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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後世的樂府詩《梁甫吟》中寫道：“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這裡的“二桃殺三士”指的是春秋時期發生在齊國的一件奇謀，齊國國相晏嬰僅用區區兩顆桃子就除掉了三位勇士，完美地詮釋了什麼叫“四兩撥千斤”，什麼叫“殺人於無形”。
既然用桃子就能殺人，那必然是智取而不是強攻。事實上，晏嬰之所以能順利實施此計謀正是利用了人性的複雜，他將三位勇士心中的攀比、妒忌、羞恥、自省完全釋放出來，最終取得了奇效。
“二桃殺三士”的故事最早記載於《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是專門記錄齊國政治家晏嬰言行的一部歷史典籍，和一般的史書不同，《晏子春秋》是由史料和民間傳說彙編而成的。也就是說，《晏子春秋》中記載的故事很有可能經過了刪減和加工，是帶有一些作者主觀色彩的。
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的齊國，當時的齊國國君是齊景公，而晏嬰正是輔佐齊景公的國相。齊國當時有三位勇士，分別為公孫接、田開疆和古冶子。此三人居功自傲、恃寵而驕，甚至在國君面前都舉止輕慢，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裡，晏嬰作為國相也遭受過三人的“白眼”。出於維護國君權威和國家統治的考慮，晏嬰向齊景公獻計除掉三人，這恰巧合了齊景公的心意，於是在君臣二人的配合下，三位勇士相繼自殺，這就是“二桃殺三士”的故事經過。
這個故事讀起來似乎很簡單，但有兩個疑問亟待解開。
- 第一個疑問是晏嬰為何要除掉三位勇士？
- 第二個疑問是“二桃殺三士”的計謀為何能夠取得成功？
關於這兩個疑問，如果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可能會收穫不同的感悟和體會，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但凡事有因必有果、有舍必有得，時代會變、世道會變，人性卻是永恆的。
晏嬰為何要除掉三位勇士？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知道晏嬰是誰、三位勇士是誰以及晏嬰的真實動機是什麼。
晏嬰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他歷仕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朝，輔政長達50餘年，以聰明機智、能言善辯著稱，是一位極富政治遠見和外交才能的政治家。《史記·管晏列傳》中記載晏嬰：“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我們學過的課文《晏子使楚》就充分展現了晏嬰隨機應變的能力，其中“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名句更是在表達立場的同時帶有很強的哲學思辨意味，讓人受益匪淺。
三位勇士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孫接、田開疆和古冶子，他們身懷絕技、勇猛異常，為保護齊景公立下了汗馬功勞。其中：
公孫接的功勞是“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
田開疆的功勞是“仗兵而卻三軍者再。”
古冶子的功勞是“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
三人不是救齊景公於危難之間就是為齊國開疆拓土，這些功勞是他們引以為傲的資本，也使得他們在獲得封賞的同時變得日益驕橫，漸漸發展成為威脅齊國統治根基的危險因素。
晏嬰除掉三位勇士的動機是什麼？表面上看是由於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居功自傲、恃寵而驕而得罪了晏嬰，《晏子春秋》中記載三人對待晏嬰的態度是：“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就是說晏嬰在遇到此三人時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表示尊敬，而此三人卻不為所動，表現得十分傲慢無禮。
這對身為國相的晏嬰來說是莫大的侮辱，如果晏嬰以此為由除掉三人也在情理之中，但晏嬰並非睚眥必報、小肚雞腸之人。相反，無論從施政才能還是胸懷氣度上，晏嬰都堪稱臣子中的表率，否則他也不會在險象環生的政壇歷經三朝而屹立不倒。
由此可見，晏嬰設計除掉三人的動機是“為公”而非“為私”，他的出發點是通過除掉三位勇士來維護齊國的統治根基，提前化解可能發生的危機。
《晏子春秋》中記載晏嬰對齊景公的諫言：“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
晏嬰正是從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傲慢的行為中敏銳地察覺到了隱藏在看似堅如磐石的統治背後所蘊藏的風險和危機，這種風險和危機不是外部的武力威脅而是內部的禮法倫常，當“君不是君、臣不是臣，君臣無義、長率失倫，”這個國家也就離毀滅不遠了。正是基於此，晏嬰才下定了除掉三位勇士的決心，他要將倫常失序的苗頭扼殺在搖籃裡，而這也正是齊景公所關心的。
用兩顆桃子殺死三位勇士，這聽起來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件卻在歷史上真實上演，其原因就在於晏嬰充分挖掘並利用了複雜的人性。
首先，晏嬰利用了人性中的“爭”。
賞賜三位勇士卻只給兩顆桃子，數量上的不對等勢必造成分配的不均，再加上賞賜者並未制定受賞的標準，這無疑就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局面。此時的桃子已不單單是水果，而是功勞和榮譽的象徵，代表著國君對受賞者個人甚至整個家族的認可和褒獎。
三位勇士中最早站出來的是公孫接，“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可見公孫接對於自己的功勞毫不遮攔。
見公孫接率先出手，田開疆自然也不遑多讓。“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可見田開疆對自己的功勞也頗為自信。
最後發難的是古冶子，見兩顆桃子頃刻間已被瓜分完畢，自視甚高的古冶子自然是滿心不服。“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可見古冶子為了爭取這份賞賜不惜拔劍和其他兩位勇士相對。
這種情況正是晏嬰和齊景公想看到的，三位勇士心中的爭強好勝之氣和噴薄欲出的怒火使得“二桃殺三士”的計謀一步步向前推進，而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就是此三人心中的一個“爭”字。“爭”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處理得好，“爭”會變為激勵人奮發向上的精神動力；處理得不好，“爭”會變成惡魔吞噬那些貪心不足之人的靈魂。事物是辯證的，很多時候“爭”就是“不爭”，“不爭”就是“爭”。
其次，晏嬰利用了人性中的“恥”。
如果只停留在三人為兩隻桃子相互爭搶的階段，晏嬰的這條計謀還只是一條普通的計謀，稱不上奇謀妙計。其之所以能成為被人津津樂道的奇謀妙計還在於晏嬰進一步揭示了人性中的另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恥”。
人人皆有羞恥之心，“辱,莫大於不恥”說的是生而為人的底線；“知恥近乎勇”說的是羞恥之後的自省。
公孫接和田開疆在看到三人爭二桃的局面後幡然醒悟，羞恥感由然而生，這種羞恥是對之前爭名奪利行為的慚愧，也是對自己貪得無厭、爭強好勝的自責。於是二人“皆反其桃，挈領而死”，用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實現了自省、洗刷了罪責和恥辱，體現了“知恥而後勇”的品質。
古冶子見二人因自己而死，自然也不會選擇苟活，所謂“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誇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 於是古冶子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至此，之前還受名利牽絆而居功自傲的三位勇士因為兩隻桃子而被勾起了埋在心底的羞恥之心，最後紛紛挈領而死也算是在心靈上的一種醒悟和救贖。
最後，晏嬰利用了人性中的“義”。
孟子云：“春秋無義戰。”這裡的“無義”指的是國家間的相互征伐往往是非正義的，但如果將之放置於個人身上則有失偏頗。事實上，春秋時期正是仁人義士輩出的年代。無論是高居廟堂的士族大夫還是遊走江湖的豪俠之士，都有一種超脫生死的灑脫和義薄雲天的豪邁。春秋時期的大夫們在精神層面崇尚“義”和“不朽”，
所謂“義”，既包括天地之間的道義，也包括兄弟手足之間的情義。所謂“不朽”，則體現了當時人們“重死輕生”的思想觀念。《禮記·曲禮》中記載：“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既然死且不朽，那麼在國君面前為“義”而死也就並不足惜了。於是我們看到春秋時期的仁人義士往往是“一言不合就自殺”，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正是這種精神的最好體現。從某種意義上說，三位勇士的死是在當時歷史背景下雙方的相互成全。晏嬰除掉三位勇士為齊景公解除了心腹大患，同時也為齊國清除了威脅統治的絆腳石，三位勇士則用自己結束生命的方式捍衛了人格尊嚴，堅守了人性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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