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白巖松在節目中說：“抗疫出現了兩個戰場，一個在武漢，另一個在海關”其實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中國海關就開始了這場戰疫。
那要回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咸豐四年（1854年）第一個洋關在上海出現，隨著各個通商口岸的次第開放，掌管口岸進出境的海關亦落入洋人之手，人稱洋關。
貨物與人員進出的增加帶來了關稅的增益，令滿清政府心滿意足的同時，也帶來了另一個隱患，在那個時代令人談虎色變的各類疫情如鼠疫、霍亂、天花等病毒如影隨形的溜進中國來。當時的情況是中國沿海港口並無任何防疫檢疫的專門機構，堂堂天朝的成了對瘟疫、傳染病不設防的國家。
（1862年上海黃浦江，鐘塔樓為江海關）
（1896年的廈門港與海關“飛虎號”燈塔船）
薄伽丘筆下《十日談》描繪的十四世紀五十年代席捲歐洲的黑死病讓西方人心有餘悸，隨著醫學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西方國家陸續建立起國家間協同一致的口岸防疫機制。如申報、預警、隔離機制等。
同治十一年（1872年），國際船舶進出較為頻繁的上海、廈門等港相繼響起疫情警報。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受西方國家防疫檢疫合作行動的啟發，發佈通令要求中國海關立即對來自疫區的船隻旅客實施衛生檢疫，海港檢疫事務首先在中國的上海口岸、廈門口岸開展起來，由於這是新生事物，江海關、廈門關只得派負責內部人員醫療事務的關醫登船檢疫，1872年，這是有文獻記載的中國實行口岸衛生檢疫的發端之年。
就在這一年11月的一天，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照會江海關，通報從香港駛往上海的英國籍的“企業號”商船上發現了一例船員感染天花病例。江海關稅務司狄妥瑪立即下令上海口岸進入緊急狀態。當該輪駛抵上海口岸時，江海關關醫亞歷克斯•賈米森在上海港務長陪同下登輪對該船進行檢查、消毒、燻洗，並對人員進行隔離，這是中國首次對進境輪船實施防疫檢疫的記錄。
（海關檢疫人員對船隻進行燻蒸消毒）
（江海關檢疫人員在對進口的袋鼠進行檢疫消毒）
同治十二年（1873年）更大的危險在逼近，暹羅（泰國）和南洋突然爆發兇猛的霍亂，局面一時難以控制。8月，消息傳到國內，時任江海關稅務司的魏爾特緊急制訂了一個《上海口各國洋船從有傳染病症海口來滬章程》。該章程規定，疫區由海關監督及外國領事共同認定；海關若被告知染疫船舶進港，則令該船在前桅頂懸掛一面黃色旗幟；該口理船廳則派港警在船邊嚴密看守，並將此章程及時送達該船，由海港防疫衛生官員登船對船貨進行燻洗消毒處理；若確認船內無人死於疫情，可令該船在遠離泊船區三里以外處停泊1至3天；若船內有感染死亡者，則令該船在泊界外停泊3至5天，若船內有多人感染疾病，則令該船駛往界外停泊並視疫情輕重決定其停泊期限；船舶靠港後船內所有人員未經批准均不得上岸，外來人員均不得登船，船舶引水人不得擅自離船；若引水人獲知船內有疫情感染者，應將引水船隻拖帶而行，不得旁靠該船左右；若華人違章，應送地方官查辦，洋人則送交領事官等。
（粵海關水邊檢疫所）
江海關指定由理船廳負責港口檢疫事務，派員協助海關關醫具體實施港口檢疫工作，這是中國歷史上口岸衛生檢疫機構的雛形。
同時，有大量人員往來南洋和婆羅洲的廈門口岸，廈門關亦採取了相類似的措施，規定凡來自上述及其他霍亂疫區的所有船隻，須在海關指定地點下錨，在海關關醫檢查前不得移動登陸；違章者一律由該口領事根據法律條款給予處罰。
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總稅務司署下令將上海口岸的防疫規章推廣至其他各口，先後有廈門關、潮海關、濱江關（哈爾濱）、安東（今丹東）關、牛莊關、津海關、膠海關、東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據此章程辦理海港檢疫事務。
光緒六年（1880年）時任津海關稅務司的德璀琳向津海關道鄭藻如報告，日本爆發瘟疫，為防止天津口岸流入，特派關員乘船前往大沽口錨地進行檢查，請海關道調撥火輪搭載海關關員登船檢疫。
（十九世紀末的津海關與海河碼頭）
（光緒二十年津海關向津海關道抄報實行江海關《上海避瘟章程》的報告）
鑑於中國沿海各港口口岸防疫形勢的嚴峻需要，總稅務司赫德雖接受了魏爾特等各口稅務司的建議，但礙於各口岸大多缺乏隔離場所、醫院、燻船、消毒所等檢疫設施，加之各列強享有治外法權，僅通令各關在徵得領事同意後參考江海關防疫檢疫規章的基礎上自行起草頒行各口檢疫分章。儘管如此，客觀講海關對中國各口岸開展的檢疫工作發揮了歷史性的作用。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以江海關為首修訂防疫章程，開始對進出口皮貨、水果、糧食、蔬菜、花草、泥土等動植物產品進行防疫檢疫，並公佈檢疫收費標準，這應該是中國對進出口動植物檢疫的開端吧。
對於中國檢疫來說,更大的考驗是在宣統三年（1911年）到來的，那一年，東北地區突然爆發致死性極強的淋巴腺鼠疫疫情，疫情隨後迅速向秦皇島、塘沽、天津地區擴散，有隨船隻向東南、華南等地蔓延的趨勢。各關迅速動員起來採取防疫措施。如東海關發佈《芝罘港修訂檢疫章程》，規定若船內發現有多例肺鼠疫的，則所有乘客均應隔離；浙海關則公佈《寧波口岸檢疫章程》，並規定需隔離的船隻，須在固定地點停泊，統一接受防疫檢查；粵海關經粵海關監督與駐廣州各國領事批准，公佈實施《廣州港口防疫章程》，對疫船實施檢查；江海關除建立第一所擁有30張床位的檢疫醫院外，還建立臨時衛生處，聘任英籍醫生主持，並增建1處可容納40餘人的檢疫所，同時還與商辦消毒公司訂立蒸燻消毒合同，以滿足檢疫消毒需求。
伍連德博士臨危受命擔綱防疫總醫官，不顧危險深入疫區領導防治，經過巨大的努力疫情得到控制。1911年，他主持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議。在他長期不懈努力和推動下，民國十九年（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終於決定由衛生部接管海關手中的口岸衛生檢疫事務，並任命伍連德博士為海港檢疫管理處第一任處長。
（伍連德博士）
當年7月，江海關就首先將全部檢疫人員及器械、設備等移交，並每月從所徵收的稅款及碼頭捐中中撥付5000元（銀元）用於海港檢疫管理處檢疫經費。民國廿年（1931年）1月1日，廈門關將全部檢疫業務移交海港檢疫管理處，並從稅款中每月撥付2000元作檢疫經費。同年4月1日，汕頭港檢疫事務也由海港檢疫管理處接收，潮海關每月從稅款中撥付2000元經費支持其工作，這次海關與檢疫的握手整整48年。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衛生部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伍連德因戰亂出走，海港檢疫事務處於無人過問和負責的狀態。部分沿海沿江港口的檢疫事務只得暫由該口海關接管。民國廿七年（1938年）2月，上海港檢疫事務由江海關奉命接管，上海海港檢疫所更名為江海關海港檢疫所。10月，江漢關港務長正式接管漢口港檢疫辦公室。民國卅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沿海沿江各口相繼淪陷，偽總稅務司署掌控海港檢疫事務。
（民國時期海港檢疫鼠疫報告書）
在這一段國家民族蒙難的特殊時期，海關與檢疫又一次握手。
民國卅四年（1945年）8月，抗日戰勝利後，各口海港檢疫機構由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署收回。各個口岸海港檢疫所又正式恢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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