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來了》有個神秘人物，就是“我”。
這個“我”只有聲音，沒有形象，我們無從得知他是誰。
關於“我”是誰，大家見仁見智。
有人認為，“我”不是一個具體的人，這個“我”是國軍、是游擊隊、是八路軍，是民兵，是抗日時期奮起戰鬥的人。
這個觀點也能找到證據。
在影片中，借刀殺人段落，有一個被日本兵捉拿的中國人，被人五花大綁，還被神槍手說有勇無謀。
這個人被捉拿殺害，最終沒能在約定時間取人。
這個“我”也可以是每個愚昧的中國人。
為啥這樣說？
影片最後，馬大三和村民們為了糧食，把鬼子帶回村子，最後招來殺身之禍。
把鬼子帶到我們中國人面前的，恰恰是我們中國人。這個我，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
這一觀點能自圓其說，影片還做到了前後呼應。
《鬼子來了》改編自尤鳳偉的小說《生存》，他提到的“我”是個實實在在人——吳隊長。
姜文將“我”做了改編，讓村民去找五隊長，對方告知並不是。
我想說的是，這個改編展現了姜文的天才。
它抓住了農民交流的魂魄。
鄉村是一種熟人社會，和城市生活不同，大家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歸有光在《項脊軒志》就提到，在鄉村生活久了，就能足音辨人。
對於這項本領我心領神會。受疫情影響，我被困在山東的一個小鄉村，天天在家讀書寫文，院中有人經過，我就能通過腳步聲辨人。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也提到他的觀察，鄉村人打招呼的方式，會習慣用“我”自我介紹，這是熟人社會形成的交流習慣。
在“面對面的社群”裡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報姓的。很少太太會在門外用姓名來回答丈夫的發問。但是我們因為久習於這種“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時候用到了門內人無法便被你聲音的場合。
用“我”就能自報家門，正是鄉土社會的特色。
“貴姓大名”是因為我們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足聲、聲氣，甚至氣味，都可以是足夠的“報名”。我們社交上不長上口也就表示了我們原本是在熟人生活中的，是個鄉土社會。
《鬼子來了》設定神秘的“我”，是姜文的有意為之，還是妙手偶得，我不得而知。
它妙在符合鄉村社會中的交流習慣，因為這個“我”不是馬大三的相鄰，導致馬大三無法聽音辨認。這宣佈鄉村特有的交流方式失靈。
我引用《鄉土中國》來解釋《鬼子來了》，並非腦洞大開。
《鬼子來了》對中國鄉土社會的描寫和觀察，俯拾即是。
鄉土社會本是血緣關係構築的社會群體。在這個社會形態中，“年長的對年幼的具有強制的權力”。
費孝通就認為，在中國鄉村中的權力結構正是長老權力，承認父權的天然合法性。
《鬼子來了》就把父權營造的倫理關係，做成了笑點。
名場面就是日本鬼子小三郎一臉怒意地馬大三說，“你是我的爺，我是你的兒”。
血緣關係輩分大小，能夠成為每個中國人的代稱。
馬大三在二脖子媽面前說“王八操的”，二脖子媽很生氣。
這就是血緣關係帶來的邏輯思維。
因為引來鬼子，馬大三一度成為村裡的眾矢之的。在給鬼子要糧食成功後，他的鄉親父老第一次親切地叫他“三哥”！
這又是兄長為尊的傳統價值觀。
這些例子，足以看出《鬼子來了》很懂得用鄉土中國的語言講中國農民的故事。
《鬼子來了》值得讚美。
話說回來，影片中的“我”自始至終都是模糊不清，我們僅有的信息是，成年男性，農村出身——還是個抗日戰士。
鄉村特有交流方式的失靈，也暗示了鄉村的將會因為“我”的出現，導致鬼子來了。
大家困苦平靜的鄉村生活，因為“我”的到來，被無情打破。
馬大三就明確表示，“別老是我我我，我怕這個我啊”。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個“我”讓村民擔驚受怕一直存在但又不敢面對的東西。
“我”在影片不承擔明確的表意功能，並不代表一個具體的存在。姜文故意模糊“我”的身份特徵，就是想要引起大家思考，“我”是誰，“我”為什麼害怕“我”。
如果不能體會這層用意，非要糾結“我”到底具體指的哪個人——那好吧，我們也能找到答案，影片結尾就有字幕。
“我”的真名是李海濱。
他的個人照我也找來了，這下大家滿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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