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大疫情把人性完全暴露出來了。我迷信了多年“人性本善”。儘管一次又一次的動搖，但我還是最終選擇了“人性本善”。
而在自媒體時代的當下，可以最大化程度見識最普遍人的意識形態，讓我不得不再次動搖了“人性本善”這個信條。
我不想一下子就持相反的觀點，從“人性本善”到“人性本惡”，一定還有一箇中間“宿主”。這個“宿主”就是“人性自私”或者叫“人性本我”。
人作為高級動物，再高級也還是動物，就擺脫不了“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從這一點上說，“適者生存”就是最大化解釋了“人性自私”。是的，只要對我有利的，我才會去維護，相反只要對我不利的，就可以去反對。因此，真正的人性是自我的，而非為他的。
從我們的文化角度說，我們是憎惡“自私”而推崇“為他”的。因此我們在面對自己內心那份“自私”的時候，總是羞於示人的。語言很成功地為這樣的“羞於”找到了擋箭牌。我們可以極力地使用語言這個工具來掩蓋“人性自私”。
人性本質上是“自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利我”，“利我”了才可以生存，這就是“適者生存”。我倒認為這是中性的，不左不右是客觀存在，而“善”於“惡”，其實只是一種選擇罷了。也就是說，我們在“本我”的基礎上，既可以選擇“從善”，也可以選擇“從惡”，這就由一個人的“修為”而定了。
古今中外我們身邊也不乏這樣有偉大“修為”的人，他們為了他人，不惜犧牲自己的精神，值得我們歌頌，也值得我們傳承。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都是同樣的道理。他們不是沒有“自私”，不是沒有“本我”，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們做了選擇，選擇了“從善”。
古時候有一個小國，因為連年戰爭民不聊生，這個小國想在諸雄中求得生存非常難。有一次發生戰鬥失敗，軍隊潰不成軍退回城池，主帥下令拉起護城河上的吊橋。這時，觀戰的國王發現還有一名士兵一瘸一拐艱難地朝著城門移動。國王命令放下吊橋，等待這名負傷的士兵。可是這樣做的後果，很可能會讓敵軍趁機進城，全軍覆沒。怎麼辦？
主帥和幾名將軍力主拉起吊橋，關閉城門，為了一名負傷的士兵而顧全城百姓於不顧，這是何等的兇險。就是我們說的“不值得”。
可是國王並沒有那樣想，他說，放下吊橋等待士兵這樣做極有可能讓我們面臨危險，但是如果不救這名士兵，他是必死無疑，連生還的可能性都沒有，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可能”架在這名士兵的“必死”之上啊！
在國王的大道感召之下，主帥放下吊橋，還派出幾位精英前去搭救，終於挽回了這名士兵。這個小國也因為這件事情，因禍得福，不但將士們奮勇殺敵，連老百姓也踴躍報名參軍。他們說，國王寧肯冒險也要救一兵，如此愛戴士兵的國王，值得我們去擁護。不僅如此，敵國被俘的士兵也甘願加入這樣的國家。
後來這個國家越來越強大，最後成為所有諸國當中國力最雄厚的國家。
這就是一種“從善”的選擇。類似這樣的事例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如為了營救一位受難的同胞，卻讓很多人處於危險之中。我們不得不說，這樣做的意義，就在於體現一種“大道”和“大善”，而絕不能用“值得”與“不值得”去衡量。值得與否，這是利益，是否去做，這是道義。
看看我們今天的大眾意識吧！面對疫情，我們作為一個人，是要選擇“利益”還是“道義”？僅僅只是一個選擇。可是，問問自己，選擇了什麼？
當某位待產孕婦需要緊急就醫時，某位防控人員卻擔心“病毒”而阻止，最終導致產婦大出血，命垂一線。這是個案。
再來看看當前“國外留學生”面臨的輿論阻攔。當一名母親面對鏡頭聲嘶力竭地吼，當國外的孩子深陷險境不能在身邊，當遊子們想方設法，悲傷又渴望的眼神只是想回到祖國懷抱的時候，我們選擇了什麼？我們只是在心裡說“跟我有什麼關係？”。
在面對選擇“從善”與“從惡”的時候，我們只是極力地維護著自己的“利益”。
“他們回國，我們怎麼辦？”
“他們回來了，我們就危險了！”
如此種種的“值得與不值得”意識，不就是放棄了道義的體現嗎？
但我們有些人不會那麼赤裸裸地表現“自私”，畢竟這是“羞於”外露的。於是有人會以這樣的口氣出來說話“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而影響大家啊”，“要顧全大局”。好吧，如果這真是一種偉大的“格局”，我們拍手稱讚。
可是非常遺憾，用這樣的口氣說話，無非只是不希望別人影響自己的“利益”而已。一旦當自己的孩子身處險境的時候，這種“偉大格局”瞬間就一百八十度轉彎，就會有各種“必須要回國”的理由。我說，這不是格局，只是“自私”。他們對待所有事物的態度，只需要圍繞著自己的利益在轉。
善良，是不能用利益衡量的。甚至很多時候，這是一對矛盾體，你選擇善良，就要放下利益，你選擇利益，就要放棄善良。很少有什麼事情，既讓你選擇了利益，同時又滿足你善良的選擇。
還好，我們畢竟還是有很多具有“偉大人格”的人，具有大道“從善”的人。我們民族在任何危難的時候，才會有人“挺身而出”，不畏犧牲，為國為民，舍小我，得大家。
他們不是沒有“自私”，也不是沒有“本我”，只是面對選擇，他們選擇了“從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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