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巴西總統之子辱華言論之外:玻璃心終將使我們四處樹敵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之子、巴西眾議員愛德華多·博索納羅3月18日在社交平臺推特上誣稱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罪魁禍首是中國,並無端指責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舉措、汙衊中國政治制度。對此,中國駐巴西大使楊萬明楊發推文指出,有關言論是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惡毒攻擊,中方絕不接受。


爭鳴||寫在巴西總統之子辱華言論之外:玻璃心終將使我們四處樹敵

巴西總統之子愛德華多·博索納羅

如果中國動不動就將一些國家個別人的辱華言論上升為國家之間的外交輿論事件,動不動就讓一個國家為其個別人的言論向中國人民道歉,尺度把握不好將使我們建立兩國外交關係多年的努力功虧一簣,玻璃心終將使我們全球範圍內四處樹敵。發表上述評論的由頭是巴西總統之子發表辱華言論的新聞。

估計很多同胞看到上述觀點會非常氣憤甚至認為筆者不愛國,一些一線外交官看到可能會覺得非常委屈:我們在前方付出那麼多的努力維護國家利益,還有人在後面說風涼話。對於反對或批評筆者上述觀點的聲音,在此將上述觀點做進一步闡述。

並非駐在國發生反華、辱華言論時可以置之不理、退避三舍、任其胡來,關鍵是應該由誰來出面反擊或澄清?有沒有必要事情都由駐外大使或政府發言人衝在一線?對於反擊的原則或基調,是否有必要每一件事情都上升到兩國關係層面?

筆者認為,關於由誰來發聲以及發聲原則基調問題,應依據中國與每個對象國的雙邊關係和發生的每個事情的不同情況而定。對於很多不代表駐在國官方的個別人的個別言論,沒必要上綱上線直接由駐外大使或發言人來出面發聲,也沒必要一下上升到兩國關係層面,消除影響的渠道和方法應該是多種多樣和講究層級的。

以兼具巴西議員身份的巴西總統之子的辱華言論為例,這種言論讓華人看到肯定非常氣憤和不滿,確實需要反擊和消除影響。在還沒有上升到由大使直接發聲之前,完全可以由當地的華人意見領袖或華人社團出面反擊,也可以聽聽其他巴西政府官員的聲音,引導他們發聲消除影響。當然,也不是說大使館就無事可做,使館此時可以派底層級的外交官向巴西政府外交部門瞭解情況和反映關切,同時也引導對方做出妥善處置,由巴西政府出面消除影響。

之所以優先請當地華人社團和意見領袖或巴西政府官員發聲,因為這裡面涉及到一個客觀評估總統之子言論影響的問題。首先,巴西作為拉美國家當中唯一說葡萄牙語的國家,博索納羅辱華言論的影響是有限的,保守估計主要集中在巴西當地,範圍再擴大點可以到達所有葡語國家。

由中國駐外大使發聲直接上升到“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惡毒攻擊”,無形之中擴大了辱華言論的影響範圍,直接波及到以中國大陸為基本盤的所有華人聚集區域,所有中國人知道這件事情必然會對中巴兩國的輿論和民意產生影響。客觀講,如果不是由大使直接發聲,相信很多普通中國人不會知道此事,儘管不排除個別好事之徒會把它翻譯出來上傳到社交網站。反過來說,一旦形成兩國之間的輿論對立,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其人民有感情,巴西作為小國其人民也有感情,處理不好容易引起惡性循環

其次,以博索納羅巴西議員的身份,他是否能代表巴西政府。每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同,有的是多黨制,有的是兩黨制,許多國家的議會也都有上下兩院之分,具有議員身份的人非常之多,如果今天博索納羅發聲我們出來反擊,明天、後天再往後又有其他議員發聲,是不是每次都由大使出面反擊呢?很多國家的議會本來就是區域代表表達不同聲音的地方,議會本身並不代表執政的政府,有沒有必要把議員的聲音視作代表巴西國家是值得研究討論的?

特別是對於那些對華不友好的國家,以遏制中國已經形成兩黨共識的美國位列,參眾兩院反華議員很多,如果每次有辱華言論出來我們都上升到政府層面,那樣的話崔天凱大使會任務非常繁忙。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也存在反對黨議員出於國內競選政治的需要發表辱華言論的情況,對此我們應客觀理性看待。

第三,評估影響一定要考慮中巴兩國的特殊關係。中國和巴西同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在金磚國家機制內有很好的合作,處理任何事情都要考慮中巴關係現狀和未來發展這一大局。展開來講,既要防止因為這一具體的技術層面的事情使得兩國之間建立友好關係的多年努力功虧一簣,也要防止透支未來,為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留有充分空間和餘地。國家利益是一個綜合的判斷,既包括當前的利益也包括長遠的戰略利益。巴西議員辱華聲音產生的負面影響涉及到國家利益,中巴關係的大局也是國家利益,需要做出妥善的平衡。

如果檢視那些在國際上總是發出反華聲音的敵對勢力和積極分子,他們的影響很多情況下是借了中國政府上綱上線對他們批評的“勢”。本來這些反華分子沒那麼出名,他們的噪音影響範圍及其有限,所以他們非常希望中國政府能對他們的噪音做出反映,中國政府批評他們越厲害他們越喜歡,因為借勢擴大自己影響後他們更容易獲得活動資金的支持。因此,從某種程度上我們自己參與制造了越來越多的敏感點和輿論禁區。

為什麼類似事件近年來越來越多,筆者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的心態心理的變化,一顆脆弱的玻璃心下面隱藏著或多或少的自卑和不自信。中國富起來以後期望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的心理預期與當前中國實際給人留下的國家形象之間有著巨大的落差。從更深層次的民族文化心理分析,一方面好大喜功的傳統使得我們希望別人說好話,希望在別人的讚揚和表揚之中找到自信。另一方面,長期積貧積弱和忍受外辱的歷史使得我們對於外界的聲音十分敏感,或多或少反映了我們的自卑和不自信。

怎樣看待這種落差,筆者認為,我們一定要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改善保持充分的耐心和定力。首先,客觀講由於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存在著這種很難化解的身份認同錯誤認知。這種錯誤認知產生的有色眼鏡效應使得我們稍微有一點瑕疵便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拿來無限放大,更多情況下僅僅因為這件事情與中國有關就使我們承受無辜的批評。這種身份認同不是不可逾越的鴻溝,但克服這一點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巨大的努力。其次我們在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存在一定赤字,在培育開放包容的民族心態心理方面也存在赤字,需要我們下大力氣彌補這種不足。在認識到這種不足的情況下,中國必須韜光養晦和保持低調,必須建設更加開放包容的內外輿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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