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至清則無魚。若清官之過在於太清，能否改之以濁？
這篇文章講的是《紅樓夢》裡賈政當官的事。賈政在京城當官時一切安好，到地方任上卻盡顯無能，終因犯錯而遭彈劾。祖父功勳在前，家族名望在後，賈政絕不是不願持守一名清官的自我修養，而是不能。他自甘沉淪，以至於同流合汙的背後，是社會體制的弊病。
再說個人。《論語》裡子張說，“執德不弘，信道不篤”，這種人可有可無。聖人絕跡的世界上，我們大多數人正是這類可有可無的庸庸碌碌之徒，常自以為有些操守，但往往經不住考驗。
——題記（芹僮）
曹雪芹紀念館副研究員、北京曹雪芹學會常務理事
作為賈府唯一出仕的高級行政官員，賈寶玉的父親賈政在《紅樓夢》始末的形象變化甚大。
賈政其人，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為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又濟弱扶危、禮賢下士，簡直是仁人君子的典範。而到他“京察”（京官年度考核）被列為一等、外放江西糧道（督運各省漕糧事務），面對現實困難卻左支右絀、無計可施，只能默許家人索賄，終被參了個“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的罪，彈劾回京。
有人說，賈政白讀了一肚子聖賢書，不能靈活運用，實屬無能之輩。就連“賈政”二字，也被解作“假政”。實際上，若對中國傳統政治架構以及京官、地方官的區別有所瞭解，我們可能更容易體會賈政的難處。
戴敦邦繪《紅樓夢》第99回
1. 清朝的俸祿低，不貪難以生活
在曹雪芹生活的雍乾時代，清政府已實行養廉銀製度，也就是在基本俸祿之外，再給官員約十倍於俸祿的費用，使官員能夠相當體面地生活。為了避免直接反映當下，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設定的時代略早於此，約在明清之際。
明太祖朱元璋是貧民出身，深知高俸祿容易助長官員的驕奢與腐敗，受苦的卻是老百姓。為了維護朝政廉潔，他制定了官員的低俸祿制。然而現實中，官員家族奴僕眾多，各種場面花銷巨大，往往入不敷出，手中卻掌握極大的權力，反而造成了各種對平民百姓的負擔轉嫁。
清初，延用明朝的低俸制。舉個例子，知縣作為一縣之長，年俸銀45兩 、米45斛（斛米5鬥，鬥米15斤）。國家最高官吏的一品大員，年俸也只有銀180兩、米180斛。然而，這些官員的家庭中，往往有家人十數，奴僕（丫鬟、婆子、門房、常隨、廚子）十數、百數。為了辦理政務，還要請三四個幕僚，多的甚至十數個。康熙晚期，一個好的幕僚年俸動輒要300餘兩白銀。
這還只是日常的花費，此外還有同各級官僚同好的交往、上官的索賄、清貧京官或友朋的打秋風……都是不菲的開銷。不違法是活不了的，因此，挪用公款、貪汙早就成為官場風氣。好官與壞官的區別，只在於貪汙、挪用、索賄的多少罷了。康熙對此心知肚明，卻沒有勇氣進行改革。
史景遷《曹寅與康熙》
2. 曹家的灰色收入，是皇帝默許的
曹雪芹祖、父相繼出任的江寧織造（以內務府郎中身份出任）雖屬於欽差性質，但也不過五品官員。曹寅在任時，年俸只有銀105兩、米60鬥而已。可曹家抄家時，卻有家人百餘人、房五百間、地數千畝。而曹雪芹的舅爺、蘇州織造李煦，則有家人兩百餘人，其他產業更加龐大。這些產業都是哪兒來的？
鑑於數次接駕的特殊經歷，當曹家出現鉅額虧空時，康熙曾直言：“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康熙在世時，讓曹寅、李煦輪管兩淮鹽務，本意正是為了讓他們能用巡鹽所得銀兩，支應各種差事。
有趣的是，曹寅只顧做好工作，沒懂老皇帝的良苦用心。接手巡鹽御史後，他發現兩淮鹽政存在很多問題，開始利用皇帝授予的摺奏權屢屢上折，說：“臣系家奴，何敢效外官支吾了事。”本著對皇帝的忠誠，他痛陳鹽務弊政，要求朝廷清查兩淮鹽務，裁減各項不必要的支出。
國博《紅樓夢》文化展展出的康熙時期涉及到曹寅的奏摺
康熙的回覆耐人尋味。他在曹寅奏摺後硃批寫道：“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只管為目前之計，恐後尾大難收，遺累後人，亦非久遠可行，再留心細議。”在另外幾個請求“清查積弊”、“禁革浮費”的摺子上，康熙不疼不癢地寫下“知道了”三個字。
換個油滑的官員，早就知道怎麼回事了，但曹寅沒有。又經多次奏摺往來，他才終於懂了康熙的意思，從此不再固執地為整頓鹽務上折了，而是用皇帝賦予的權力，為皇帝的南巡提供一切方便。
樊志斌《曹雪芹傳》
3. 京官和地方官是兩回事
一個國家，只要不是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就有中央與地方之別，官員也有京官與地方官之分。理論上，官員都以不生事、不擾民、廉潔奉公為上，但因面對的現實不同，對京官、地方官的素養也有不同要求。在傳統社會，官員必須首先精習儒家經典（做好人、做好官），其次還要熟習史書和地方誌（做了解經驗、實際的能人）。
中央是決策和審查機構，決定大事的時機、方向、節奏，官員必須懂大體、按規定行事，保證政府機構正常運作，國家安定；地方官為臨民之官，面對更多具體繁雜的事務，所以要懂得地方風土人情，對事件做出快速、合理的反應。除了官之外，地方上還有大量的吏。吏不是官，卻是具體事務的執行者。吏一般沒有國家正式撥付的收入，自然靠搜刮百姓生活。
4. 賈政錯在哪兒了？
賈政當京官時，日常工作不過是當差、行文，依流程做事，毫無差錯。有所差遣，在衙門用屬下，在家裡用家人，費用就靠家中田莊收入。外放到江西糧道任上，賈政也“一心做好官”，可隨任而來的常隨、地方上的衙役、書吏、捕快……個個都要謀生活。其中種種無賴、奸猾、潛規則，京官出身、以廉潔奉公為圭臬的賈政如何容忍得？他不妥協，於是就出現了99回這種情景：
賈政踱出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上了轎，等轎伕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看那執事，卻是攙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打，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
戴敦邦繪《紅樓夢》第99回
而且賈政難料的是，即便有心做好官，百姓卻不買賬。常隨李十兒說得明白：
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侯，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叨蹬，那些鄉民心裡願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
最後，賈政終於被李十兒說得“心無主見”，道：
“我是要保性命的，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
從此撒開手來，任底下人再怎麼胡作非為，也由他去了。
《紅樓夢》中對賈政當官的敘述，不僅刻畫了社會現實，更是對當時不合情理的制度的反諷。“奉法者弱則國弱”，然而賈政本一員清官，在體制的框架內卻根本不能好好做事。
本文非為貪官尋藉口。貪是人的本性，好的體制能將其抑制，而有疾之體制或許會激發貪婪。
清官無過，過在體制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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