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個令國人義憤填膺的事：特朗普在推特上將新冠病毒擅自稱為“中國病毒”。
有美國網友留言：“特朗普轉向了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稱COVID-19為‘中國病毒’的言論，作為美國總統發出這種言論，這是要走向仇恨之路。”
儘管後來特朗普在講話中宣稱，不會再使用“中國病毒”來指代新冠病毒，但對此前措辭“並不後悔”。
實際上，“歧視”與“仇恨”作為另一種“病毒”，一直在人類社會中陰魂不散。
尤其是疫情期間，許多華人遭遇了不友好的對待。比如，書單君的一個留學英國的朋友就有親身經歷：幾個本地男子見到她，便用手捂住嘴，意思是：你身上可能攜帶病毒。就因為她長了一副亞裔人的面孔。
此外，中國留學生被打的新聞也屢屢被爆出。
這並非疫情期間獨有的現象，歧視實則無處不在。有時，它隱藏得很深，不經意間才會冒出頭；可一旦它突破了臨界點，便有可能氾濫成災，貽害無窮。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首次嘗試以種族和階層為標準禁止外國移民。之後的幾年，華人礦工慘遭屠殺，上千名華人移民被騷擾、襲擊，乃至驅逐。
隨著2016年特朗普贏得大選，仇外心理在美國又有重新抬頭的趨勢。
那麼，歧視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為何總屢屢造成悲劇？作為普通人，面對歧視我們又能做些什麼？德國作家卡羅琳·艾姆克在她的著作《何故為敵》 中對歧視問題有著精彩的闡釋。
在她看來，歧視的本質源於對少數人群的不寬容，但不幸的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成為“少數群體”。
視而不見，又被視為怪物
歧視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攻擊、辱罵，更多的時候，它首先表現為“無視”。
50年代初的美國，乾脆就有一本叫《視而不見》的小說，滿滿都是對歧視的控訴。書中講述了一個黑人在白人主宰的世界裡，沒有任何的社會地位：處處被忽略，彷彿不存在一般。他空有才華，也很積極進取，但就是得不到承認。
一個人最大的悲哀，莫過於他的存在價值被無視。
這本書像是一個縮影，揭示了“歧視”的基本表現形式：不被看見，不被認出，對他人處於視而不見的狀態。他們（被歧視者）的表達會如耳旁風，他們的表情會被隱形。
與此同時，他們既然受到忽略，那也就是說，被歧視者通常不被認為是他們本身的模樣，而是“其他的東西”，比如被視為罪犯、野蠻人，被看作病人，總之被看作某群體的成員，而不是一個具有不同能力和性格的個體。
他們不是有名有姓、有面孔、可被傷害的人，而是抽象成了一個符號。
二戰中，德國的猶太人被視為魔鬼和異教徒，不詳的象徵，他們必須得佩戴六芒星圖標。由此，一個個鮮活的人不見了，無論善與惡，老與幼，所有佩戴圖標的人都有了共同的稱呼：猶太人。而這個稱呼與“怪物”無異。
疫情中，由於病毒最早在湖北境內爆發，亞裔面孔就被許多帶有偏見的西方人視為病毒的攜帶者，而受到歧視。
類似的情況屢見不鮮。作者在書中寫道：
他們未被當作普遍的我們中的一部分，而被作為具特殊歷史背景、特殊經歷或特徵的人遭到了否定。與此同時，他們又被當作他人，當作“非我們的”被建構、被見到。
也就是說，受到歧視的群體，身上的某些特徵會被標識為令人厭惡、怪誕可怕且危險的群體。
《紐約時報》曾在3月初刊登了這樣一則真實的故事：
一名女華僑去美甲沙龍做美甲，在與美甲師閒聊時透露自己是中國人，沒想到美甲師說道：“你知道，我們很害怕中國人，因為你們吃‘怪異的’食物，而且還帶到這裡來。中國人，我不喜歡你們，你們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
當美甲師得知女華僑1月份剛從中國回來，便默默站起身走掉了。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歧視就是這樣，當你是某個被打上標籤的群體中的人，你的具體表現已不再重要，別人審視你，便是以群體的眼光。作為個人，你是被視而不見的，但作為群體裡的人，你又是被妖魔化的一員。
每個人都可能遭受歧視
特朗普“中國病毒”的稱呼通過網絡和媒體迅速傳播，震驚了全世界。
事實上，歧視以及所產生的仇恨，正是通過互聯網、出版物、電視、廣播、音樂文本等形式得以廣泛流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種歧視都是長期以來偏見的疊加。
歧視傳播的邏輯很清楚：只要利用他們作為個體的案例，那整個群體的所謂不良行為便得到了證明。
比如書單君留學日本的朋友小趙，她就曾抱怨說，日本媒體總會揪著中國遊客不放。如果個別中國遊客隨地亂扔垃圾或者吵架，媒體就會引申到整個中國人群體，說“素質低”“沒禮貌”等等，但同樣的事如果放在本國人或歐美人身上，就不會引起同等關注。
歧視就是這樣在日常生活裡潛移默化地形成了。我們每個人都難以擺脫它的魔爪。
仔細想想此前網絡上流傳的各種段子吧：
“女司機”都是馬路殺手；
河南人偷井蓋，東北人愛打架，山東男人全是直男癌和官迷；
“長得醜就是錯，顏值即正義”；
……
種族歧視、地域歧視、性別歧視、容貌歧視……經過這些渠道瞭解新聞的人，他們只能得到對世界、對人過濾後的視野，會時時受到這種固定印象的影響。
當某個群體被定性後，狹隘的標籤化會破壞人的想象力，使人們幾乎不再把那個群體裡的人想象成別的樣子。想象的空間小了，同情與關注也就隨之減少。
正如作者在書中說道：
想象力遭到了破壞，剩下的只有思想短路，其形式為：直截了當地蓋棺定論。
很多歧視僅會造成不適，但有些歧視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仇恨。歷史上許多次排華事件就是長期對華人的各種歧視造成的惡果。
作為一名普通人，我們的一生中幾乎都會遭遇到歧視。有些人缺少設身處地的能力，很容易就轉而成為歧視他者的一方，可歧視是有連帶效應的，最終每個人都會成為受害者。
保護“少數”
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寫了一首小詩聞名世界，並被刻在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
起初他們迫害共產黨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後來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日耳曼人；再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牧師；最後他們迫害到我頭上，我環顧四周，卻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
歧視與仇恨也是如此。沒有輪到自己頭上時，如果我們只知道圍觀或沉默，遲早有一天，當自己遭受歧視時，將無人為我們說話。
打破歧視，最首要的，需要我們懂得“為不純正和差異辯護”。
這是什麼意思呢？
歧視往往產生於差異。在那些群裡，他們可能膚色不同、擁有另外的軀體，他們愛的形式不同、信仰不同，或者與大多數人的希望有所不同。
但是，這不意味著“與我們不同”就要受到排斥。作者寫道：
人權是針對所有人的，不只針對那些與某人相似的人。因此，很有必要注意那些被認為不可接受、不被認可、不可尊重，遭到排擠的他類。很有必要傾聽那些被視為非常規的人講述他們被排擠、被忽視的日常生活及其感受，並設身處地地去體驗，即使它們從沒在自己身上發生過。
尊重差異，是破除歧視的基礎。這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保護少數者的權益，即使他們的觀念與我們不同，甚至難以理解，但對差異的尊重也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畢竟，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成為“少數人群”。
一個真正開放的社會應該是這樣：彼此之間不必相互喜歡，但能相互放任。
其次，要打破幾年、幾十年來形成的所有歪曲汙衊的觀念和想象畫面，要瓦解將個體歸做群體，將群體與某些特徵和貶低性描繪融合一起的思維定式。
這需要我們做細緻的觀察和具體分析。“考察”這個詞在書中反覆出現，其實就是要我們能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要將獨立的個體放入到某個群體裡分析，也不要將個人的行為上升到他所屬的整個群體裡。
譬如，女性司機出了事故，網友就會貼上“女司機”的標籤，言下之意女性都是馬路殺手，但如果“考察”下來，查看數據，男性司機的事故率並不比女性低。
不讓歧視與仇恨有行動空間，切實關心歧視與仇恨的對象。對此，每個公民都是社會的一員，都負有責任。
打破歧視，要求我們做的並不太多——幫助那些因為種種差異而受到歧視的人群，並站在他們一邊。這樣的小事卻能發揮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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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書單君有個朋友在網上為LGBT群體（指：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發聲。有人問他：難道你也屬於上述群體？朋友說不是。那人又問：那你為什麼替他們說話？
朋友回答：因為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維護這種自由至關重要。
很多人對LGBT群體都有歧視，認為他們不正常，甚至會威脅所謂“正常的”社會。其實此種言論往往經不起細究。某個國家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不意味著要讓所有人都變成同性戀，人類也不會因此滅絕；有同性戀者“騙婚”的新聞，恰恰是由於社會的不寬容導致。
這就如同一個縮影。朋友說，每一次對某個群體的歧視、打壓，都是對我們每個人選擇空間的損害。我們要做的，是維護社會的開放與多元性，允許差異的存在。
要建築一塊讓所有人都能站住腳跟的堅實大地，這才是至關重要的。
圖源 | 《綠皮書》、部分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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