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役不賤：支撐清代衙門臨時工腰包的“五路財神”
在今天的人們看來，“官吏”一詞就是指所有的朝廷公職人員。但在等級森嚴的古代社會，官與吏是兩個相似但絕不對等的職業分工。
簡單地說：首先身份、地位不同。官就是官，是由朝廷任命，代表朝廷行使職權的地方或者部門負責人，屬於上等人；吏是為官員行使職權服務的工作人員，沒有決策權，唯有一絲不苟執行好“官”的命令，屬於下等人。
其次是命運和歸宿不同。所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員特別是地方官員一般有任期限制，任期滿了自然會升遷到上級衙門，或者調任到其他地方。官員因為年齡、健康等原因致仕（退休）之後，雖說不同朝代的退休制度有差異，但基本上有養老保障。
但吏特別是那些在地方府衙工作的，一般情況是“紮根地方”，不會有調任等流動機會的，用清代學者阮葵生在《茶餘客話》裡的話說就是“吏則土著世守”。除非是極個別具備特殊技能，與官員的關係特別密切的，就會出現“吏隨官走”的情形。例如在電視劇《包青天》裡，公孫策就是因為刀筆嫻熟、精通法令、精研醫道等原因被包拯讚譽為自己的“文膽智囊”，終身跟隨包拯，不論包拯是縣令還是知府。吏在退休之後也沒有俸祿等用以養老的經濟保障。
在很多古裝電視劇裡，經常會看到“吏”的身影：那些手持“水火無情棍”，站立在衙門大堂兩側，官老爺升堂問案的時候“喊堂威”，打板子、施刑具的人，就被稱之為衙役或者衙差。這些衙差其實也是分類別、等級的，專門負責偵查案件、抓捕人犯、剿匪擒賊的，叫做捕快（原來是分為捕手和快手的，後來合成捕快）。捕快的頭子叫做捕頭或班頭，最下等的幹粗活、髒活、累活的叫做皂隸。
負責看門守院、送迎通報的，叫做“門子”，《紅樓夢》“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裡，那個為賈雨村出謀劃策的人，其身份就是門子；負責送信、傳令的叫“快役”，負責看守監獄的叫“禁足”，俗稱“監禁子”；負責抄抄寫寫、整理文案、代寫信函的，類似今天的黨政機關秘書書的，叫做“書辦”；負責查勘兇案現場、勘驗屍體的，叫做“仵作”。
距離官老爺最近，位置也最為顯赫的當屬“師爺”。一般情況下，師爺也有分工，負責一個衙門的錢糧稅收的計算、收繳、賬目的叫“錢糧師爺”，負責刑名、牢獄的叫“刑名師爺”。師爺在所有的“吏”裡面算是最高級的，因為師爺一般是一些不第秀才從事，這些人通文墨、擅文辭，屬於“文化人”。而且師爺也多半精通朝廷法令、熟悉官場規則和人情世故，有一定的韜略和計謀，經常會替“官老爺”想辦法、解難題，所以屬於官員的“智囊”，是一個衙門裡“雖沒有權力，但距離權力最近”的人。
高級也罷，低級也罷，在普通老百姓眼裡，這些人都是令人敬畏的“官爺”。但在古代的官僚體系，特別是官員們的眼裡，“吏”都是低賤的，屬於“賤吏”甚至“賤役”。例如曾國藩曾經在給祖父的書信裡就說：“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未秩，下場鮮有好者”。
曾國藩所說的“小吏”“佐雜未秩”就是指衙門裡衙役等“吏”，這些人的“危機”和“下場仙遊好者”，一方面是官場上風雲變幻、禍福莫測，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們的雙重身份：見官則跪，是仰人鼻息、委曲求全、奴顏婢膝的奴才，在百姓面前，他們則是仗勢欺人、作威作福的“老爺”；官員有需要時，他們是執行者、爪牙、幫兇，一旦有了禍事，他們則首當其衝成為替罪羊、背鍋俠，毫無抗辯和自我保護的能力。
這些“下場鮮有好者”的衙役們，其“官面”上的收入也是很微薄的。2004年的《廣東檔案》雜誌裡，曾經刊登過一份清代道光年間開建縣的官吏“工資表”。“工資表”顯示：縣衙的大老爺（“一把手”）的年俸是43兩5錢白銀（逢閏月多補貼3兩），典吏（書辦、師爺等高級衙役）的年俸是31兩，再加上門子、皂隸、快役、轎伕、禁足、仵作和民壯等各色人等，“領工資”的總共52人，每年工資性支出總計656兩白銀。
根據《大清會典》和清朝軍機處文檔記載，光緒年間十五年前後，直隸省順天府、大名府、宣化府的糧價（以玉米、高粱、穀子3種糧食計算），平均每石計銀一兩四錢六分。清朝的一石相當於現在的156.45斤，換算一兩銀子就可以購買107斤糧食。按照目前市場行情，價格最高的是穀子，每斤4.5元計算，一兩銀子大約可以摺合人民幣481.5元。
照這個價格估算，這份“工資表”顯示當時開建縣全年的財政供養人員的開支是315864元。如果除去“縣太爺”的俸祿，其餘衙役的總支出是294918.75元，人均年工資約5783元。賬算到這裡，是不是該感嘆當時這些“風光無限”的官爺收入原來如此微薄，還不如現在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金額。一個偌大的縣，僅靠52名低薪的公務人員就可以維持運轉，當時的老百姓的財政負擔原來如此之輕！
但這僅僅是錯覺，長期以來對舊社會百姓負擔過於沉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批駁從來沒有錯過。錯在哪裡？首先是這些出現在“工資表”上的財政供養人員的數量僅僅是“冰山一角”，還有一個更為龐大的“編外人員”隊伍在吸食著老百姓的血汗。
清朝順治年間，朝廷規定各個縣衙的衙役名額一般是8到14人。清朝統治的近300年時間裡，朝廷也是長期按照這個編制定額來核發官吏的俸祿的。但清初到清末的人口是大量增長的，人口的增長也勢必帶來各項社會事務和地方政府管理負擔的增加。事多就要用“人多”對應解決，為了解決衙役力量不足的問題，各級衙門開始用“託名辦公”的方式來招收“臨時工”性質的衙役。
此風一開，各級衙門的財政供養人員數量如同麵粉加了酵母，迅速地“發”了起來。用《清實錄》的話來描述，就是“紛紛入署，託名辦公”。到了清朝中期，即便在衙役“比較少”的山東省，小一點的縣數百人，稍大一點的縣衙役數量就輕鬆過千人。同樣是《清實錄》記載，道光七年朝廷責令各級衙門清退“臨時工”，僅僅直隸就清理出“編外人員”近2.4萬人。道光皇帝面對這個數字驚駭不已，並揣測出“他省諒亦不免”——其他的省估計也少不到哪裡去，甚至更為嚴重。
既然人員編制從順治時期就核定了，且從未增加過，也就同時說明朝廷撥付的用於工資支出的銀子數量也是定額。儘管按照定額的“編內人員”的工資很微薄，但總算是“鐵桿莊稼——旱澇保收”，有朝廷在保障。那麼這些“編外人員”依靠什麼來發工資，莫要說是支撐起吃香喝辣的“幸福日子”，即便是按照低於“編內人員”的標準，維持這些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也需要一筆龐大的經費支出。
錢從哪裡來？
首當其衝的“財路”當然是稅賦加碼。雍正時期清政府在全國範圍推行攤丁入畝，百姓絕大多數的稅賦是按照田畝來核算的。例如戶部核定每畝的稅賦是一兩銀子，各府、州、縣為了滿足人員俸祿、府衙運轉乃至“灰色收入”的需要，就巧立名目會層層加碼、逐級翻番，到了從老百姓那裡收稅賦的時候，就極有可能變成了每畝10兩銀子甚至更多。這些名目有“籤子錢”“節禮”等，當時的官場把這種層層加碼叫做“浮收”。
即便是如此壓榨百姓，但從名義上來說，用這種手段刮取錢財來“養官”，還算得上是光明正大的“正經收入”。而這些衙役們更加豐厚的收入來源，則是通過更多的“不正經”渠道獲取的。
這些“不正經”手段大約有四種。第一就是敲竹槓，搜刮下級，形成“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泥巴”的“盤剝鏈”。清代學者段光清曾經親眼目的：道光十七年，某知縣下鄉辦事，隨行的師爺、衙差等加起來竟然有一百多人。辦完事，這些人當然不會空手回去，下屬自然要根據身份、等級等逐個“孝敬”。對於下屬來說，來的都是“神”，哪個都得罪不起。“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孝敬”最終當然是要分攤給老百姓的。
第二就是利用各種特殊技能、特別崗位來收取好處費。例如當“門子”的可以讓人交納進門費、買路錢；仵作可以收驗屍費，師爺可以收潤筆費，差役可以收平安錢。探視關押的人犯要交探視費，甚至負責行刑（例如打板子、上夾棍、砍頭）等，也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好處費區別對待……總而言之，但凡有權力的地方，都可以被衙役們“開發”成增收來源；只要願意，任何一個崗位都可能變成吸食民脂民膏的“肥差”。
第三點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那就是勒索主官。按說，官是管吏的，賤役怎麼可能勒索自己的上司呢？但這種情形是普遍存在的。俗話說“強龍難壓地頭蛇”，官往往是外地人，但吏卻基本都是土生土長、根深蒂固的“地理精”“生根鬼”，他們多半熟悉業務，更有一些他人特別是“官”所不能的特殊技能，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熟悉地方事務，深諳一些少為人知的“潛規則”“奧秘”。這些“特殊資源”往往就成了用以勒索上司的籌碼。
一個新官到任，衙役們首要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摸清官員的底細。清朝雍正時期有個叫田文鏡的官員，他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鐵面無私，早年也吃足了衙役的苦頭。田文鏡早年做知縣的時候，每到一處地面，衙役們就圍著他轉，表面上是獻殷勤、拉關係，實質上是“動機不純”：要麼是找你的缺點、軟肋，要麼是抓你的把柄，找你的是非……只要被這群人“圍”上，很快就會入了“套”，成為被這些人左右和拿捏的對象。
為了拿捏主官，衙役們各種奇思妙想層出不窮。康熙二十年前後，江西省永吉縣來了一個新縣令。這個新縣令滿腔熱情，一心想報效朝廷、治理地方、善待百姓。衙役們找準了新縣令的特點後，立即想出對策，唆使成百個老百姓天天敲鼓鳴冤，幾乎全是寫雞毛蒜皮、莫名其妙的瑣事、小事，鼓聲不息、官司纏身，鬧得新縣令整天頭昏腦脹，沉淪其中無法自拔。無奈之餘，只能把縣裡的事務全部交給衙役辦理，自己當了甩手掌櫃。衙役們正中下懷，樂得“沒有縣太爺的名，但有縣太爺的權”，上下其手，從中漁利。
勒索上司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發生在乾隆年間的一樁奇聞。某縣鬧賊，縣令懸賞白銀一千兩抓捕盜賊。結果盜賊落網之後，衙役們沆瀣一氣，將犯人藏在一個秘密的處所，然後堂而皇之地與自己的上司談條件。最後，逼得縣太爺不得不把賞格提高到三千兩，這群衙役才將犯人交出來結案。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第四條“財路”：兼職。從古到今，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和特長某個“第二職業”增加收入，這非但不奇怪，甚至是值得提倡的事。但清代衙役們的“兼職”就讓人難以接受了。清末的李嶽瑞是光緒八年的進士，曾經擔任過散館授工部主事、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兼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等職務，他曾經在筆記體著作《春冰室野乘》一書裡，記載過清末衙役的“兼職”情形。
據李嶽瑞的記載，在中原稍大一些的縣份，衙役裡為數不少的人居然是遠近聞名的“江洋大盜”。這些人“黑白通吃”，白天穿上官服，是審案抓賊、維持治安的衙役，光鮮亮麗、威風八面，好不令人敬畏；一到晚上，這些人換掉服裝，利用白天“執行公務”時踩好的點，前去打家劫舍，可謂是“日夜兼程”將錢賺，黑道白道兩不空。
一條“正經”財路，再加上四條“不正經”財路，“五路財神”就供養出了一個龐大的“寄生蟲”“吸血鬼”隊伍，他們通過魚肉百姓、欺壓良善滿足自己的私慾，在維繫自己腦滿腸肥的生活之餘，也順便為腐朽、黑暗的清王朝掘好了墳墓。
參考資料：《清實錄》《清史稿》《南豐發現古代人員工資檔案》《春冰室野乘》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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