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如果要避免“信息繭房”現象，研究者應該致力於打破既有的認知框架，不斷突破認知邊界，在研究方法上要有問題意識和紮根意識。
錢穆曾說：“學問之事，貴能孤往。”錢鍾書先生則稱學問為“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兩位錢先生不知道，當下一些做學問者卻信奉“有沒有新發現先放一邊，以偏概全才能快速出位”。新聞報道是一種認知框架的呈現，學術研究其實也類似：預設了一個立場後，就會選擇性地尋找數據、文獻資料，觀點立不立得住不管，只要能“自圓其說”就行了。
這讓我想起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斯坦曾提出的“信息繭房”效應，也就是“在信息世界裡，我們只接收我們所挑選的和讓我們舒服與開心的信息”。在名為《信息烏托邦》的書時，他指出：“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繭房，就不可能興隆，因為其自己的決定將不會得到內部的充分挑戰。一些公司就由於這個原因而失敗。如果政治組織的成員——或國家領導人——生活在繭房裡，他們就不可能考慮周全，因為他們自己的先入之見將逐漸根深蒂固。一些國家就由於這個原因走向災難。對於生活在信息繭房裡的領導人和其他人而言，一個安慰是這是一個溫暖、友好的地方，每個人都分享著我們的觀點。但是重大的錯誤就是我們舒適的代價。對於私人和公共機構而言，繭房可以變成可怕的夢魘。”①
雖然他沒有提及學術研究領域，但在我看來，這種現象在學術研究中並不鮮見。在選題、立意和論據方面，學者自設“繭房”的不在少數，縱萬千好風光，深掘小孔成一統。這種單向論的研究有時候確實很討巧，因為它銳利、獨斷，從而易引發關注。但其副作用亦很明顯：研究的論點與論據一如信息的蠶絲，將受者的思維和思想束縛住，成為繭房裡的單向度人。當然，這一結論更適用於那些具有思考惰性和缺乏批判思維的人。學術上的“信息繭房”效應極端的結果是導致個人及群體極化。按桑斯坦的說法，“群體極化”是指：團體成員一開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後，人們朝偏向的方向繼續移動，最後形成極端的觀點。②他指出，新科技，包括網絡，讓人們更容易聽到志同道合的言論，卻讓自己更孤立，聽不到相反的意見。僅僅由於這一原因，就種下了極端化的因子，對社會和民主都是潛在的危險。群體極化背後的成因，是因為論據實在太有限了，而且被扭曲導向特別的方向。③
這種現象在學術研究領域難道還少嗎？學術研究上的“信息繭房”成因有多種：一種是研究者自身視野有限，獲取論據偏狹；一種是不實事求是，就理論而理論；還有一種是基於功利主義目的做單向性研究，成為事實上的“雙面人”……
因此，如果要避免“信息繭房”現象，研究者應該致力於打破既有的認知框架，不斷突破認知邊界，在研究方法上要有問題意識和紮根意識。當然，更重要的是，學術研究要遵循自己的內心，而非人去亦云或墮落到只為稻粱謀。
學術研究當然不是自說自話，而是有使命的。在我看來，學術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以人為本，解決人類、人群或個體的困惑，滿足其物質或精神之需要；二是追求真理，也就是探究自然及社會運行的特徵及規律。就學術研究來說，認識世界、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意圖是並存的。比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就是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則在基於現實考察的基礎上試圖提出解決方案。如果我們放眼人類的精神產品史，真正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術研究成果是可以穿透歷史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問世一百多年後，還能激發人寫出《21世紀資本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出版於1983年，已成民族主義研究經典；詹姆斯·C.斯科特1986出版的《弱者的武器》提供了階級戰爭的新視角。
這些經典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其中的研究發現有啟發性和可推廣性。真正優秀的學術研究是可以輕鬆跨越國界的，也就是能引發共鳴。而這些研究成果大多有第一手的材料，而不是從理論到理論。正如韋伯所說：“業餘與專家的不同，只在於他的工作方法缺乏嚴整的確定性，因此他通常做不到對他的想法所包含的全部意義進行控制、評估和貫徹到底。”④
對學術研究者來說，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幷包”並不過時。在世界紛繁複雜、中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除了思想和視野的開放性，還應該腳踏實地，多做調查研究，這樣才能將一些散點式的素材整合並萃取出精華以形成理論。這樣的發現才有可能突破“自說自話”的“繭房”，從而引發全球共鳴。
記者圈/羅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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