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虎
根據梨視頻3月22日報道，韓國爆出“N號房”性剝削事件。犯罪集團以詐騙手法獲得女性個人資料後，逼迫其成為性奴並加以虐待，拍成影片。已確認受害者至少74人，其中16人是未成年少女。在發生此事的Telegram平臺上，可能有超過26萬名男性通過聊天室共享上述非法色情視頻及照片。
本次性剝削犯罪的主嫌、25歲的趙姓韓國人在網絡世界自稱“博士”，已經被逮捕收押。他被指控自2018年12月至今年3月製作性交易影片，以及經營被稱為“N號房”的8個聊天室，並在“N號房”刪除消失後重建類似的“博士房”。此前他否認自己就是“博士”，直到近日才承認。有媒體披露，他曾是大學校園媒體記者，撰寫不少政治新聞，為避免暴露身份，長期僅通過Telegram與犯罪同夥聯繫，因此13名共犯從未直接與他見面，也無人知道他身份。
“N號房”事件主犯無碼照
因為犯罪事件所依託的社交媒體公司總部在海外，儘管韓國警方發函請求協助，但經常得不到迴音，調查因此受阻。韓國警方2月成立“網絡性犯罪搜查特遣隊”偵辦此案，22日承諾，雖然請Telegram協助調查一事需要時間，但一定會抓獲其他嫌犯。
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表示，對於N號房事件，警方不應只調查“博士”等運營者，有必要對“N號房”全部會員進行調查，除警察廳網絡安全組之外，還希望建立特別調查組，把這一事件視為重大犯罪徹查，嚴懲加害者，特別是對兒童、青少年實施的數碼犯罪應予以更加嚴厲的處罰。
“N號房”事件在韓國掀起軒然大波，其背後顯然牽涉一連串最極端的惡性集體性犯罪。嫌疑人被抓後，不少民眾請願，要求公開嫌疑犯身份，同時要求公開該平臺會員的資訊，並稱“進入房間的你們每個人都是殺人犯”。
多名韓國知名藝人於23日利用社交媒體發聲，表達自己的憤怒。Girl’s Day成員惠利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公開了兩張請願者照片截圖，並配文：“超越憤怒，感到害怕。希望給予高強度的處罰。”CNBLUE鄭容和則在網上發文，“請公開Telegram N號房涉案人員的真實身份”。
韓國青瓦臺的請願網站上，18日建立了專項“要求公開Telegram N號房嫌犯資料並出面發表立場”。截至23日12時34分，參與請願署名的民眾已經多達2263455人。
韓國時事節目《我想知道真相》採取了更進一步的激進行動，突破了新聞中保護嫌犯人權的慣常做法，在預告片裡公開了N號房頭號嫌犯“博士”趙某未打馬賽克的照片，節目組還特意表示：“請認識趙某的觀眾提供線索”。
概括來看，迄今為止，N號房事件在韓國本土激起的怒火，集中體現在追問嫌犯的身份信息上，而這方面的信息透明公開要求更指向26萬名“幫兇”。這一要求並不新鮮，它延續了韓國一直以來圍繞性犯罪分子的信息披露的爭議。對這些人的身份資料，到底在什麼時候披露，以及披露到何種程度，始終是韓國朝野之間相持不下的爭論點。
極其惡劣的N號房事件
如果要理解韓國民眾在N號房事件上的憤怒，以及新聞媒體打破行業禁忌，公開呼籲對嫌犯展開“人肉搜索”行動，就得了解本宗性犯罪事件極其惡劣、變態的性質。
“博士”趙某他們的慣用手法，是利用社交網站或交友軟件搭訕女學生，偽裝成同年紀的學生與對方聊天，接著傳給對方一串網址假裝警告，“這個網站好像有人公開你的照片和個人資料”，誘導對方點擊網址。點進網址後，會彈出必須填寫資料的頁面，而女學生只要照做，嫌犯就會取得賬號密碼和女學生的手機等隱私資料，進一步套取該女生髮在社交媒體上的照片、就讀學校和居住地址等。
接著他們扮成警察聯絡女生，稱她被人指控在網絡上散播猥褻物品，宣稱已經掌握她的身份，威脅要移交法辦，恐嚇受害者。一旦受害者求情，嫌犯便亮明條件，“當一星期的奴隸就放過你”。
幾十名女生因此受盡虐待，被迫拍攝拿刀在腿上刻字、針穿身體等影片，或被帶到大街上，給陌生過路人摸胸等變態動作。“博士”趙某控制的聊天室裡除了充斥這些視頻，少女的姓名、就讀學校和班級等資料都在其中流通。少女若試圖逃跑，嫌犯便揚言公開她此前拍攝的視頻和個人資料。
N號房案件國民請願截圖
趙某首先在Telegram上建立一個“試吃”聊天室，任何人都可加入並觀看影片，有意加入會員的網友則按照支付的會費高低決定其可觀看多少影片。
警方已經在趙某家中搜出疑似以虛擬貨幣換成的1.3億韓元現金，由於趙某不時刪掉聊天室重新創立，警方尚未掌握全體會員人數。另有消息指出，“博士房”會員一度達到26萬人之多，不僅觀賞性虐待視頻，更經常以“性侵她”的文字信息起鬨。
隨著事件發酵，社會要求嚴懲的呼聲四起。曾經購買N號房或博士房的網友做賊心虛，感受到強烈的焦慮。韓國最大入口網站Naver的發問平臺“知識iN”湧入大批網友提問，“不小心進過N號房，下載過幾段影片，事情曝光後註銷會員也刪除Telegram，這樣會被罰嗎”“曾經下載過大概兩段影片，但手機已丟失，賬號也註銷了，這樣就不會被罰嗎”？
值得一提的是，N號房事件傳到我國輿論場之後，同樣引發廣泛的關注。不同於韓國民眾強烈要求公開嫌犯信息，微博上的爭論點是性剝削的觀看者（會員）要付什麼責任？從這一爭議點衍生出來的是，多數關注女性權利的博主抨擊中國男網民對N號房事件缺乏共情和憤怒。
公開性罪犯信息的韓國經驗
在韓國，是否公開猥褻兒童罪犯長相、性犯罪者的身份信息，以及披露到何種程度，是由法官決定的。按照韓國過去的法律，對13歲以下兒童實施性犯罪者的資料，只能在地方警察局查到。
2010年6月29日，韓國國會通過了“化學閹割法案”後，7月26日上午，韓國女性與家庭部在其運營的網站——性犯罪者公佈欄——公開了首批10名20至50多歲性犯罪者的信息和頭像照片。韓國所有年滿20歲的成年人都可以登錄這個網站查看對兒童事實性犯罪的個人資料。
由於當時網站的最高設計瀏覽量是允許6000人同時訪問，在該網站開通不久，就因為湧入12萬名訪問者，導致網站近乎癱瘓。
為了回應“為什麼把成人對象性犯罪者除外”的輿論，2011年4月添加了針對成年人的性犯罪者。效法美國，足以與其媲美的強力制度就此誕生。
韓國公民進入該網站後，只要輸入身份證通過成人驗證後，就可以在地圖上看到性犯罪者的住址，點擊人物詳細信息頁面，可以看到性犯罪者的臉部照片、姓名、年齡、身高、體重等基本信息，以及3至4行的犯罪前科簡介，身份證住址和現住址也登記在冊。
除了網站，為了預防及調查性犯罪，韓國所有被判罪名成立的性犯罪信息都將在手機APP“性犯罪提示e”上公開。公開信息包括姓名、照片、身份證號、住所及實際居住地址、職業、職場所在地、聯絡電話、身高體重、私家車註冊號、出入境情況、性犯罪經歷、是否佩戴電子腳鐐等。
性罪犯信息公開時間根據法院判決有所不同。
被判處超過10年監禁的罪犯，信息將被公開30年。3-10年監禁將被公開20年，3年以下監禁將被公開15年，僅被處以罰款將被公開10年。
韓國所有國民都可以使用該APP確認性罪犯的情況,但如果將信息內容截圖共享給他人,將構成名譽侵權，最重可被判處5年以下監禁或遭罰款。
任何人發現性犯罪的身份信息登記有誤，任何人都可以舉報，要求當局更正。有出現過性罪犯暗中更換住所，導致無辜人受連累的案例。
公開與否始終有爭論
在韓國，即使10年前就實施了性罪犯的信息披露機制，但伴隨著大案要案的出現，公開與否的爭論並未消除。
2019年4月24日，韓國媒體首次公開“素媛案”兇犯趙鬥淳的長相，此時距離他今年12月13日出獄只有幾百天。“為了讓全社會提高警惕”，媒體作出了決定。而在趙鬥淳案件發生的2008年，韓國公開特定暴力犯罪嫌疑人面部的法規尚未出臺。
趙鬥淳是韓國電影《素媛》的幼女強姦犯原型。2008年12月，趙鬥淳在京畿道綁架並性侵了當時只有8歲的受害人，2009年法院以趙鬥淳犯案時出於自控能力較弱的狀態為由，只判處其有期徒刑12年。
趙鬥淳
2009年，韓國以連環殺人犯姜浩淳案為契機，決定修改《特定暴力犯罪處罰特例法》。規定將公開犯下殺人、搶劫、強姦、綁架、誘拐等罪行罪犯的容貌和姓名等個人資料。該法案得以在次年通過實施。
由於趙鬥淳犯案時該法案尚未通過，因此在理論上不適用素媛案。2018年，韓國法務部對趙鬥淳進行了性犯罪治療鑑定，結果是“性偏理性很高”，認為他在服刑10年後仍有再次犯罪的可能，屬於“再犯危險群體”。最終的結果，是於當年4月16日實施“趙鬥淳法”，對性侵未成年的罪犯實施一對一看管。
但即使有趙鬥淳法案，仍無法消除韓國民眾的擔憂，在此次N號房事件上，這種擔憂再一次強烈浮出水面。人們擔心的是，即使按照超趙鬥淳法案，對他這樣的性罪犯總監視時間不能超過7年，而社會希望以徹底的信息公開跟蹤這樣的人。
這也就不難理解，何以數以百萬的人參與青瓦臺聯署，他們對官方的信息披露機制並不完全放心。
贊成公開照片的人認為，社會安全優於反人類罪犯的人權，這是再明顯不過的理由。
但反對身份公開的最強論據是，身份公開為雙重處罰。對於這個論據，一度讓韓國憲法法庭於2003年啟動裁決，而結論是：對性罪犯人格權和私生活限制的干預，並不能優先於青少年保護的公益目的。
本次N號房事件中，要求信息公開是主流，同樣激起一些陳舊的擔憂，有網友質疑，認為公開照片“等於殺死犯人的社會性”，可能使其無法正常融入社會，“除非有足夠的把握防止他再次為惡”等等。
據媒體消息，因為父親非禮了女中學生而被公開身份，韓國曾有一名高二男生感到羞恥選擇了自殺，遺屬表達了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悲哀。韓國的現實是，隨著性犯罪的增加，無論是法規還是輿論，都一直在強化身份公開的必要性，而更復雜的社會討論，比如身份公開到底要公開到何種程度的罪犯為止，在一定程度上很難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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