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萱
每年4月，日本人富田重亮都要到臺北一趟，先到海明禪寺悼念，再去“北投溫泉路144號”那棟日式宅院。
海明禪寺裡，安放著他父親富田直亮一半骨灰。“北投溫泉路144號”，則是其父和同僚在臺灣的基地。
和其他相關家屬一樣，富田重亮一直以來並不知道父親的真正工作。1949年富田直亮秘密赴臺時，他只有12歲，母親騙他說，父親是前往日本九州工作。
直到富田直亮去世二十多年後，以他為團長的“白團”，才有一些蛛絲馬跡逐漸曝光。富田重亮也開始瞭解父親在臺灣從事的秘密工作——日本陸軍少將富田直亮和白團曾是臺灣等級最高的軍事機密之一。他們輔佐蔣介石二十年，核心工作是謀劃“反攻大陸”。
2016年10月，日本作家野島剛的《最後的大隊：蔣介石與日本軍人》在大陸出版，又將這些日本軍人的秘密工作呈現在公眾面前。“反攻大陸”雖以失敗告終，但白團確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兩岸歷史，而且，這些舊日本帝國時代的軍人對臺灣軍事的影響，至今仍在。
國軍迎來日本兵
侵華戰爭失敗後，富田直亮再次回到中國大陸，是在1949年11月6日。當時他坐在飛往廣西的飛機上，外面夜色深沉。與富田直亮同行是另一名日本軍官，他把兩人即將做的事情視為“補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給予眾多中國人的苦難與損失”。
對廣西，富田直亮並不陌生。1944年，日軍與國軍在桂林、柳州地區展開慘烈會戰，富田直亮擔任參謀長的23軍是主力之一。最終，日軍攻佔桂林，大肆殺掠，甚至將中國軍隊千餘人圍堵在七星巖溶洞裡，施放毒氣，全部殺害。
這一次，曾經的死敵開始合作。兩人只是從廣西路過，第二天就轉戰重慶。“總統府”專車已在機場等待，隨即，他們乘車到重慶郊外一棟洋樓裡，與蔣介石會面。蔣介石希望他們能到前線視察甚至指導國軍的行動。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宣告成立一個月，但戰火併未平息。在國共雙方戰事進入尾聲階段，日本軍人的影子開始閃現。富田直亮到達重慶十天前，解放軍展開對金門島古寧頭海岸的登陸作戰。在很多史料記述中，國軍出現了一位名叫根本博的日本中將，他阻止了國軍阻擊解放軍登陸的計劃，改為“口袋戰術”，待解放軍登陸後，再合力圍攻。
“金門古寧頭的戰爭，完全跟（日本）宮島之戰一模一樣，怎麼守，怎麼偽裝，要讓他們攻來以後，再開始（進攻），都一模一樣。”旅日作家黃文雄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這場令解放軍慘敗的戰役，在大陸被稱為“金門戰役”，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兩岸歷史。“國民黨軍在金門島的勝利，也使得共產黨軍隊不得不重整對臺灣的攻勢，從而給國民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野島剛分析道，“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和美軍介入，海峽兩岸分離的形勢固定化。假使金門在這次攻勢中陷落，共產黨的‘解放臺灣’或許會在朝鮮戰爭之前實現！”
這是戰爭末期，國民黨少有的一次勝利。十多天後，富田直亮和同伴到達重慶前線時，發現接連的軍事失敗已讓國軍士氣極為低落。國軍將領對敵情掌握不足，甚至到了幼稚的程度。
根據調查結果，富田直亮得出並不樂觀的判斷：若不在對方進入四川盆地前發動攻勢，便無法挽回形勢。《蔣介石的影子兵團：白團物語》一書作者楊碧川說，在這種情況下，富田直亮的終極建議是，“陷在那裡，還不如回到臺灣保住這塊老本。”
匆忙趕來的富田直亮沒能像根本博一般有所作為，重慶終究失守，國民黨政府倉皇退守臺灣，但蔣介石對這些日本顧問的印象仍然很好。11月18日，與富田直亮會面後，蔣介石還特意在日記中寫道：“其對西南戰線之敵情及地形判斷甚為正確。”
“平生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
蔣介石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57年未曾中斷。1946年1月20日，蔣介石大概一天都在為閻錫山的事情生氣，等到寫日記時，他還記著這個遠在山西的同僚，提筆寫下：“閻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裝，乃為匪部藉口，甚不爭氣也。”
輿論已經吵起來了，抗戰結束後，閻錫山收編了很多日本兵，利用他們擴充實力，並從事反共活動。一些日本兵被俘後，共產黨因此痛批國民黨“聯日賣國”。
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都曾收編過日本兵。人民日報社下屬的《大地》雜誌2001年曾報道，東北地區解放軍至少曾收編日軍一萬一千多人。據當時統計資料，這些日本人主要分佈在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術部門。
左圖：富田直亮受勳典禮。右起：賀公一、巖坪博秀、蔣緯國、富田直亮、大橋策郎、立山一男。
當時，中國經歷長期戰亂，社會系統全面癱瘓，“日本人——不只是舊軍人，也包括一般老百姓擁有的知識和技術，都是中國人想要獲得的”，野島剛分析道，為了積蓄力量、應付預計會爆發的戰爭，“國民黨和共產黨，紛紛出手”。
雖然在日記中痛斥閻錫山，蔣介石其實也在拉攏日本人。日本投降後，蔣介石發表了那通著名的“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講話（在日本被宣傳為“以德報怨”）。不過此時，他只是想阻止日本人向共產黨投降。
“蔣介石必須確保日軍完全站在國民黨一邊，徹底消除共產黨分享勝利成果的可能性。”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鹿錫俊接受本刊採訪時說，蔣很清楚繼承日軍裝備將直接影響國共兩黨勢力的此消彼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甚至干擾對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審判。中國戰區戰犯法庭的審判法官接到命令，必須判岡村寧次無罪。當岡村以“無罪”之身搭乘美國軍艦回到日本，他仍享受到盟軍參謀部將軍待遇的接待規格。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副參謀長派人去醫院見岡村，岡村直率地提出：“為了將南下的共軍阻擋在揚子江一線，希望美軍能夠派遣兩個師到華中地區。”
“GHQ和日本舊軍人勢力，以及蔣介石的反共聯線當時已經形成。”野島剛讀到這些材料很驚訝。
只是，這個同盟並不牢固。隨著蔣介石政府節節敗退，以及因為腐敗等問題帶來的國際質疑，美國杜魯門政府開始調整對華政策。1949年8月5日，國共內戰最焦灼、蔣介石最脆弱的時候，美國政府發表了《中國白皮書》，清算了美國與國民政府的關係，預言共產黨將獲勝。
幾年前，還跟美英蘇領導人平起平坐的蔣介石，此時卻成了人人拋棄的對象。1949年1月，在李宗仁、白崇禧等軍閥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宣佈下野。雖然實權仍在，但在國民黨政權存亡時刻，這仍是一次巨大沖擊。
聽到美國“白皮書”的消息後，蔣更是悲憤難抑，稱“白皮書”為“中國最大之國恥”。而在10月31日的生日日記中，他回顧整個1949年，認為這是他“平生最黑暗、最悲慘之一年”。“淒涼”、“愧惶”、“了此一生”等悲觀詞語，在這一年的日記中也時有出現。
之後幾天，蔣介石一直在思考如何能洗刷恥辱，部署反擊，最終，他決定啟用之前就已密部署的一枚棋子。8月9日，從重慶飛回臺灣的他，召見當時臺灣的保安副總司令彭孟緝，“令其準備招待日人事”。
“當時的蔣介石心裡大概是想著：美國已經不可倚靠了，剩下的就只有日本了吧！”野島剛向本刊分析道。即將失去權力的時候，蔣介石也不再顧忌“喪失國格”的問題。他立刻安排曹士澄執行秘密任務，擬定“借日反共”計劃。
秘密社團
高輪區是東京的一個高端住宅區，很多政界及財經高官貴胄聚集此地。這個現象，從明治時代之後一直延續至今。
1949年9月10日，富田直亮悄悄來到高輪區一個小旅館，拉開門，進入一間和室。和室空間狹小，但不斷有人進來，很快就聚滿了14人。玄關外，還有一名“中華民國”駐日代表處武官負責站崗，以防突發事態。
和室裡，除富田直亮，還有岡村寧次、國民黨駐日代表團第一處處長曹士澄及其他11名日本陸軍軍官。
過去幾個月裡，曹士澄一直通過岡村寧次秘密和日本軍官聯繫，試圖組建一支隊伍，協助國民黨反共。一直對蔣介石抱有感激之情的岡村寧次也有此意，於是秘密聯繫了小笠原清、富田直亮等人。最終他們齊聚高輪這家旅館，簽訂盟約書。
同遭到美國拋棄的蔣介石一樣，這些日本軍人也是被拋棄的群體。因為GHQ的壓力，日本政府禁止戰犯、前軍人和參與戰爭的其他人擔任公職。而因為當時日本國內反戰情緒，一些私人企業也不願僱用他們。很多人連基本生活都成問題。這時，日本輿論一直宣傳“以德報怨”的蔣介石向他們拋出一項待遇優厚的工作，自然吸引一批人參與。
但並非像很多白團成員後期宣傳，參加者目標一致、非常團結。也有人不願為了錢再次投入戰爭。另一位白團骨幹、前陸軍少佐瀧山表示：“物色白團人選的行動就像戰前共產黨活動，完全以地下潛伏的方式進行。他們輾轉各地，以朋友住所為據點，或是召喚鎖定的陸海軍軍官前來，或是親自登門造訪，透過不斷的密談，誘勸他們前往臺灣。”有時這種談話中難免流露出強制色彩。瀧山就曾受到相關人員的恐嚇：不參加白團，就借駐日盟軍之手，派他到朝鮮戰場去。
這是一個充滿風險的事情。GHQ不僅限制日本軍人出任公職，而且處處提防日本軍人的軍事行動。對身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而言，這又明顯違背波茨坦宣言精神（摧毀日軍，解除日本軍事力量等）。因此，盟書各處可見隱字，將涉及人員和機構等信息隱去。野島剛說，這是一種確保文書不慎流出，“也絕對沒有人能得知立約者究竟是誰的保密機制”。
富田直亮成為這個項目的團長。他留著一撮小鬍子，但因為小鬍子在中國幾乎是日本人的代名詞，於是他應曹士澄的要求，將鬍子剃掉。為了掩蓋日本人身份，每個團員都起了中文名字，富田直亮以後就叫白鴻亮了——因為他的“中文姓”，同時也為了昭示與紅色共產黨對抗之意，這個組織取名為“白團”。
在野島剛看來，這些與國民政府定盟的日本軍人，是一種變相的“僱傭兵”。白團人員不但享受和日本軍隊原等級相當的待遇，同時國民政府保證承擔其成員一切衣食住行。臺灣還支付了團員動身費（團長20萬日元，團員8萬日元）、給予家人的安家費（每月3萬日元），並許諾提供離任費。相較之下，當時1950年日本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不過3000日元。
白團成員都是分批偷渡到香港，再等待機會坐船到臺灣。離開前，他們甚至沒有告訴家人真實的目的地，一些人更是不辭而別。那些剛從戰場上把丈夫等回來的妻子，又去報警尋找丈夫。在香港等待時，為了避免暴露身份，團員們公開場合閉口不言，當地人常把他們視做啞巴。
富田直亮和另一名成員持著由臺灣當局日本代表處包辦的假證件，經香港趕到臺灣。又從臺灣到重慶，成為極少數目睹國民黨喪失大陸最後那一瞬的日本兵。
蔣介石的“小目標”
富田直亮忽然欺身上前，揪住一名國軍將領的衣領，擺出一副要痛揍對方的樣子。大家嚇了一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時候富田開口了：“戰爭，就是拘束敵人，然後展開攻擊。若是能先讓敵人陷於無法逃跑的境地，必然能給予對方重大打擊。”
這是富田直亮給國軍將領上培訓課時的一幕。
1961年，臺灣高雄，為“反攻大陸”做準備的“救國團”成員接受蛙人訓練。
對於日本人，蔣介石原本有個大目標：在臺灣組建十萬人的“義勇軍”，將臺灣青年軍與日本軍人以9：1比例混編，排長以上的技術人員和領導人員均由日本軍官擔任，成為殲滅解放軍的骨幹。但這個計劃很快破滅，徵招如此眾多日本兵並不現實，而且，白團剛剛成立，國民黨就丟了大陸。
白團只能先開始蔣介石的那個“小目標”：注重於教育訓練及建立制度。蔣介石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在日記中，他不止一次寫到國軍存在的種種弊病。比如他在1948年9月28日寫道：“濟南戰役的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高級司令部人事及組織方面督導統馭無方。”1949年3月28日，他又寫下：“軍事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失敗，乃是最大的根本原因。”
蔣本人常去白團聽課，尤其是富田直亮的課。1950年9月底10月初，他一直在聽富田直亮講武士道，經常在日記中記下體會，諸如：“白鴻亮（富田直亮）總教官的武士道課程，對學生而言有如照亮黑暗的一道光芒，令人深感欣慰。”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像他那樣，對這些日本人心存好感。就連蔣介石一向倚重的陳誠、孫立人等高官都極為不滿，看到昔日的手下敗將如今在臺灣搖身變成教官，十分反感，有人公開抱怨，“怎麼能讓這些被打敗的傢伙充當軍事教官呢？”孫立人更是當面對白團教官說：“跟你們有什麼好學的？你們是我的手下敗將，要學我們也應該向美國人學。”
這一度令蔣介石非常困擾。1950年1月12日中午，蔣介石專門召集將級軍官，聽取他們的意見，“然而他們似乎仍舊難以磨滅八年間的抗日心態。既是如此，對於活用日本人一事，顯有必要再做更進一步檢討”。
2月22日，蔣介石又花了一個小時，“向眾人說明‘無中國則日本必不能獨存，而若無日本，則中國亦不能邁向獨立之道’的道理”。三個月後，他又趕到圓山革命實踐院，向軍官點名訓話，“歷陳僱用日本教官之重要性，以及中日兩國未來攜手團結，共倡大亞洲主義之必要意義”。
蔣介石如此重視此事，除了確實想通過白團改變國軍狀態外，也有自己的心思。
“白團成為蔣介石治理軍隊腐化問題的良機。”陳鵬仁接受本刊採訪時告訴記者。陳鵬仁曾擔任國民黨史委員會主任，現任臺灣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據他介紹，在中央軍與地方軍閥不斷結合過程中，東北軍、西北軍、桂軍、山西軍等地方軍閥勢力都在未曾打散的情況下編入了“國軍”陣容，而作為蔣介石權力基礎的黃埔系卻始終無法完全壓制其他舊軍閥。白團時期，蔣介石對日本教官在官員考核中的評分相當倚重。“身處軍閥派系之外的日本教官被認為象徵著公正公平。蔣介石本人也把白團所打分數作為考量官員晉升的重要指標。”
當時白團協助蔣介石培訓軍官的形式極為多樣，有專門訓練師團長、兵團參謀長以上高級軍官的“長期高級班”，也有訓練兵團參謀、連隊長級軍官的“短期中級班”。具體接受白團培訓的軍官數量目前無法考證，但據曹士澄回憶，光是從1952年8月到1959年3月底，“白團”配合臺灣“國防部”在石牌成立動員幹部訓練班，就培訓了兩萬多人。
國民黨陸軍駐新竹湖口第32師，是白團培訓出的第一個“試驗品”。
過去32師仗著美式裝備，戰力不強脾氣卻很大，戰術極為粗放，動不動就想把某某地方炸平，成噸炸彈如灑水般扔完，卻最終屢戰屢敗。“白團”為該師精心編寫教材，制定培訓計劃。一年半後，他們在國軍番隊演習中成績位列第一，連接受美式訓練、原本對日本人不以為然的孫立人，也對訓練成果尤其是夜戰成果相當滿意。32師因此被蔣介石授予了“中山師”勳號，成為“總統府直屬衛隊”，而其中96團更成為“總統府”的警衛部隊。
反攻大陸操盤手
2015月10日25日，時任臺灣當局“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身穿白色襯衣、藍色牛仔褲，站在臨時搭起來的舞臺上。她拿著話筒，大聲問臺下民眾：在座比較年長的朋友，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唱過一首歌？她頓了一下，握緊拳頭的右手舉了起來：《反攻大陸去》。臺下很多人高聲應和：“有！”
接著，她帶著聽眾一起唱了起來：“……大陸是我們的國土，大陸是我們的疆域……我們要反攻回去，我們要反攻回去……把大陸收復，把大陸收復。”
現在聽起來有些荒誕，但在蔣介石統治時代，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愛國”歌曲。也是很多人真心相信的東西。1950年代，有國軍家屬冒著風險，千辛萬苦來臺與其團聚。不想丈夫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來做什麼？”在他心裡，很快國民黨就要反攻回去了，臺灣只是暫居之地。
1950年3月13日，蔣介石才正式宣佈“復行視事”，發表“復職的目的與使命”宣告：1年整訓，2年反攻，3年成功！可以說，從他理論上覆職之日起，“反攻大陸”就成為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只是反攻期限總是會稍有調整。兩個月後，國民黨繼續從大陸周邊島嶼撤退，蔣介石又發表“國軍告大陸同胞書”宣告：1年準備，2年反攻，3年掃蕩，5年成功！
美國又在蔣介石的關鍵時刻出手了。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不介入臺灣海峽”，還將臺灣和朝鮮半島排除在美軍的最後防守線之外。5月份美國甚至要求駐臺灣“大使館”人員準備撤離，並認真考慮蔣介石敗北逃亡時的落腳點。
蔣介石不得不將希望再次寄託於日本人身上。雖然目前還不清楚蔣介石最早要求白團研究“反攻大陸”方案的具體時間，但野島剛在調查時，獲得富田直亮重要助手戶梶金次郎的日記。據其中記載，白團從1952年9月開始研究這一計劃，代號“光計劃”。
這一時期對臺灣來說確實是最好的一個反攻機會。當時大陸陷入朝鮮戰爭，無暇南顧。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在《臺海冷戰解密檔案》中介紹，當時白團在國民黨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況下，制定了這一計劃。他們並未採取蔣介石一直希望的以浙江、福建為反攻目標的戰略，而是以珠三角為假想目標發動登陸戰。這主要是考慮到在當時，物產更豐富的廣東比福建更有戰備補給價值。
這份計劃一直到1953年6月左右才最終完成。6月11日，蔣介石親率幕僚到白團工作地，聽富田直亮說明這一計劃。蔣介石相當滿意，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其方針與餘原意相同，今後準備工作應積極指導。”
據白團估計，要實現這份計劃，在未來數年內，蔣介石必須設法添購1650架戰機、建造總數高達29萬8千噸的海軍艦艇，以及擴編一支規模達60個師的地面部隊。如果能在1958年前完成這些準備工作，便可在當年春天展開第一波軍事反攻。
部隊人數的準備工作早已展開，也是由白團提出的方案。除了培訓國民黨軍官外，在蔣介石的“強烈期望”下，白團開始為臺灣設計一套軍事動員制度。
據史料記載，退守臺灣的國軍很多都是老弱病殘：最年輕的有8歲小孩，穿軍裝歸衛生隊幹跑腿工作。70多歲的老兵，拿竹竿，趕著300到500只鴨子，從事軍隊食糧生產工作。
不僅如此，白團成員還發現，當時在臺灣，沒有實施動員和徵兵的基礎，連兵役制都很難推行。國軍也沒有可以動員的後備兵力，毫無組織可言。為了改變這種情況，白團成立了“復興省動員準備委員會”，開設“動員幹部訓練班”，為臺灣設計軍事動員制度。
“這個動員制度，是白團對臺灣最大的貢獻。”前臺灣“行政院長”郝柏村說。這個制度現在仍在臺灣施行，“把已經當過兵的、退伍的，他已經做了大老闆，不管他，他還沒有滿45歲之前，隨時要叫到部隊來。要打仗，要動員起來。如果達成動員，我們一次可以動員五十萬人。”
從“訓練團”到“實踐小組”
“上世紀50年代後期，白團勢力逐漸衰落。”2016年11月20日，坐在北京花家地的單向街書店咖啡廳，野島剛告訴記者，這種衰落背後與蔣介石希望倚靠白團開展反攻大陸計劃的逐漸無望息息相關。
當天，野島剛在這家書店舉辦了一場白團歷史的對談會。活動中，一個坐在前排的男生問道：“蔣介石原本想靠白團消滅共產黨，又沒實現，應該怎麼評價他們的價值呢？”
回看歷史中不同勢力的對抗，人們總是難以超越成王敗寇的評判視角。蔣介石當時雖然希望依靠白團，打贏共產黨、成功反攻大陸，但這個問題，並非他能最終左右，遑論白團。
1953年，美國換了總統，艾森豪威爾上臺，對臺政策發生根本逆轉。這位新總統在年度國情諮文中宣佈，解除臺灣海峽中立化政策。這無疑給雙方簽署安保條約提供了一個新機會。當時蔣介石也在積極謀劃，派部隊參加朝鮮戰爭協助美國，之後再以此換來美國鉅額軍事援助，為自己“反攻大陸”計劃增添籌碼。
一直到朝鮮戰爭結束，美國都沒有正面回應蔣介石的出兵計劃。蔣介石並未打消對美國的希望，通過美國軍方渠道提交了一份計劃，希望美軍提供裝備，協助擴編60個師的國軍部隊。“其精神與大綱，不啻為稍早白團提出‘光計劃’的翻版”，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分析道。但這個計劃同樣遲遲沒有得到回應。
1952年，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雷德福由孫立人陪同參觀臺灣軍隊演習。
事實上，美國不但對蔣的反攻計劃興趣寥寥，對白團參與到兩岸事務中也非常不滿。美國很早就知道蔣介石僱用日本軍人的事情，一開始並未明確反對。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向臺灣派軍事顧問團，當時的團長威廉·蔡斯曾明確表示，美國對各國進行軍事援助的先決條件之一是：“只能僱用美國軍事顧問。”這其實是逼迫蔣介石解散白團。而在日本，岡村寧次也開始受到GHQ的壓力。
蔣介石不得一再縮減白團規模，從頂峰時的76人，縮減到25人，到1964年又減少到5人。白團在臺灣的官方名稱，也從“圓山軍官訓練團”轉為平民色彩的“實踐學社”。等剩下5個人的時候，又改稱“實踐小組”。
蔣介石對美軍的不斷讓步，加上朝鮮戰爭後，大陸發起金門炮戰，美國終於與之簽訂所謂《中美互防條約》。這無疑強化了國民黨在臺灣的防禦力量，但條約裡也對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進行了抑制。這之後，雖然蔣介石在白團“光計劃”基礎上，又指示國軍將領陸續制定了“凱旋計劃”、“巨光計劃”、“國光計劃”等反攻計劃，但蔣介石也清楚，若無美國的全力相助，所有計劃都不過是紙上談 兵。
到後期，打著“反共”旗號而來的白團，也日漸失望和懈怠。接下的幾年裡，白團儘管還間歇性向蔣介石提交反攻作戰計劃書，但白團內部幾乎達成了共識——呈報給蔣介石一些華而不實的反攻計劃，不過是一種普遍風潮而已。
不少教官的日程被各種娛樂活動佔據。白團內部也根據陸軍、海軍等不同兵種分有派系，不同派系間難免不和，有些人甚至會發生醉酒鬥毆事件。據戶梶金次郎日記記載，1962年開始，幾乎每天他都會和富田直亮下棋，然後把戰績記錄在日記中。剛剛抵達臺灣時，戶梶還曾感慨，眼前的成員“就是（日本）帝國陸軍海軍最後的遺產”，但現在，這種“遺產”也眼看要消散。
1964年11月，戶梶收到歸國通知，白團留在臺灣的縮減到5人。又過了四年，1968年，其中4人也撤離臺灣。1969年2月，白團在東京宣告解散。
富田直亮原本想和同僚一起回國，但蔣介石卻希望他能夠繼續留在臺灣。當時的臺灣，再次處於國際政治的風雨飄搖中。美國一直試圖與大陸建立外交關係，日本與臺灣的外交摩擦也一直不斷。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留下富田直亮是為了留下一點虛幻的希望，還僅僅是因為感情上的不捨。但最終，兩人都看到了當年反攻大陸目標的最終破碎，臺灣，成了國際上的一座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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