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特點是“王權支配社會”,與“王權”意義相同的還有“君權”、“皇權”、“封建君主專制”等。它們的最大的特點都是強調王尊臣卑的理論和社會意識,宣揚君權至上,君主是社會的最高主宰,神聖不可侵犯。中國的禮制自從秦漢王朝對王權統治的合法性進一步充實以後,又歷經各朝帝王的努力,最終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表示帝王統治合法性與神聖性的儀式。在公元6至8世紀是日本古代國家建立和完善的時期,在這期間傳入日本的中國儒學影響了日本文化的各個領域。坂本太郎在《儀式與唐禮》一文中說道：
日本沒有禮典,但在6世紀後漸出現了“儀式。
可見中國對其的影響，本文筆者便帶大家瞭解唐代王權禮儀對日本王權禮儀的影響。
7、8世紀的唐代王權禮儀對日本王權禮儀的影響
一、祭祀禮儀
唐代皇帝祀昊天上帝禮
唐代的祭祀,一年四季每個季節都有既定的祭祀對象和儀式。有唐一代的南郊祭祀,從上承古制的“多神教”祭祀,經過諸儒臣的爭辯,到最終規定為以昊天上帝做為圓丘祭祀的唯一神。每歲冬至這一天,皇室全體成員、文武百官、外國使節都要著“盛裝”參與祭祀活動。整個祭祀儀式以皇帝一人親祀昊天上帝為禮儀核心部分,運用大量及其考究的傳統禮器、樂舞作為祭祀道具,場面十分壯觀。據《大唐開元禮》記載,祭祀程序大致如下：
1.齋戒分為散齋、致齋和清齋三類。在祭祀日的前七日的每日舉行,散齋在前四日舉行;致齋在後三日舉行。《舊唐書》記載：
散齋之時,齋官皆“集於尚書省受誓戒,由太尉讀誓文。”白天處理公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禁止弔喪問疾、判署刑殺文書和決罰罪犯,禁止作樂淫樂。
2.陳設有五類,分別為等待行事的休憩帷帳位次、行事的位置、門外之位、陳列犧牲器皿的位置和神席的位次。官員要提前三天佈置、清掃祭祀場所和陳列祭祀禮器。據《新唐書`禮樂志一》記載：
皇帝帷帳在“外譴東門內道北,南向”;祀官“於東譴外道南”;祀官東為從祀的九品文官位次;九品文官東為東方、南方朝集使的位次;朝集使之東又為蕃客位次;以上帷帳皆面向北,以西為首。西譴外道南的設置與東譴外道南相對,分別為介公、鄭公,武官,西方、北方朝集使及蕃客的位次。陳放祭器的帷慢設置在內圍牆外的道北與北門外的道東。
3.省牲器，由所司檢查祭獻的犧牲和洗滌祭器,打掃祭壇。察看完犧牲後,於祭祀當天天未 明時宰割、烹煮。
4.案駕出宮:祭祀前一天也即致齋的最後一日,皇帝乘車駕由太極宮出發到達行宮,在行宮致齋。出宮時《太和樂》伴奏。所經過的道路都要清理,《舊唐書》記載：
“不得見諸兇穢及統續者”,不可有哭泣之聲。
5.奠玉帛，即皇帝在圓丘向昊天上帝奉獻玉帛的儀式。
6.進熟，即皇帝在圓丘向昊天上帝獻撰物也就是蒼犢的儀式。儀式完成後,由太祝從神座前取下部分祭肉共放入一姐中,由司徒進上皇帝,皇帝再交給左右侍從,分享撰物。之後,皇帝向昊天上帝行跪拜禮,飲盡爵中酒,俯伏站起,再拜,從南階下壇回到原位。這時,文舞出,武舞入,奏《舒和樂》，南郊行事結束返回宮殿當日,皇帝頒佈大赦,這一繁複的祀天禮儀才算終結。
南郊祀天禮是皇權加強並趨向絕對性的標誌,是王權禮儀的核心。皇帝通過這種具體的肉眼可見的儀式,向來自國內的各州朝集使與外國使節團,展演了自己才是接受天命,能和超自然的諸力交流並位於地上統治的中心地的唯一天子的意志,成為隋唐構建“天下秩序”統治理念的依據。
日本天皇踐柞大嘗祭禮
7、8世紀,隨著律令制國家政權的建立,祭祀“天神”的各種儀式逐漸完善。《大寶律令·神抵令》就是以律令的形式將各種祭祀制度化、國家化的權威法令。它仿照唐律令對祭祀的管理,將本國祭祀也分為一年四季以常規儀式舉行,其中,“大嘗祭作為顯示皇權與神之間親緣關係的祭祀,是朝廷極其重要的大祭。
大嘗祭僅僅在新天皇即位時舉行,新天皇只有經歷了大嘗祭才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天皇,它又稱為“踐柞大嘗祭”。此儀式正式形成於天武天皇時期,後經過持統天皇的完善,被作為日本皇室最重要的王權禮儀存續至今。具體程序如下:1.卜定悠紀國、主基國。悠紀國和主基國是種植供祭祀用的新稻穀的郡國田地,一般在當年的二月份占卜確定。《延喜式·神抵七·踐柞、大嘗祭》雲:
“其年,令所司卜定悠紀國、主基國郡。”
2.定檢校行事。檢校行事指悠紀所和主基所,所司主要為悠紀國、主基國的郡司、國司。是專門負責祭祀事務的準備與督促工作的機關。
3.差遣大拔使者,舉行全國範圍的拔除儀式。八月下旬卜定大拔使者,派往全國各地組織拔除儀式。”《令集解·神抵令七》記載:
“天皇即位,祭天神地抵,必須天下大拔。”
4 .供幣帛於天神地抵。遣使在以伊勢神宮為首的全國各神社奉幣帛,告知各方神明國家將要舉行的祭祀儀式。由中臣氏和忌部氏負責供幣帛事宜。
5.舉行拔穗儀式。八月上旬,稻穀成熟,《延喜式》記載：
“申官差宮主一人,卜部三人發遣,兩國(悠紀國、主基國)各二人,其一人號稱稻實卜部,一人號稱宜卜部”,負責“卜定田及齋場雜色人等”。
6.“由加物”的準備。八月上旬,“差宮內省史生”和“五國監造”到指定郡國造作祭祀所需的“由加物”。
7.天皇“臨幸川上為楔”,行齋戒儀式。十月下旬,新天皇舉行御楔祭儀式,即在流動的河水中潔身。
8.建造大嘗宮。大嘗宮是在皇宮的廣場上建造的臨時性建築。八月上旬,神抵官率國司及役夫,採擇建造大嘗宮殿所需的“御材”及菊葺草野等材料運送到京城。建造的齋場分為內、外兩院。十月建造完成後,將“御稻”移入稻實屋,專供製作御飯的稻穀則另造屋子儲存。
實施祭祀儀式的主要空間—悠紀殿和主基殿,一般在大嘗祭將要舉行的前七日開始營建。營建之前,先要對建造地點舉行鎮祭儀式,之後按照悠紀殿在齋場東,主基殿在齋場西的位置建造。從確定舉行日期到儀式最終完結,大概要經歷九個多月的時間。通過這一儀式,天皇成為最高權力的擁有者,被全國民眾所尊崇和愛戴。對於加強皇權,並將皇權思想落實到現實的社會制度和行為秩序上,佔據意識形態領域的主體向著有利於皇權統治的方向發展,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同時,通過這一儀式,宣揚了日本是受神明保護的特殊國家。它對內強調天皇統治的正當性,對外則強調日本的優越性,為日本在外交事務中實現其政治抱負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外交禮儀
唐代外交禮儀
在古代,外交禮儀本身就是真正的外交實體,有著重要的實質內容。它作為顯示國家形象與政治態度的外部表徵,對古代國家的王權政治在對外交往中所起的主導作用給予了充分的展示。唐代外交禮儀屬於五禮中的“賓禮”一項,在《新唐書·禮樂志》和《大唐開元禮》中均有詳細一記載。《新唐書·禮樂志六》開篇即言明“賓禮”的作用:
以待四夷之君長與其使者。
唐規定了接待諸蕃使節的禮儀外,還根據中原王朝的傳統禮儀思想,制定了“皇帝遣使詣藩宣勞”的儀式。外交禮儀具體如下：
1.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蕃主正式朝見皇帝的前一日,唐朝派使至客餾迎接慰勞蕃主。其時,蕃主著本國服於客館外迎接唐使。二者相見後,蕃主行兩次拜禮,入客館。然後蕃主入朝。
2.皇帝遣使戒蕃主見日,儀式程序如慰勞禮。唐使服朝服,蕃主服本國服裝。行再拜禮後接受唐使宣制:“某日,某主見。”宣吃,蕃主拜稽首。送唐使出館。
3.蕃主奉見。蕃主奉見皇帝前一日,尚舍奉御籌備奉見儀式用的設施及佈置禮儀空間。所司迎引蕃主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出。奏《舒和樂》。侍中受命慰勞問候,蕃主禮拜答問。蕃主回客館。侍一中上奏皇帝受命慰勞完,承旨蕃主返回客館。
4.蕃國使的慰勞、告見儀式,同蕃主儀。
唐帝國通過對外交禮儀實施方唐和被實施方蕃屬國的禮儀規定,將其與各藩屬政權、朝貢國家的政治身份和相互關係做了明確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唐帝國對以自身為圓心的“天下秩序”統治原理進行具體運作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不僅將唐帝國國際秩序原理以“技術性符號”的形式在與各蕃屬國、朝貢國的政治交往中做了展演,而且使王權思想在國際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進一步深化,又保證了唐與各藩屬政權的交往可以在一定秩序內有序的展開,對周邊諸國的國內外政治建設帶去了深遠影響,以與唐帝國相毗鄰的日本國的影響最為顯著。
日本外交禮儀
倭國的外交儀式於推古朝基本成型,主要是模仿隋禮的建制。8世紀以來的外交儀式在前代基礎上,繼續靈活吸收唐代文物制度,以國際局勢的變化和國家政治理想的實施為核心而展開。7、8世紀的唐日關係在遣唐使的頻繁派遣下交往比較密切,但是基本上處於日本向唐朝主動示好的單向交流。唐使奉朝命出使日本者。面對唐使的突如其來,日本朝廷有些茫然。一方面迅速將小野滋野召回朝廷詢問具體情況。一方面派遣左少弁五位上藤原鷹取、敕旨員外輔從五位下健部人上,前往大宰府例行慣例勞問唐使。
在唐使入京時,派將軍等率騎兵二百,暇夷二十人,迎接於京城門外三橋。三橋位於當時的皇都平城京的羅城門外,因此,有學者指出在此地點迎接唐使的儀式屬於郊勞性質。此外,與對新羅使、渤海使的外交儀式不同之處是有暇夷二十人參與了迎接儀式。聯繫律令體制下的日本王權政治抱負不難理解,此舉甚有向唐人展示日本國也建立了“中央—夷狄”的國內統治秩序。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天皇以何種身份禮遇唐使,接受唐國書與信物,成了朝中爭論的話題。最終,天皇行“藩國禮”接受唐皇帝授予的國書。唐使朝見天皇儀式結束便在朝堂接受天皇宴瞥。宴瞥過程中,天皇以救書形式向唐使做禮節性的存問,並加授位階,賜祿物。綜上所述,8世紀的日本外交禮儀在前己形成的框架之上,繼續吸收唐禮建制,對儀式內容做了進一步的充實。此外,在儀式內容上,執行外交禮儀的職事官,由初期只有存問使和送客使,到後期隨著外交活動的頻繁增加,相繼又出現了領客使、掌客使及領歸鄉客使等。
日本王權禮儀的建構受唐代王權禮儀影響的原因
7、8世紀的日本對隋唐文化的受容,其途徑不外乎三種。一是4、5世紀的秦人、漢人移民集團為文化傳播做了鋪墊。當然不排除在這之前的邪馬臺國與中國漢魏的“官方”交往,只是這一時期的文化受容,主要停留在器物文化的層面上,對於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的受容不大涉及。二是日本通過與朝鮮半島的交往,間接的輸入中國儒家文化。
在4、5世紀時,古代日本就與朝鮮半島在地緣政治上有往來。這種地域交往的內容無論是戰爭或者和平,都為兩個地域間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機。特別是百濟,將佛教傳入古代日本,多次派遣五經博士以及器樂伎等,為儒家思想傳入日本架構了一個歷史橋樑。而朝鮮半島儒家思想的流傳最終源頭仍舊在中國。三是以官方吸收隋唐先進文化直接相關的遣隋使、遣唐使,擔當了繼新漢人之後的大規模文化傳播媒介的責任。終唐一代,日本遣唐使派出共達19次之多,實際到達的為13次。儘管初期的遣隋使、遣唐使以政治目的為主,但是貫穿整個遣唐使時代,使者均將蒐集、購買中國典籍作為出使的重要任務之一。不難發現,唐日交往以和平來往為主流,雖然中間曾因為國際政治環境和外交政策的變化出現過摩擦,如“白江口之戰”,以及由於禮儀習俗的差異出現過外交“爭禮事件”,但這些並沒有影響到日本王廷向唐朝學習的積極主動性,反而使日本統治階級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從而將遣唐使規模推向了歷史的高峰。在諸多唐代王權儀式的引進與學習中,外交禮儀是最早被日本統治階級接受並運用的。從外交禮儀的引入開始,日本王權禮儀伴隨著對隋唐禮制的受容進程而逐步建立。又如祭祀禮儀,日本對祭祀的有序管理體制是在接受唐律令以後才開始建立的。另外,最能代表王權禮儀的踐柞大嘗祭,其主旨思想及政治含義仍舊是在唐代帝王祀天禮儀所蘊含的政治意義上得到的啟發。
進化歷史規律發展的必然結果
人類歷史是一部時時刻刻都在發展變化的“進化史”。人類社會政治形式的承載體—國家,從其產生直到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結構的建立,就是一個國家的進化史。王權禮儀的建構,是在這個國家進化的過程中適應統治者的需求而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隨著中國隋唐王朝的建立,強大的盛唐文化帶來了一股渾厚的張力,輻射著周邊地區。日本統治階級藉著這股強大的張力,通過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用力地吸取著盛唐文明精華。
低吉備真備也在日本國家進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他將唐禮完整的帶回日本,並利用其官職之便在統治階層中開講國文化,對統治階級的施政思想帶來了重大影響,使得奈良時代的諸位天皇在治國思想中均推崇“禮治”。受其影響的孝謙天皇在位期間,以儒家的社會思想作為執政指導,明確地說:聯覽周禮,將相殊道,政有文武,理亦宜然。而“白江口之戰”作為外交關係中的最壞結果,在日本國家進化的歷史上同樣起到了推動作用。正是因為這場戰爭的失敗,日本統治階級清醒地看到了國家的落後,丟掉狂妄與傲慢,痛定思痛,全面吸收強大的唐文物制度,使日本國家最終實現了第二次飛躍式的進化。
結語：
我們能夠發現7、8世紀的日本,在中國文物制度的影響下完成了其古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兩次變革。推古改制通過逐步地引入王權思想,對加強王權的政治符號之一—王權禮儀在日本的實施作了初步探索。外交禮儀在模仿隋制的基礎上被統治階級最先運用。大化改新將日本帶入了律令制封建國家,一系列國家機構的建立健全為王權禮儀的實施提供了政治載體,大規模地學習和引進唐代的禮儀制度，對日本禮儀文化有著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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