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桑德拉大橋》是一部非常難得的經典之作，華麗的陣容和優秀的配音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部電影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批判性在情節中很好的表現出來，它的悖論在於編劇巧妙的設計出一個電影人物——讓人義憤填膺的壞上校。正如“香菸傷害身體健康，那難道車間上生產香菸的工人是壞人嗎？”。在這個利慾薰心體制內，我相信麥卡其上校對斯切納醫生說的那句“你要珍惜自己”是有幾分薄涼的善意。
車廂內的防疫與隔離
劇情並不複雜，兩名國際恐怖分子闖進了日內瓦的國際衛生組織總部，欲實施恐怖襲擊，受到了保安人員的阻擊。在追捕過程中，警員不小心將實驗室內的玻璃瓶打破，瓶內含有病毒的液體濺到兩人身上，兩人都被致命病毒所感染，一人當場被擒，不久腐爛而死；另一人逃竄到一列開往斯德哥爾摩的列車上。這種病毒傳播速度非常快，而且具有40%的死亡率，不久整列火車上許多乘客都被傳染。有關當局為了控制局面，對列車進行嚴密監控，不許所有乘客下車、不許列車在任何車站停留，將所有車窗封閉。為了掩飾和消滅病毒，最後國際警局意圖將列車引向危橋的卡桑德拉大橋給毀掉，該橋根本無法承受列車的重量。這是一場生與死的博弈，上校與醫生各設立場引人深意。
功利主義出發點是人們在環境中得到幸福或滿足的程度。效用是福利的衡量指標而且也是公共政策和私人行動的最終目標，決策者正確的目標是使社會中每一個人的效用最大化。功利主義的最大化反面是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北京摺疊》中構想的三個不同階級空間，作者白描出謀劃者對底層生活福祉無視。三等公民蝸居與方寸之間，他們工作內容就是分揀垃圾。當機器的成本下降時，這是一群連剩餘價值都沒有的人。少數人的幸福絕不是功利主義的最大化。封建奴隸社會人們之間權利不均衡，資本主義開始人們的資本不平均。我們大概需要功利主義去兜底，保證弱勢群體。
從義務論的角度，我們關注這個行動行為本身，即行為的善惡。醫生斯切娜與張伯倫很快找到了病菌的控制辦法，但是上校並不願意讓車停下來，在卡德拉桑墜毀是他不再更改的決定。無論結果是否這千人獲救也無論真相是否被遮蓋義務論的角度，上校都鑄成大錯不能回頭，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沒有人有權利左右他人的生死。個體的生命也絕不是通向別人事業成功的捷徑。仰仗權勢，尸位素餐是缺少最基本人類共情能力。
契約論發展後期，羅爾斯強調社會基本結構是遵循社會成員協定的根本道德準則。這些道德準則給予個人立場，即不會輕易將別人放置於危險的境地。除了法律還有道德甚至還有一些個人的信任關係這需要我們從根本上是一個高品德的人。
德性論從根本對人內在品德提出前瞻性的規劃，使得人產生高尚的品德，從根本上將良幣驅逐劣幣。讓人產生對生命的關懷，尊重個人的情緒情感與夢想。
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正如墨子所說的“兼相愛，交相利”人與人之間的爭奪，是因為人們之間並不相愛。人群之中的傾軋與競爭，繼而是團體，派系，國家為利益無視個體利益總都逃不過利益。像《卡桑德拉大橋》中的張伯倫醫生一樣做一個心懷大愛善良的人，讓和你一起的人都能受益。最終才能心懷坦蕩還能抱得美人歸。
張伯倫醫生抱得美人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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