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記者 張文豔
北九水為白沙河中游的峽谷地帶，因水有九折而得名，以北九水療養院“九水界橋”為界，分內、外九水。澗水自上順流而下，遇峰崖必折，折處必彎，彎處必漩，漩處必湧一潭澄水，在嶗山十二景中稱“九水明漪”。九水風光素被譽為“灘峽奇秀，清流急湍，峭壁危巖，水作龍吟，石同虎距，音樂圖畫，文本天成。”
這裡曾有不少名人的蹤跡：
張鶴，又名鉿，字陽扶，號嘯蘇。清即墨人。中年任福建署縣尹。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返歸故里後在嶗山大嶗村北築“大嶗草堂”定居，遨遊于山水間，著有《大勞山房遺集》。張鶴認為嶗山自華樓以東，水益清，山色亦奇。他根據外九水之自然風貌，為每一水選一處名勝命名，如一水菊灣，二水錦屏巖，三水玉笙洞，四水天梯峽，五水環翠谷，六水駱駝頭，七水小丹丘，八水松濤澗，九水太和觀。他寫的《九水遊記》五言古詩，長達360字，對北九水的景色倍加讚美。
胡從賓，字應薦，明即墨人，明隆慶元年（1567年）舉人，授伊陽（河南省嵩縣）知縣，後任宛平知縣。因慕嶗山九水風光，遂在烏衣巷村構築別墅居之。烏衣巷村建於明永樂年間，原名“老鴰巷”，胡從賓居此後，便附會晉朝王、謝等族在南京居住的烏衣巷，更村名為“烏衣巷”。即墨文人周如錦在《胡京兆烏衣巷詩》中寫道：“風氣最宜京兆老，可知須鬢未能斑。”詩中胡京兆即胡從賓，舊時京城知縣稱為“京兆”。
清末曾任郵傳部尚書、內閣協理大臣等職的徐世昌，1913年4月，與吳鬱生、李家駒、于式枚、李經邁、張士珩等同遊嶗山三日，宿於華嚴寺，遍遊太清宮、龍潭瀑、煙雲澗、北九水等地；還有曾任過山西巡撫、河南巡撫、兩廣總督和兩江總督等職的張人駿，他數次遊嶗山，據《膠澳志》記，由嶗山柳樹臺赴北九水道中，有其遊山題刻；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南京政府國學館館長的葉恭卓，1931年遊嶗山，在被稱為“魚鱗瀑”的瀑布旁題寫“潮音瀑”3字，這也就是我們熟悉的潮音瀑的由來。另外還有現代詩人柳亞子，1934年至青島時，曾遊華嚴寺、北九水等處，寫有《遊嶗山》、《華嚴寺觀花》等詩篇，以及郁達夫等等。
他們為何偏愛嶗山？
古語有云：“泰山雲雖高，不如東海勞”（《齊記》）。就連稚子都認識嶗山的標語——海上名山第一。嶗山，成為名山，不僅僅是因為它的美景。
我們來認識一位與嶗山關係密切的人物，即墨五大家族之一——黃氏的一位名人黃宗昌(1588年～1646年)，字長倩,號鶴嶺。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舉人,天啟二年(1622年)中進士。歷任直隸雄縣、清苑縣知縣、山西道監察御史,奉旨巡按湖廣。他的故事是這樣的：黃宗昌所在的朝廷當局動盪,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網羅黨羽、無惡不作。黃宗昌任直隸雄縣知縣期間,調查出魏忠賢黨羽的犯罪證據,“將魏黨一一依法懲治,大快人心,深得鄉民擁護,離任時士民皆號泣,翌年奏為天下循良第一”。當然，這樣耿直官員的結果便是遭到排擠，掛冠回鄉。
晚年的黃宗昌隱居在玉蕊樓書院,不但聘請名家培養後代,還踏遍嶗山,尋勝探奇,撰寫了嶗山第一部志書《嶗山志》文稿。他還始建嶗山華嚴寺,原名“華嚴庵”,後其子黃坦遵父命繼建。
傷心仕途，歸隱嶗山，並不罕見，然而，黃宗昌與他人不同之處在於，他撰寫了《嶗山志》。青島文史學者壽楊賓先生將其歸結為：
他“痛心”以著，因為“嶗山之有志，侍御公所為。憂小人方張，傷心國事，而以嶗山終也。”（《嶗山志》卷二《別墅·論曰》）
他“傷心”以著，因為後人論曰：“吾概觀嶗山一志，而知先生之意，不在山也……斯志也，跡其本末綱領，而先生之隱痛於中者，不亦深切著明乎哉！”《嶗山志》附錄）
他“愛心”以著，因為黃宗昌的嶗山情結，“他生於斯，長於斯，他深愛嶗山，深愛嶗山中人，是千難萬難不離嶗山的。‘由今思世昔，餘乃為嶗山中人矣。’（黃宗昌《嶗山志·自序》）‘傷心’、‘痛心’而使‘愛心’更濃烈。黃宗昌心繫嶗山，多視角多層次地記述、評說、讚美嶗山，藉嶗山說人記事，藉嶗山說其志、發其情”。
於是，嶗山的每一個角落都有黃宗昌的蹤跡，他不辭辛勞，研究求證。而後，同樣為即墨五大家族之一——藍氏族人藍水，也同樣寫下《嶗山志》，周至元也在此基礎上，30餘次遊嶗山，寫下《嶗山志》等書。
一人栽樹，後人乘涼。是上天賜給嶗山山海一體的美景，是先輩們對家鄉山水的熱愛，是道教等宗教文化的滲入，讓人們增進了對嶗山的認知和興趣，“宮觀寺宇修而新之，遺蹟摩崖證而發之，景點設施推而廣之，文人騷客傳而誦之，地方政府策而用之，中外遊客風而湧之，漸而使嶗成為遊覽聖地，成為青島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壽楊賓《黃宗昌和《嶗山志》(代序)》） 。
如今，幾場秋雨，讓北九水更增添了流動的韻味，“九水水九曲，曲曲穿幽谷，四周山色青，兩崖松樹綠”，各位躬親前往遊覽之餘，不如翻開這一頁，體會風光之外，滲透嶗山千年的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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