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攤販可以臨時佔道經營；在南京，甚至有領導幹部帶頭消費；在陝西，商販在特定區間流動經營……諸如此類措施，為激活疫後社會經濟活力、提振消費信心按下“啟動鍵”，也為返城務工人員提供了便利化服務。
的確，不管允許商販佔道經營還是允許攤販在特定區間經營，都是疫情防控期間的階段性舉措。但是，做小生意、小買賣的人群收入並不高，大多是城市中無固定工作和收入來源的人群，如入城務工人員、下崗職工、待業對象及流動人口。他們一個月掙得並不多，但卻撐起整個家的生活花銷。突如其來的疫情，對他們生活產生的衝擊不難想象。允許他們在路邊佔道擺攤經營，既解決了家庭生計問題，也為其他居民提供了便捷服務。
在疫後復工復產特定背景下，允許攤販在城鎮特定區間經營，既體現了城市治理溫度，也激活了城市活力。無論是路邊攤販、遊走商販，還是基於此形成的街頭巷尾的各種小吃門店，都是城市文化與活力的有機組成部分。遊走小商小販的吆喝、路邊攤的喧囂，乃至餐飲店裡人來人往，都能讓老百姓直面感受到城市繁榮與活力，擴大就業、助力復工復產與刺激消費。
實際上，這種對小商小販“高抬貴手”的做法，也與各種刺激復工復產激勵措施不謀而合。除了在疫後復工復產特定時期，即便是在今後正常時期，我們要為流動商販保留生存空間， 讓他們感受到城市治理的溫暖，而不能成為城市“涸轍之鮒”，甚至逼迫他們退出城市舞臺。今後，治理者要在提煉總結試點經驗基礎上，形成完善的流動攤販監管機制，允許並引導他們在特定空間內依法規範經營。
也應看到，由流動攤販衍生的治安、環保等系列問題不容忽視，城市治理者對此不敢隨意開口子，也可以理解；而群眾對流動攤販感情複雜，買菜時方便，走路時嫌堵、嫌亂。允許流動攤販在特定時空內“自由活動”，相關配套治理措施必須跟上，比如，在部分街道分時段分區域允許出攤佔道經營，對各類個體經營者合理、合法、合規組織各類經營活動溫情執法，等等，以滿足更多市民和攤販生活需要，更好地提振消費信心，繁榮市場經濟。
城市治理創新應多些服務與關懷，少些門檻與束縛，回應人民群眾的期待。而對待流動商販態度的轉變，便體現了城市的治理模式創新與開放包容。流動商販也是城市居民的一分子。他們不僅給城市社區帶來生機活力，也延伸了城市文化建設觸角。我們應保全小商小販的謀生之路，讓依法規範經營的攤販在城市舞臺上綻放異彩，為市民群眾烹製一席別具風味的邊界盛宴。城市相關部門應對流動商販少苛求、多曲諒，讓他們感受到城市治理的溫暖。
本文源自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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