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開心我開心2020

人類與瘟疫的鬥爭，是地球上最慘烈的戰爭。歐洲的黑死病，奪走了近2億人的生命；西班牙流感讓5千萬人離開了這個世界。瘟疫，給人類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但人類並沒有繳械投降，停止抵抗的腳步。

“後事不忘前車之鑑”。縱觀歷史上發生的這些瘟疫，又給今天的我們帶來怎樣的啟示呢？

一、科學應對。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有它的原因、過程、結果，瘟疫也一樣。過去，人們侷限於認知上的短見，對瘟疫認識不足，找不到科學的應對方法，這是時代的侷限性。現在則不一樣了。就拿這次新冠肺炎來說吧，疫情發生後，我國的科學家們很快就確定：我國疫情爆發地為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中間宿主是中華菊頭幅，並提出了科學性的建議。政府據此科學應對，採取封城、禁足、切斷傳染源等措施，第一時間防止了疫情向外擴散。某些國家採取的“集體免疫”，則是一種不負責任、不科學的做法，視生命於兒戲。

二、技術攻關。歷史上的瘟疫之所以死人多，與落後的衛生醫療條件分不開，但人類一直在探索前進。歐洲天花肆虐時，全球有近1.5億人死亡。科學家們沒有被嚇倒，而是夜以繼日，迎難而上。1796年英國醫生愛德華髮明瞭“牛痘接種”法。1979年世衛組織宣佈消滅天花。新冠肺炎發生時，我們的科學家成為最美“逆行者”，第一時間趕往現場，探索病源，分析病理，提出了中西醫相結合的治療方法，大大地降低了死亡率。

三、同舟共濟。疫情是無情的，是無國界的。面對疫情，全世界人民都應團結一致，上下一心，同舟共濟。新冠肺炎發生後，我們響應政府號召，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4萬多醫護人員支援武漢，大量的醫用物資運往湖北。民眾則服從安排，禁足宅家。短短兩個月，阻擊疫情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武漢決定從4月8日零點開始，恢復離漢通道，這是全國人民共同奮戰換來的結果。

病毒是未知的，但人類的探索是無止境的，人類終將戰勝病毒取得最後的勝利。

魚頭聊史

中國歷史上發生的疫災多不勝數，而且都是隨著年代的拉近而逐漸增加的。在鄧拓《中國救荒史》一書中，就有歷數了中國曆代發生疫災的次數：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曆代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一次、秦漢十三次、魏晉十七次、隋唐十七次、兩宋三十二次、元代二十次、明代六十四次、清代七十四次。

在數千年與疫災爭鬥的過程中，中國人民自然而然的總結出了不少的經驗與應對方案，其中很多做法，直至今日仍在沿用。

首先，對於疫災易發生的時機，我國古人就早有總結與預測。

人們很早就有發現，疫災的發生往往與其他災害相伴而生：隋代大業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繼而發生大疫；宋朝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發生大洪災，次年三月繼發疫災；元代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接著發生疫災，“死者十九”.........

其次，對於突發性的疫情，防比治要來得有效得多。

那麼如何防疫呢？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找到與疫情爆發相關聯的事物。

在早先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都將疫病歸結於瘟神作怪來解釋！不過後來，隨著認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開始意識到疫病的發生與公共衛生之間的關係。

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職期間，就認識到此地春秋之交常生疫病與泉州城內水溝湮閼日久有關，決定興工清理溝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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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對於正在漫延的疫病，切斷傳染路徑與源頭才是重中之重。

早在先秦之時，人們就知道通過處理屍體來切斷疫情傳染。後世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屍體的做法。南朝梁武帝時，郢城大疫，全城十餘成口死者十七八！朝廷命人給死者賜棺器盛殮，以防止疫情傳染。宋代，官方都會在疫災過後招募僧人掩埋屍體，以度牒為獎勵。

還有就是對於仍然活著的人來說，早在《漢書》之中，就有了對於病人實行隔離措施的記錄。

很明顯，當時的人們已經開始重視流行病的傳染性問題。

在晉朝，隔離傳染病人已成為制度。南朝齊時，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唐代則是由僧人開設乞丐養病坊，以隔離收治病者。

宋代開始，出現大量官辦養病機構，都有隔離病患的作用。蘇軾在杭州設立“安樂坊”，正是養病機構。

此後，元、明、清三代，官方設置的醫療機構除了藥局外，其它則漸呈萎縮局面。不過，由於民間慈善機構的大量興起，對於疫病的控制方面仍較有成效。

暗夜思考

17世紀的倫敦鼠疫

人類自從進入近代社會以後，大型瘟疫的傳播，更多其實是一場名為“城市化”的資本聚集效應所帶來的頑疾。其中，以17世紀，當時英國的工商業中心——倫敦最為顯著。並呈現週期性的爆發。

就在不到百年的時間裡，當時作為英國經濟中心的倫敦，先後爆發了6次規模較大的鼠疫，幾乎每十年就有一次瘟疫發生。在1665年，倫敦中因瘟疫死亡的人數高達55,797人，總死亡率高達17.6%。而導致英國倫敦瘟疫頻發的重要原因，即跟當時不夠發達的醫療條件有關；更重要的也與英國當時的圈地運動、價格革命導致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大趨勢有關。

大量的人口集中，城市流民數量的增加，雖然促進了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但是也為城市帶來了巨大的公共衛生壓力。特別處於倫敦社會底層的貧民，因為生活條件惡劣，高密度聚集，且長期處於封閉潮溼的工作環境之中。這些狀況都極為容易引發瘟疫的大規模流傳。

再加之，當時的英國是一個高度社會分層的國家，特別以倫敦為最：倫敦城的富人區的醫療條件更好，生活條件優越，居住條件更為寬敞明亮。但是在貧民區則恰恰相反，他們收入、飲食條件很差，生活本來就十分拮据。更兼之，人口密集，居住環境惡劣。所以往往是城市中的重災區。而在泰晤士河兩岸的貧民區中，周邊除了汙穢的窩棚，破壞環境的工廠和堆滿泔水的養豬場，就剩下堆積如山的各種垃圾。即便生活條件如此惡劣，泰晤士河兩岸的居民也不得不為日常開銷而疲於奔波，其中大部分收入所得則都用於支付房租。

在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就曾經對英國的貧民區有細緻的描述：

這些房屋每所僅有三四個房間和一個廚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國（除了倫敦的某些地區），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這裡的街道通常是沒有鋪砌過的，骯髒的，坑坑窪窪的，到處是垃圾，沒有排水溝，也沒有汙水溝，有的只是臭氣熏天的死水窪。城市中這些地區的不合理的雜亂無章的建築形式妨礙了空氣的流通，由於很多人住在這一個不大的空間裡，所以這些工人區的空氣如何，是容易想像的。

……

這裡的房子也是從地下室到閣樓都住滿了貧苦的家庭。在韋斯明斯特的聖約翰教區和聖瑪格麗特教區，根據統計學會會刊的材料，在1840年，5366個工人家庭住了5294所住宅（如果這還可以叫做“住宅”的話）；男人、女人和小孩，總共26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擠在一起，在這些家庭中有四分之三隻有一個房間。在漢諾威方場的貴族教區聖喬治，根據同一材料，有1465個工人家庭總共將近6000人在同樣的條件下居住著；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過一個房間。

……

這些房子真正是塞滿了人。每一層住著三四家，有時達20人之多，有時每一層整個地都當夜店租出去，在一個房間裡，不能說安插了，而簡直是塞進了15個到20個人。這些區域是居民中最貧窮、最墮落和道德敗壞到極點的一部分人的藏身之所，這些地方應當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熱病的發源地，這些病就從這裡蔓延到整個格拉斯哥。

而在恩格斯之前的年代，英國工人的狀況顯然也並沒好到哪裡去。而為了減輕當時英國公共衛生壓力，英國政府在1580年，就頒佈了禁止修建新房法令，當然這項法令只針對貧民區的窩棚，富人區的房屋則除外。儘管英政府在1593年、1607年、1625年反覆重申禁令。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深，當越來越多外地人口湧入城市，這項法令不僅無助於緩解當時的問題，而且還更進一步惡化了底層民眾的居住環境。這使得大多數人在不擴建新房屋的前提下，不得不將已有的房屋進行分割成一個個更小更不透氣的隔間。同時，不少人更是在老房子的院落或是老街區裡，偷偷修建各種劣質的、缺少排汙條件和足夠採光的簡易磚房。而在1665年，維特福瑞斯區（貧民區）與聖·郊斯坦區（富人區）其中受鼠疫影響的死亡人數比約為3:1。因為窮人的患病率遠遠高於富人，所以這場瘟疫又被稱為“窮人的瘟疫”

而在1665年大瘟疫時，英國皇家醫學院就專門編寫了《瘟疫防治指南》，其封皮上就專門寫有“為窮人而作。”不過當時的醫學條件也使得並不能提出多麼有效的防治方法，皇家醫學院當時提出的主要建議是點火。他們建議市民用姜、迷迭香、玫瑰花和精油搗碎後放到小盆中焚燒。他們認為這種方法可以祛除瘴氣，並可以驅散屋內的跳蚤和老鼠。1625年倫敦的每個街區，每週大約要點火煙燻二到三次。而一些醫生、教會的教士和負責執行隔離的治安官也秉承著責任感，參與到整個瘟疫的防治一線過程中。

其中西蒙·弗曼就是個顯著的例子。在鼠疫爆發時，他堅決留在倫敦，並說：“我將留下來拯救那些被感染的人，即使我因此而死亡。”而這位令人尊敬的醫生與他的家人後來則都感染上了鼠疫。

但是有很多貴族、法官、議員和部分醫生、教士、普通市民則都紛紛逃出倫敦城。在瘟疫爆發期間，整個城市的富人區空空如也，工場全面停工、集市無人經營，墳墓區則堆滿窮人發臭的屍體，挖墓工晝夜輪班也無法做到將所有屍體24小時內埋葬。留在城中的除了少數專職醫生和教士外，絕大部分人是貧民，失業的手工業者，學徒和被辭掉的富人家傭。

而在英國的其它地方，由於疫情的加重，也使得附近的城鎮人人自危，周圍城鎮開始對疫區人員進行封鎖，他們關閉城道，鎖閉城門，派專人攜槍守衛，拒不接納來自倫敦的普通難民，甚至還投擲石塊來驅趕。甚至當一個垂死的倫敦人爬進一個農場小屋裡奄奄一息時，當地人嚇得只好挖了一個巨大的坑穴，將垂死中的病人連同房屋一道埋了起來。

D海國

可以說一下歷史上這個肺鼠疫

1911年2月20日，東三省肺鼠疫發生，且有蔓延之勢，東北滿洲地區的6萬條生命被吞噬！加上春節期間，疫情更難控制！肺鼠疫從俄國貝加爾湖地區沿中東鐵路傳入中國，鼠疫的最先感染者是捕捉旱獺的“移民”，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人從旱獺身上感染後，借呼吸和飛沫傳染的肺鼠疫。當時，在西伯利亞工作的中國勞工，回鄉時，把鼠疫傳入了中國。清政府耗銀1000餘萬兩，設立了民政部防疫局、京師衛生警察隊和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等。此舉為中國衛生事業之發軔。

因為這個鼠疫是有呼吸和飛沫傳播，所以發明了口罩，應用在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樣適用，而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2019年的時候，內蒙古出現了兩個感染鼠疫的患者，因為有了以前的經驗，知道這個鼠疫傳染性強，致死率高，所以在確診後立即隔離，採取了立即的防控措施，才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所以正是以前我們國家有了經驗，才會在面對這些疫情的時候第一時間採取措施，沒有被病毒打的措手不及。

努力的露露

謝謝你的提問！

我只說 我們國家歷史上的大瘟疫，我國曆史上有多次的瘟疫發生，且死者十有七八，最初有大疫記載的是周代，魯莊公二十年夏，“齊有大災”，此大災為大疫，此後更是不斷的有瘟疫的記錄增加。

而古時，古人認為儺戲有驅疫的功能，還有設醮，紙般，龍舟競渡等民俗都是驅疫的具體形式。

而隨著醫學的發展，人們漸漸認識到公共衛生與疾疫的發生的關係，從而開始重視公共衛生事業，正如我們現代的對公共環境的消毒。

而在古代，最為有效的防疫方法是現今疫情期間我國採用的方法：隔離！

可惜的是在古代，人們認為隔離是“不仁”而拒絕採取這種真實有效的措施，從而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價。

而在現今，隔離卻是我國打贏了首場防疫戰役的最有效方法，也是我國最正視生存權，最重視全國14億人民生命的表現。

吾家阿七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史上，大規模的傳染病也稱瘟疫不計其數，包括霍亂、天花、鼠疫等等，據我們的史料記載，從西漢以來2000多年，中國古代先後發生了300多次瘟疫的大規模流行，經常隔幾年或者幾十年爆發一次。因而作為一個歷經瘟疫折磨的多難之國，我國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應對經驗，也得到了很多的教訓。多個朝代都針對可能會爆發的瘟疫做了政策的制定和應對條例。也得益於這些啟發，現代以來的疫情也得到了明顯有效的控制。

（圖源於網絡）

首先在古代對這種瘟疫的控制主要採取兩種方式，一個就是藥物治療，每一次的大瘟疫的流行，都會極大的促進對中醫藥物的研究和發展，正是由於這一步步的發展，在應對新冠肺炎時，中醫藥也取得了顯著的效果。

第二種方式就是隔離傳染源。據史料記載，從漢代開始，就開始採用隔離病人的方式，來控制大型瘟疫的傳播。清代的宮中就專門設立了叫避痘所，隔離感染天花的人。但是侷限於當時的生產力限制，所以很多瘟疫控制隔離的效率並不是很高，因而很多次都導致了大量民眾的感染和死亡。不過老祖宗的思想還是很正確的，從感染源開始採取控制，的確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也是因為有經驗可追，在應對新冠疫情時，政府果斷地採取了封閉武漢的措施，各地積極響應，封閉道路和小區村口，切斷了大規模的傳染源流動渠道，從而避免了更大規模的爆發，也因而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健康。

（圖源於網絡）

說到最後，疫情的爆發無法預測，但是也可以降低頻率，那便是少吃野味！少吃野味！少吃野味！說三遍。雖然現在已經確定華南海鮮市場不是傳染源頭，但是這種病毒的確是從野外環境中流入人類社會中的，所以不管是哪個國家的人感染，全人類的敵人都是病毒，危及的也都是全人類的生命健康和經濟發展，這才是對全人類防衛瘟疫的最大啟示。畢竟沒有瘟疫，那也就無從談起防疫了。

作為一個生活在有著幾千年歷史傳承的國家的中國人，內心還是無比自豪的，畢竟歷經風霜磨難之後，誕生的是一個充滿著無數經驗和智慧的中華民族。每次的苦難都會讓我們更加堅強和團結。

四月的薔薇花

這是個龐大的課題，歷史上疫情發生一般有幾個方面原因：

1、戰爭：軍隊和營房往往是疫病的重災區，戰亂會導致地方性疫病，流動的軍隊就是一個移動的大病菌（我國古代的傷寒疫情），此外現代戰役是常會使用細菌戰（日本侵華細菌戰），瘟疫成為戰爭的武器。

2、地理環境和氣候變化。

3、自然災荒，伴隨著地震、水災、旱災和饑荒等自然災害的結果，一定是疫病大流行。

4、古代世界的商人、傳教士、信差和遊客推動了各地區的文化交流和經濟貿易，同時也會導致大規模的疫情，黑死病就是典型的例子。

5、民間習俗和飲食習慣（吃野生動物）。

在疫情發生的原因上，我們吸取教訓，前四點目前都做得還可以。唯獨要提及的就是吃野生動物，是從來都沒汲取的歷史教訓。從古至今，諸多大規模的傳染病都由動物引起，並由動物傳播到人。1988年上海發生甲肝，就是因為上海習慣吃啟東的毛蚶，導致那次疫情，感染人數超過了30萬，毫無疑問是一次罕見的特大公共衛生事件。至於SARS事件是不是由於濫食野生動物（吃果子狸）引起，本人表示質疑。

從源頭上給予我們的啟示就是做好防範，尤其是禁食野生動物。

古代社會的處理瘟疫方式：

1、隔離（驅逐出村、或安置遠離鄉鎮的郊外空屋，比如對付麻風的方法是隔離，早期是將患者驅逐出境（鄉鎮），近代以來是建立麻風病院，將患者集中在規定地區療養，禁止與外人接觸；急性和大規模傳染病突發時採取強制性封戶或者封城，阻斷傳染病的傳播與擴散，比如1911年東北發生的鼠疫事件，伍連德採取的就是切斷由東北進入山海關的火車，將疫情首先控制在東北地區，防止疫病散播至關內；1665年英格蘭德比郡的小鎮來姆（Eyam）爆發鼠疫時，鎮內居民主動封城，不讓外面的人進來，也不讓裡面的人出去，以中斷疾疫外傳，全村350多人有260人死於這場瘟疫，這所被歷史學家稱為“瘟疫之村”的村民以自我犧牲的壯舉，使附近地區的疫情得到控制，鄰村的居民獲得生機；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閉；或者是建立專門時疫醫院，集中接待傳染患者，專門治療，並與醫院其他患者隔離。）、焚燒屍體。

2、改變生活方式，比如開始洗澡、洗手；

3、近代社會發明用了公筷、戴口罩；

4、疫情爆發時調整交際方式，宵禁，在家自我封閉。

5、制定貿易新規則，比如港口檢疫，對貨物和外員人員進行檢疫，1374年威尼斯首先頒佈法規，規定所有進出威尼斯的客商，若有感染或有感染嫌疑的商人一律不許進城，其他意大利城市也照例而行。1377年，在亞得里亞海東岸的拉古薩共和國首先規定，所有被疑為鼠疫傳染者，必須在距離城市和海港相當距離的指定場所，同時是在空氣新鮮陽光充足的環境裡停留至30天才准入境，後延長至40天，稱為四旬齋(Quarantenaria)，即為今天的海港檢疫。1383年，法國馬賽正式設立海港檢疫站。

中國古代王朝基本沒有專門的措施，“遇有疾疫，不特各人自謀醫治，自為保衛，地方官府尤必代為之計，使合境之人同登壽域而後已。較中國之施醫設局，任人自便，來者聽之，不來者勿強不同”。一旦疫情爆發，會派“太醫”去地方觀察，要求地方政府代為處理，地方政府會設立“別坊”、“養病坊”和“癘人坊”接收患者，或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這置醫藥”，大多情況下，主要依靠民間力量或是宗教團體設立臨時醫院接收治療患者，近代上海一旦遇到疫情，就會出現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共同設立的“時疫醫院”。

當然中國古代在防疫上還有很多貢獻，比如接種疫苗，歷史上持續爆發的天花，導致的總體死亡人數遠遠超過鼠疫，死亡率高達25%。自宋代以來，中國社會採取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亞洲其他國家和阿拉伯醫生也會此方法，18世紀前後人痘接種法傳到歐洲，1796年英國人痘接種師詹納發明牛痘接種術，成為有效對付天花的無害疫苗，但當時人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此疫苗的作用與重大意義，英國議會立法強制推行接種疫苗。疫苗接種的方法有效防治諸多傳染病的爆發，20世紀之前危害社會與人群的斑疹傷寒、白喉等傳染病得到控制。

防疫啟示綜合有以下幾點：

1、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之後有兩項重要措施一直沿用至今，並能有效地起控制作用，1、1383年，法國馬賽正式設立海港檢疫站；2、政府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監督指導收屍、殯葬、戒備外來船隻、隔離、呈報病情等事項。

2、衛生立法、設立隔離場所和收容機構，隔斷疫情，救助患者。

3、國家衛生動員和公共衛生知識普及：衛生海報（現在網絡宣傳）、預防指導手冊（洗手、口罩、公筷、消毒等）。

4、預防學和衛生統計學興起。五、傳統中醫有針對性的抗疫方子、現代有針對性的疫苗。

5、每次疫情爆發，伴隨而來的另一場隱性瘟疫：流言、謠言和迷信、非科學的所謂民間療法的傳播，這些社會性疫病，其傳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快，其危害並不見得比生物性疫情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易造成社會恐慌；因而防治疫情的一個重要措施是信息透明、科學知識普及和及時的防治方法指導。

總之，瘟疫可以對人類社會造成毀滅性的破壞，也促使人們反思生命的價值，啟發醫學家探究致病原因，產生新型的學科，比如細菌學、流行病學的概念興起、統計學調查方法的廣泛應用、人口普查和疾病譜的出現。由霍亂而導致水資源的控制和水質量的監督管理、疾病研究的社會學取向等。瘟疫在人類歷史重大轉折節點上扮演的角色可參看前面回答。值得補充的是，SARS事件，不僅推動了中國公共衛生預防與應對機制改革與完善，而且將醫學史、公共衛生史和醫學社會史的研究從一個隱性的研究領域，推到了學術研究的前臺，成為一門顯學，越來越多地受到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關注，開拓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爭議

中國有文字記錄的大瘟疫有五百多次，全世界範圍內按死亡人數可以分為：一、歐洲中世紀黑死病，世界範圍死亡人數大概7500萬人；二、美洲大瘟疫，死亡人數大概3000萬人，印第安人幾乎絕種（歐洲人故意將天花病毒引入美洲）；三、明末鼠疫，死亡人數大概一千萬人，軍隊喪失戰鬥力，加速明朝滅亡；四、西班牙大流感，全球死亡將近4000萬人。

這都是全世界最慘烈的瘟疫，古代科學技術不發達，但是人類在與這些瘟疫鬥爭的同時也積累了很多抵抗瘟疫傳染的方法。

1、派官方醫生為老百姓免費醫治，我們在電視劇《女醫明妃傳》裡就看到皇帝派太醫到民間親自問診。明朝還製作“濟疫小飲子”發放給老百姓。

2、官方處理屍體，古代瘟疫爆發前往往是大旱大澇，造成大饑荒。餓死無數，屍體腐爛會造成進一步的傳染。官方派人掩埋屍體，一方面避免傳染，另一面對百姓也是一種安慰。

3、實施隔離政策，西漢政府騰空部分房屋集中對患者治療，這種行為在秦朝已經進行立法，漢代進行了繼承。比如在《睡虎地秦墓竹簡》裡看到秦朝已經對瘟疫立法，要求不與患者接觸，不與患者共同飲食，知情馬上上報，這是最早有記錄的立法。

4、樹立全民防疫意識，比如在臘月年末集中大掃除，民間有臘月24掃房子一說，端午飲雄黃酒、掛艾葉等。

這些措施在今天我們對抗新冠病毒的時候仍然有借鑑作用，當然現代社會科技更發達，我們更有信心消滅新冠病毒。

青崖之上

信息透明，實事求是，提供公眾認知。因為，傳染病比一般疾病多了一層社會學意義：純粹的醫學努力無法遏制它，它考驗著整個社會應對系統

關鍵字: 瘟疫 歷史 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