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五丸、初六是在八月初第一次踏进那座院子的，那时初六还没认识茧云。深夜十点，三巡开着奥迪车将他们带到丽都的一个巷子里，为了躲避对面酒店保安的视线，他只身一人走过去假装和他攀谈，在此期间另外几人悄悄溜进院子。
此后几乎每周他们都会来院子里开派对，随着每次人数的增加，最后彷佛再现了当初的宴会盛况。
同样的音乐，同样的鲜花，同样的名酒，不同的是，这个城市最底层的一帮人取代那些时代的佼佼者。难以避免偶尔仍然会有当初参加宴会的宾客深夜前来，三巡早已在门口安排了站岗人员，并把宾客及他们乘坐的汽车型号列在一张纸上，交给站岗人员以便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
他仿佛成了这座院子的主人，他所有的动作和言语都在刻意和无意之间扮演着那位不知去向的可怜人，他恨他恨到了极点便觉得他十分可怜，这种可怜也是对他自身的映照。他举着酒杯站在院子里环顾四周，好像已被另一个人附体，把眼前的这些人当成那些很久未来过的宾客们，言行举止与他们几乎分毫不差。
西周常常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他的每一个动作好像都是对着镜头做的，一旦离开这个院子他又恢复到和从前一样。
初六带茧云来的那天晚上，他把他们当成了李氏夫妇，他骑着平衡车从烟雾中驶向他们，引领他们直至后院。宴会将要结束时，他让他们站在人群中央发表有关电影的演讲，甚至把要说的话详细地告诉了他们。没人知道他在按照怎样的行为规范做着这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大家茫然地盯着他，直到阮一紧紧地把他搂在怀中，两人抱在一起大哭不止。
她好像看出了一些端倪，但又无法肯定自己的判断，她早已无法确定眼前的这个人与三巡还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起初她以为他只是成长了很多，如今看来这成长必定夹带着某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使他失去了对自我的掌控能力，陷入欲望的无底深渊。院子外面突然响起一阵警报声，他面色布满了惊恐，抱着头在地上打滚，喉咙里带着哭腔大喊大叫。“快跑快跑，有人来抓我们了，快跑啊快跑，跑出这个院子，永远不要再来……”而最终什么也没发生。
为了满足年迈的父母早日能够抱到孙子的愿望，国庆期间三巡带着阮一起了一趟上海，两人都有意将维持的多年感情再往前推进一步。这是阮一第一次到上海，上海市区的繁华和三巡父母住的那个村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知道他的老家位于阜阳的一个村子，父母长期在上海生活，现在看来，他们只是把阜阳那个村子的不幸和贫穷如数搬到了上海这个村子，一样也没落下。
几十年来贫穷如影随形，在锅碗瓢盆和柴米油盐的消磨下，让他们甘之如饴。屋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电视，再也没有其他可以看在眼里的家当。厨房搭在外面的阳台上，周围是一圈腐烂的木板和千疮百孔的蓝色塑料薄膜，一口没有把手的圆形铁锅深陷于满是油渍的煤气灶上。栅栏的台面摆放着一株含羞草，下面的花盆里种着几颗灯笼椒，大概只有它们才能让这个流落之家显示出一丝生气。
几乎在进门的那一刻三巡就感受到了阮一情绪上的微妙变化，晚饭期间他的意识毫不放松地围绕在三人周围，哪怕有人发出一声咳嗽都能让他浮想联翩。母亲坐在低矮的木凳上一声不吭地低头吃饭，父亲用他几十年来面对母亲这位唯一的听众练就出的一套生硬的饭桌辞令调节着眼前的尴尬气氛。
阮一和三巡是坐在床上的，饭桌与床一样高，夹菜时不得不将身体倾斜到一定幅度。她对桌上的饭菜表现出一副既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的样子，总是轻轻地夹菜，缓慢送入口中，嘴里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她左手拿着馒头，时而轻抿几口，眼睛盯着饭桌的一角，身体常常一动不动。
这次上海之旅不仅让三巡彻底认清了自己的现实生活，也将阮一此前尚对他抱有的一丝期待全部覆灭。哪怕他们第一次爬上了东方明珠，也没能体验到任何快乐，母亲在旅途中充当仆人的作用，背包、拍照、买水、付账都由她来干，这恰恰成了问题的根本。他几乎是带着怨恨离开上海的，这种怨恨甚至比阮一的失望还要多几倍。他从来没有对母亲有过任何世俗意义上的要求，而对父亲则过于求全责备。
如果父亲有任何才华而言，那么这些才华也已在他二十年的打工生活里随着黄浦江付诸东流，他竟然甘愿如此这么多年，像常人一样忍受着生活的贫穷与苦痛。他毕业之后不愿回上海而是留在北京，正是眼睁睁地看着命运将父亲牢牢地钉在这里，毫无翻身的机会。只有北京才有新的可能，北京为他提供了一个拯救家庭于苦难当中的梦。
茧云留着眼泪说：“这些与初六有什么关系？初六本应是无辜的，他不该得到那样的结果。”
细周：“大家的都是无辜的，甚至说三巡也是无辜的，那到底谁才是有罪的那个呢？”
五丸：“不要指望我说阮一是有罪的，哪怕后来她选择离开了三巡。作为讲故事的人，我会尽量本着客观的态度把故事继续讲述下去。”
木司是十一月回到北京的，毫无预兆，从天而降，仿佛从来都没离开过。他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摊在腿上的剧本按照固定的频率翻着页数，燃烧的半截烟头夹在烟灰缸的豁槽中，一缕细烟直直地往上冒。
他突然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头差些碰到屋顶上的吊灯，他从未用这样的语气宣布一个消息：“可以开拍了，投资又追加了1一个亿，准备开干吧。”˙他把这个本应在半年前就该通知大家的消息如今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了出来，试图让大家忘记被抹杀的这半年，把它当作一段不曾存在的蹉跎时光，一切仍旧按照原有的计划的进行。
在这半年里他流落到全国各个城市，甚至在安徽的大山里躲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身上携带的处于垂死状态的英雄主义常常在深夜将他从梦中唤醒，夜晚卧室里的灯一直亮着，他一身冷汗，在被窝里双手颤抖地发着无关紧要的微博。大概只有微博能证明他还活着，这里曾经是他英雄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导致他如今噩梦不断的原因。
天下没有永远的英雄，除非死去，活着的人想要在和平年代逞做英雄，唯一的方法就是冒着危险与那些逝去的英烈比试勇气。三年前他就彻头彻尾地输了，他所谓的比试被认为富含挑衅的意味，哪怕他在微博上赢得了人心，却输给了时代赋予的永恒正义。
还未到年末，公司员工陆续离职，最后只剩下了三巡和小春，三个无用之人常常在某个时刻彼此怜悯，但事实上却在通过审视对方的艰难处境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在法院最后一次传票到来后，三巡开车带着他行驶了大半个四环才到达目的地，审判结果看起来似乎并没那么严峻，对方仅仅需要一个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费一毛钱。
对于一个辱骂烈士的人来说，这样的判罚几乎没有让他承担任何不必要的损失，他所有的不安都在三巡把那一毛硬币送到邮局后而彻底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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