務總局局長和財政部部長，但他是唯一同時擔任過這兩個職務的部長。
第二件事涉及我自己。1996年下半年，因工作需要，有關部門要抽調一批幹部到香港工作，國務院僑辦出面找財政部提出借調我到香港中旅集團工作，但我所在單位不太同意。為此，我找了劉積斌副部長，經他與劉仲藜部長溝通，最終仲藜部長拍板放行，也讓我有了親身經歷香港迴歸和見識亞洲金融風暴全過程的機會。他當時顧全大局，講政治、講團結、講合作的精神，至今仍影響著我。
仲藜部長做了6年的財政部部長，為財政工作積極謀劃，做了大量的工作，財政有力地支持了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在他任內尤其有兩件事為大家所稱道，可以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一是財政的法治建設。在他任內主持了《會計法》的修訂，起草並報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註冊會計師法》，起草發佈了《兩則兩制》，並開始籌建三所國家會計學院。三所學院建成後，朱鎔基親自題詞：“誠信為本，操守為重，堅持準則，不做假賬”。他還主持了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與中國註冊審計師協會的聯合，以及全國會計師事務所的脫鉤改制等工作，為中國財稅管理科學化、規範化、現代化作出了貢獻。
二是分稅制改革。20多年前的稅制改革使得財政收入快速向中央集中，挽救了一場中央財政危機。可以說正是那一場央地財政關係的重大變革，直接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對這段歷史，《鳳凰財經》曾有一文專門談道“在改革開放後中國一直實行財政包乾制，各省和中央簽訂承包合同，定好交多少稅，財政收入多了也不會多交。隨著經濟蓬勃發展，地方口袋裡的錢多了，而中央財政卻越來越‘窮’，對財政大局的控制日漸削弱。從1988年開始，財政部需要連續三年向地方政府借錢。到了1991年時，劉仲藜對朱鎔基說，他切身體會到舊小說中常說的‘國庫空虛’了。這才有了1994年那場稅制改革，重新將稅源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將地方上更多的稅收收到中央來。1993年9月到11月，這兩個月的時間裡，朱鎔基帶著60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一個一個的做工作。讓最大的受益者割讓蛋糕，難度可想而知。廣東的財政包乾體制運行力度大，對分稅制也明確表示了牴觸態度。這裡也是最關鍵的一場硬仗”。劉仲藜曾回憶說，“廣東的兩位主要負責人找到朱鎔基，談了兩個多小時，他們問朱鎔基，廣東的特殊政策還要不要實行？如果‘包乾制’取消，我們還要不要在20年內趕上‘四小龍’？按財政會議上所提出的辦法，廣東就什麼大事也不幹了。追不上‘四小龍’問題可就大了。朱鎔基當夜就把財政部部長和地方預算司司長叫到房間連夜重新測算，最後少拿了300億。但蛋糕也做大了，地方財政也有了更大的增長。在一波三折的討價還價中，廣東最終還是顧全大局，同意實行分稅制。事後朱鎔基半開玩笑地說，那段日子是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有時忍氣吞聲，有時軟硬兼施。”實行分稅制後，中央財政集中程度大大提升，中央權威得以加強，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中央的領導。
劉仲藜1934年10月生，浙江寧波人。南方人但一直在北方黑龍江工作。1982年7月起任黑龍江省計委副主任，1983年5月任主任、黨組書記，1985年5月任黑龍江省副省長。1988年1月任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90年7月至1992年9月，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機關黨組副書記。1992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兼國家稅務總局局長（1994年2月）。他開創了財政部副部長到國務院任副秘書長，再回財政部當部長的先例，此後金人慶、肖捷都是走的這個路子。1998年3月至2000年11月任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2000年8月）。2000年11月至2003年3月，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黨組書記（2001年1月）。他是十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主任。是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
做過財政部部長，對財政幹部尤其是一起共過事的幹部，劉仲藜很有感情，間或，大家還在一起聚聚，回憶往昔，暢談過去，也十分有趣。“成敗得失轉頭空”，他的性格南北兼具，既豪爽、大方、磊落，又細膩、聰慧、沉穩，跟他在一起，你會被他不知不覺中所感染，所激勵，他渾身上下散發出吸引你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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