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对倒》问世，二十一世纪初，香港导演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问世。前者是小说，后者是电影，两者之间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毫无相似之处。然而，淘气如王家卫，在《花样年华》的片尾，出现了这样几个字：

刘以鬯是谁？

在香港，刘以鬯先生被称为文坛“教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他就活跃在香港文学界。他不仅是香港作家，也是报人。他既能写喜闻乐见的娱乐小说，也能写只悦己不悦人的严肃作品。

开始阅读刘以鬯先生的作品是通过一些意识流文学小说的介绍和推荐，最初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后来是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有英国作家弗尼吉亚.伍尔芙的《到灯塔去》。

阅读意识流文学作品时，总觉得，越是飘忽不定的文字表述越能体现作者灵魂的模样。美好的东西往往都有很强的防御性，意识流的隐晦和无解让很多灵魂望而却步，或者说不屑一顾。不过，阅读时，一场正中下怀的“春梦”，远比一段警句名言来的愉悦。

带着对“春梦”的期待，又将阅读的目光移向华语文学世界，在这里遇见了黄国俊的《度外》、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还有刘以鬯的《酒徒》。要说最喜欢，一定是《酒徒》。

《酒徒》被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主人公博学多识，很有艺术造诣，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屡次碰壁。他借助酒来逃避现实，在半梦半醒之间，他一边嘲笑现实的种种不堪，一边又不断向现实认怂，最终变成一个靠写世俗小说为生的作家。现实不如意，感情生活也是如此，过分执着自我的艺术世界，以至于他将自己鼓励在一个狭隘的小世界里。唯一关爱他的雷老太太自杀之后，他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1.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萧条，内忧外患严重。殖民地都市的身份让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华洋杂陈，长时间和大陆文化血脉的隔绝让香港失去了应有的文化根基，更严重的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和不断膨胀的欲望加深了香港的生存困惑、失落感以及无所归依的飘零感。

刘以鬯先生的《酒徒》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有评论家认为，《酒徒》并不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缩影，只是对某一类问题的反映。但我们得承认，局部是整体的一部分，局部存在的问题，往往也是整个时代存在的问题，这是一种必然。

工商业社会的快速发展，让人和艺术逐渐商品化和庸俗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焦虑和惶恐。也有评论家表示，这种情绪是“世界病”，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思潮的主要特点。很多作家都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不安、失落、恐惧、焦虑等情绪。

对作家而言，追求真实是一种信仰，也是文学艺术得以发展的根本动力。小说如何才能做到“真实”？这或许是个伪命题，所谓真实，并不存在于作家的作品之中，而是存在于读者的审视中。作家不必做到真正的“写实”，不过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比如，乔伊斯通过小说来探索人的内在的世界，而福克纳则喜欢将焦点对准人的灵魂与人的内心的冲突。刘以鬯则选择了意识流的表现形式，来探索五六十年代香港人的内在的真实。这种真实，有作家刘以鬯自己的情感注入，这也使得《酒徒》这本书有了另一重意义。

意识流文学作品总是显得有些琐碎，刘以鬯在写作《酒徒》的时候，先将主人公至于某个固定的身份或者环境中，而且对这个酒徒的过往、身份、梦想以及重重矛盾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他学识渊博，却生活困顿，拥有敏锐的艺术嗅觉，却一直无法逃离痛苦的深渊。

《酒徒》中的主人公总是不停地喝酒，以此来麻痹灵魂，以此来遮蔽内心的挣扎和矛盾。在半梦半醒之中，主人公往返于现实和梦境，意识在这里成为一场梦。刘以鬯在这个“酒徒”的身上注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甚至让“酒徒”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存在。

2.

刘以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香港作家，他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刘以鬯自身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这个异常繁华的都市逐渐靠向金钱和利益，文学、音乐、绘画、电影等艺术逐渐走到了边缘。“酒徒”的那种面对现实的茫然无措便是当时刘以鬯自己的真实情感。

以前总是在娱乐别人的刘以鬯，用《酒徒》这本小说来愉悦自己，他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书中人物“老刘”的身上，通过“老刘”，打开了一个意识世界的潘多拉魔盒。

在《酒徒》的序言里，刘以鬯写道：现代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在这个“苦闷的时代”里，“人生变成了善与恶的战场，潜意识对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较外在环境所能给于他的大得多。”

刘以鬯在这里肯定了潜意识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能量，所以，他选择了意识流这种表现方式。但是，在《酒徒》这本书中，刘以鬯并没有让作品完全西化，他并不排斥使用一些传统小说的写作方式，比如，在《酒徒》中，我们可以读到酒徒对战争的回忆，当他面对动荡不安、战火连连的岁月时产生了一系列意识的流动。在这种流动的意识中，我们可以回到更久远的年代里。

酒徒来到香港的大街上，刘以鬯通过酒徒的眼睛来窥探香港，听见了嘈杂的市井声响，看见了熙来攘往的人群为了生活而奔忙。他还让酒徒走进了艺术世界，一个酒徒曾经长久痴迷其中的世界。现实和梦境来回交织，刘以鬯拽着酒徒的衣角，不停地将他拉回现实世界。

《酒徒》中，酒徒老刘的行为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每一次酒醉，每一次清醒都是对世界的探索。刘以鬯将笔触集中在酒徒的清醒和酒醉时的状态中，酒醒时，酒徒需要将自己放在现实生活中来思考自己的境况，需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中寻找安身立命的本身。酒醉时，酒徒走进纷繁旖旎的幻象世界里，在这世界里，酒徒就像一个勇敢的骑士，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往来穿梭，自由独行。

不管是酒醉还是清醒，酒徒面对的都是一次又一次无望的幻想和精神的虚空。

3.

意识和情绪大概是同义词，在《酒徒》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觉到情绪上的发泄。这种发泄是一种无力地嘶吼，哽在酒徒的喉管中。密集的意向勾勒出半真半假的世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氤氲的潮湿气氛。

在酒徒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对宇宙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类以及人类的存在的看法。他的痛苦来源于这些自问自答式的表述中，来自他因为郁郁不得志而生出的各种“看法”。酒徒眼中的世界是荒唐而不真实的，因为他总是不够清醒，总是无法认清自己的位置。

刘以鬯在这本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一个都市里的失败者，还有关于香港社会荒诞现实的描述以及人在商业社会中的挣扎和困惑。为了让酒徒的形象更加饱满，刘以鬯还塑造了张丽丽、司马莉、杨露、雷老太、莫雨、麦荷门等各色人物，让他们担负着象征的作用，对酒徒的生存环境进行典型的概括。

在这样的环境中，酒徒的挣扎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不知道酒徒会选择快乐着堕落，还是被世俗规则吞噬，变成庸碌之辈。

刘以鬯一定深爱着香港，否则酒徒的眼里有怎会常含着泪水。他对酒徒的痛苦和扭曲进行了真切的描写，让我们感觉到香港这个商业高度发达的都市对文学、艺术的孤立和异化。在《酒徒》这本小说中，酒徒就像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作品《恶心》中的主角罗根。

萨特在《恶心》中假设了一种疾病，并且指出这种疾病每个人都可能得，因此，罗根丁有时处在不适状态中会有恶心的感觉。酒徒也是如此，他也得了一种疾病，并且每个人都有可能得，这种疾病就是寻找迷失的自己。这种感觉，在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电影中也存在着，只是，王家卫镜头下的“疾病”，更像是一种自恋式的表达。

一直很喜欢王家卫的电影，王家卫镜头中的香港有一种旖旎的美感，那是一种朦胧恍惚的美。我从未试图通过王家卫的电影来寻找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喜欢的是那种情绪和氛围。读完《酒徒》之后，我又找来王家卫的电影，试图在他的电影中找到类似“酒徒”的人物。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写在最后：

刘以鬯曾经在《小说会不会死亡》中写道：现阶段小说的情况是令人担忧的。有意义的实验小说甚少出现，大部分地区都出现新小说荒。小说家依旧站在十字路口，可以挽救小说艺术生命的创作方法似乎仍在摸索中。

对于小说创作，刘以鬯始终有一种担忧，对于种种现实，他清楚，但无力改变，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创作上不断进行新的开拓。《酒徒》作为刘以鬯的意识流作品，他给香港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也让小说的探索性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其实，不管是王家卫的《花样年华》还是刘以鬯的《酒徒》，意识流的诗意都是显而易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王家卫就是电影界的刘以鬯，而刘以鬯则是文学界的王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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