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和钟老相识于十多年前，虽只在长沙见过一面，但老人确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十多年前，因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杨德豫先生要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书信，我便前往长沙接收这批资料。在那次征集中，当我向杨德豫先生询问湖南还有哪些老作家可以拜访时，杨老师热情地向我推荐了他的好友钟叔河先生。他说钟老是湖南一位极为重要的老编辑，正因为他的努力与坚持，湖南才在八十年代相继出版了极具分量的曾国藩的作品。如果文学馆能征集到他的手稿、书信、图书，那将会很有意义。
在杨老的热情推荐下，我很快电话联系上钟叔河先生。在电话中，我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表达了拜访的意愿。钟先生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并邀请我次日到他家中做客。他告诉我他家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家属楼第20层，出了电梯，正对着就是他的“念楼钟寓”。第二天，我按照约定时间，来到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家属楼。当电梯到了20层，我出了电梯径直走向对面的住家。我敲了几下门，并大声地报上自己的名号。很快，门开了，一位长得有些胖、极有佛相，面色红润的老人开门热情地迎接着我。
老人握住我的手，中气十足地说道：“我是钟叔河，欢迎文学馆的朋友到寒舍做客。请进，请进。”我随钟老走进他的客厅。
到现在，我对钟老客厅印象最深的就是钟老有一个很大的书桌，但最有意思的是，在书桌旁居然还有一个专业的美式台球桌，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个作家家里看到有台球桌。我没想到，这位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居然喜欢打台球。因是第一次拜访，我没好意思跟钟老聊聊台球。那时的我，也是一个台球爱好者。看见台球桌，手就痒痒。
后来，我看到有的文章说“钟先生常在读书写作之余和自己的老伴朱纯打台球”，厉害！厉害！夫妻二人都是台球高手。
二
钟老引我坐在他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并吩咐保姆给我倒杯茶来。这时，我认真地打量了一下钟老的书桌一角。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书的世界。书桌旁边东西两面各安置了一排大书架，几乎都是成套的书籍，其中有很多工具书，也有《走向世界丛书》这样的成套书。书桌后面的墙上还挂着一些名家字画，有沈从文的章草、钱钟书的诗、沈鹏的小品，黄苗子的信札，周作人的字，可见钟老与这些大家关系匪浅。
钟叔河
当钟老坐到书桌旁的椅子时，我赶紧递上名片并说明来意：“钟老，您好！今天冒昧地打搅您，很不好意思。我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室的慕津锋。这次我来长沙是想征集咱们湖南作家的资料。前一阵，杨德豫先生跟我们联系，他想把他的一些书信、手稿捐赠我馆。这次来长沙除了来取杨老先生资料，文学馆领导还想能够征集像您这样重要作家的资料。”
钟老接过我的名片，边看边笑着说：“谈不上打搅，我这个退休在家的人，每天在家也只是看看书、编编书，见见朋友。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知道，你们为收集中国作家资料做了很多努力，成绩斐然。
你这个姓很少见，祖上应该是少数民族吧？”
我一听，便知钟老很了解中国的历史，尤其对一些少数民族也有涉猎。为了拉近与钟老的距离，我“班门弄斧”地在钟老面前介绍了我这个并不多见的的姓氏：“是的，钟老。我们祖上应该是鲜卑族的慕容部落，慕容部落后来建立了一些小国。但这些小国却相继被灭，慕容部落也渐渐凋落。再后来，慕容作为一个姓氏消亡了。现在姓慕、姓容的祖上应该都是慕容。听长辈们讲，我们这一支应该是从云南大理迁到四川的，另外一支后来据说去了山东。”
听到这，钟老饶有兴趣地问道：“小慕，你是四川人？”
我点头说：“是呀，我是正宗的川娃子，我父母都是四川人，我出生在四川南充市西充县罐垭乡羊角湾村，但不到一岁便跟父母去了天津。虽然我不太会说家乡话，但我一直以四川人为傲。我们四川可是天府之国，有美食、美景、美酒、美茶。”
钟老此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还有美丽的女孩。”
“对，四川女孩很美。钟老，您去过我们四川吧？”
听我这样问，钟老稍微沉默了一下：“我当年差一点就去你们四川工作了，只是后来没有成行。也挺好，我就一直在长沙继续做个小编辑，编编自己喜欢的书。退休了，在家还是继续编自己的书。就这样，一晃自己都70多了。”
听钟老讲自己是“小编辑”，我忙说道：“钟老，您太谦虚了。您所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蕃全集》《古典名著普及文库》那可都是在中国出版界影响至深的作品，影响了一代读书人。尤其在编辑《曾国蕃全集》时，您的胆识实在值得钦佩。”
“谈不上什么胆识，快五十岁时，我才能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为什么不去做呢？我想出书、我也喜欢出书。我喜欢曾国藩的作品，我很想给他们出一套自己喜欢的集子。我出书有自己的原则：书是给人阅读的，不是摆着看的，收藏上架只是手段，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读。如果所做的书只是给人拿到家里去当摆设，我宁可不做。我要做的一定是让人去看的书，这对编辑而言才有意义。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觉得值得就可以。”
三
讲到这，钟老喝了一口茶，并示意我也喝点。“对了，小慕，我打听一下。周吉宜先生是不是在你们馆里？”
我回答道：“是呀，周吉宜老师就在我们馆。他在我们馆负责计算机技术，他人很好，您有什么事需要我转达给他的吗？”
听我这么一说，钟老很是高兴。
“我想麻烦你回去帮我问一下，不知我前一阵给他写的信他是否收到？我一直在做他祖父的集子，有些文章还需要他们家属能够授权。如果他们能够同意这些文章收在集子里，那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希望自己编的书能尽可能全的收集他祖父的文章。”
“好的，钟老。您放心，我回去后就跟周老师说这件事。我知道我们馆还有一些他祖父的手稿和书信。如您需要，我可以与馆里领导，还有周老师沟通。钟老，您所做的很有意义，您是在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留下宝贵的资料。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经历了太多的战争与运动，使得很多作家资料都受到破坏，残缺不全。文学馆自建馆之日起，就一直按照巴金先生所要求的，积极征集中国作家手稿、书信、日记、照片、图书等各种资料，就是希望能为中国文学史留下珍贵的资料。让后世有机会看到中国现当代作家在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中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
钟老很认真地听我讲，随后点头表示认同：“是啊，你们所做的工作很有意义。现在随着电脑的普及，作家大多都已经没有什么手稿。我现在还有一些手稿，但有时我也会借助一下电脑，电脑确实是方便。”
听钟老说他还有一些手稿，我忙趁机再次发出征集邀请：“钟老，如有可能，我们文学馆很想征集您的手稿、书信、照片、著作等有关文学资料。我知道您和包括周作人先生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有来往，如果这些珍贵资料能入藏我馆，我们一定会好好保存、传之后世，并做好相关的研究与出版工作。”
对于我的这种“见缝插针”征集，钟老微笑着说：“谢谢你们的厚爱，我的手稿、还有与作家往来书信等资料，我还要继续使用。像我跟周作人先生确实有一些书信往来，老人也曾给我写过一些东西，这些非常珍贵。但我现在还在编辑周老先生集子，这些东西我还要用。以后如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考虑把自己的这些资料放在贵馆。毕竟这些资料我最后也要给他们找一个好的归宿。”
“好的，钟老，此事不急。我很想问您一个小问题，您跟钱钟书先生是怎样交往的？我认识他的夫人杨绛先生。”
“你认识杨绛先生，她最近还好吧？”钟老关切地询问。
“杨先生很好，精神、身体都很棒，我每年都会去看她两到三次。杨先生的生活很规律，她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在家就是做自己的事，读书、写字、养花、练八段锦。”我回答道。
“杨先生和钱先生都是从民国走来的大家，他们的学识极为广博，对我这个晚辈也很是关照。谈起我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那还要追溯到1984年。八十年代初，我编辑出版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钱先生在北京看到后很感兴趣，他通过我的朋友《读书》杂志社的董秀玉同志联系我，表示有机会想跟我见上一面，一起谈谈。我以前并不认识钱先生，我的这本书能得到他的赏识，我很高兴。
1984年1月，我趁到北京办事的机会，在董秀玉的陪同下前往三里河拜访钱老。很不巧的是，我那天晕车。我记得：见面时，我将自己新出的几种书送给了钱老和杨绛先生，钱先生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他认为《走向世界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我以后可以结集单行，并表示愿为此书作序。我呢，只是一再说希望他们对我的书多提意见，便于我改进。那天我们其实也没谈太多，我便匆匆告辞了。
当我回到长沙不久，我便收到钱老寄给我的一封“提建议的”信。我走后，钱老很认真地看了我带去的书，并认真地给我提出了意见。这让我非常感动。钱老提的意见很中肯，我基本照单全收了。后来，钱老真的为我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写序文。而这个序文，钱老来来回回写了三稿。每写完一稿，他寄来后都要让我提些意见，看是否合适？而每当我回信提出一些个人建议时，他都会虚心倾听，并很快加以修改。钱老的虚心与认真，让我佩服。”
说到这里，钟老停顿了一下，他喝了口茶。
后来，我在钟叔河先生撰写的《感念钱钟书先生》一文中，看到他对这段的回忆。在文中，钟老是这样写的：
信的一开头，钱老就说：“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在一起，我又放心些。┉┉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
我没见过钱钟书先生，但从钟老的回忆和这封信中，我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位曾创作出《围城》和《管锥篇》的“大家”拥有着怎样的学识与胸怀。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泰斗”，却依然拥有这样谦虚的态度，这样的胸怀让我敬佩。
在那次见面中，我和钟老还谈了一些别的话题。但因时间过于久远，我确实不大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要离开时，钟老执意要送我到电梯口。在电梯口，钟老再次嘱咐我：回到文学馆如能见到周吉宜先生，还请帮他问一下是否收到他所寄去的信？是否能同意他使用他祖父的一些文章？不管是否能够授权，请我一定代他问候周吉宜先生。
几天后，当我回到北京，我立刻将钟老的问候转达给周吉宜老师，并告知钟老一直在等待他能否授权的回复。周老师说他会和其他家属商量后，尽快回复钟老先生。
2016年底，历经四年努力，钟叔河先生主持的岳麓书社 “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出版工程顺利完成。“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主编出版的一套重要丛书。该丛书记录了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从认识世界到走向世界的历程，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钟先生原拟推出一百种，但在推出三十五种后，由于一些原因，后六十五种一直未能出版。时隔三十年，浩大的“续编”工程仍由钟老担任主编。
2019年7月，钟老全新编订的《欧洲文学史》《自己的园地》《陀螺》《雨天的书》《冥土旅行》《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过去的生命》《艺术与生活》《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由岳麓书社出版。
看着这十多年钟老所编订的皇皇巨著，我从内心钦佩这位老人。虽然常有人说他是中国出版界的“堂吉诃德”，但这个有梦想的“堂吉诃德”，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国的文学出版做出了属于他的贡献。
钟老值得我们尊敬，他以自己独有的学者素养、编辑眼光，在历史与文学的故纸堆中翻检、辑录、核查、校注，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留下了一段段历史与文字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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