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親身體驗過女性困境的男性們或許永遠都不會懂，但如果女性們始終不放棄表達，或許事情會變得不一樣。
△ 韓國女性持海報上街遊行，反對隱藏相機偷拍。圖片來源 | Getty Images，攝影 | Chung Sung-Jun
伴隨著“n 號房”話題，韓國再次成為輿論焦點。這一次，互聯網上的一些用戶們，以及他們藉助這個平臺實施的性犯罪活動，再次惹惱了關心女性議題的人們。這距離上一次在韓國觸發“性暴行”話題討論，才不過一年。
又一個故事：n 號房
截至 2020 年 1 月，已有10 萬韓國民眾在韓國問政平臺上“請願”，要求“解決在 telegram 發生的網絡性犯罪”。如今，“n 號房”事件從一個少數人知曉的事件，成為了韓國曆史上關注度最高的性犯罪事件之一。
“n 號房”建立在通信軟件 telegram 上，以一個預覽的“1 號房”聊天室為誘餌，允許用戶預覽部分刺激性內容。用戶如果想看更多，則需要在支付虛擬貨幣或商品券後，才能得到 2 號房乃至“n 號房”的鏈接並獲准進入。同時，用戶們需要上傳能夠證明自己曾對女性有過侮辱表現的言論或影像，才能獲准留在聊天室。
這些房間內的內容包括針對女性的性剝削與性虐待，已經有超過 26 萬用戶。據韓國警方公佈的資料，用戶中包括政商界人士、娛樂明星和運動員。
“n 號房”運營者“趙博士”已經被捕，但尚未明確如何量刑。他的行為涉及欺詐、暴力威脅、強制猥褻、製作青少年兒童色情內容等七項罪名。在目前已經確認的 74 名“n 號房”事件受害者中，16 名為未成年人。“趙博士”稱她們為“性奴隸”。
雖然根據韓國《青少年保護法》，僅針對“製作青少年兒童色情內容”一項，量刑最高可至無期徒刑。但很多人擔心“趙博士”會被從輕發落。一個原因是，被瘋狂傳播的青少年兒童相關的色情內容是未成年受害者們自己拍攝的——儘管受到了脅迫。
△ “n 號房”事件核心人物“趙博士”。圖片來源 | KBS 新聞
另外，一個可參考的相關案件量刑並不嚴重。“n 號房”前任運營者“watchman”因偷拍女同事被起訴，但最終僅被檢方求刑 3 年 6 個月。
韓國不是第一次在這類事件中飽受爭議。2009 年 3 月，通過電視劇《花樣男子》獲得關注的韓國女演員張紫妍自殺。她在遺書中表示，曾受公司逼迫，提供過數十次“性招待”。雖然遺書中明確指認了加害者，但因涉及眾多政治家、財閥以及媒體人，案件在遞至檢方後，最終被判“嫌疑人無嫌疑”。
2018年，“張紫妍案”再次被提及。這次雖然有證人，韓國法務部過去事件調查委員會也決定重啟對“張紫妍案”的調查，但結果依然是“不了了之”。
這也導致針對此類事件的執法人員受到公眾質疑。3 月 27 日，韓國公眾發起新一輪針對“n 號房”事件的請願活動，要求更換負責審理“n 號房”案件的法官吳德植。
他們認為，吳德植在判決針對女性的惡性案件時，多次對加害者寬大處理，導致不公正判決。
此前，吳德植在審理已故演員張紫妍被性騷擾案時，曾宣判犯罪嫌疑人無罪。而在已故歌手具荷拉被男友非法偷拍並施暴一案中，吳德植一審判決其男友無非法拍攝嫌疑。其男友最終因施暴行為，僅被判處 1 年 6 個月有期徒刑，緩期 3 年執行。
請願活動發展到第 4 天，已有超過 41 萬人參與。巨大壓力下，3 月 30 日，吳德植請辭，他將不再擔任“n 號房”案件審理法官。
韓國法務部長官秋美愛也在“n 號房”事件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已指示檢察機關探討此次是否適用刑法中的“犯罪團體組織罪”。一旦這項罪名成立，“n 號房”的用戶們也將難逃其咎。
準確地說，“n 號房”事件在 2019 年就已浮出水面。那一年的 7 月，兩名大學生組成“追擊團火花”暗訪小組，潛入“n 號房”。5 個月後，另一些人自願組成暗訪組織“ReSET”， 潛伏於“n 號房”，收集證據，舉報聊天室中的“用戶”們。
這些成員在潛伏中，也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受害者。“ReSET”成員在《首爾新聞》的匿名書面採訪中表示，為了不暴露身份，同時收集證據，“ReSET”成員們在聊天群中需要按“規矩”行事，在潛伏過程中，因為聊天室中傳播的內容，受到非常嚴重的精神摧殘。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如今，“n 號房”中的惡性內容仍在傳播，其他社交媒體上也出現了許多“求‘n 號房’視頻”的聲音。
這也是“趙博士”被捕之後，“ReSET”的成員們依然潛伏在 telegram 的聊天室中的原因之一。“ReSET”組織了示威活動和記者會，她們公開表示：“與惡魔們的對抗才剛剛開始”。
△ 3 月 25 日，ReSET組織的成員們在警察廳外組織了“要求嚴懲‘n 號房’犯罪嫌疑人”的示威活動和記者會。圖中示威者舉著的示威牌上寫著“從‘n 號房’到監獄，進入‘n 號房’的你們都是殺人犯”。圖片來源 | news1
在韓國，犯罪者的身份信息是否能夠公開於眾，需要經過身份信息公開審議委員會決議才有定論。“趙博士”被捕之後，很多公眾要求公開其身份信息。青瓦臺國民請願頁面上，關於公佈嫌疑人身份的請願，在 3 月 30 日超過了 268 萬人，也創造了韓國國民請願人數新紀錄。
△ 截至3 月 30 日，已有超過 268 萬人參與了關於“公開‘n 號房’嫌疑人身份”的國民請願。圖片來源 | 青瓦臺官方網站
也有機構在沒有收到定論時就已經做出決策。韓國 SBS 電視臺就在新聞節目中“響應民眾呼聲”，強行公開了“趙博士”身份。
不陌生的故事：金智英
自 2019 年起，在韓國，因為不斷髮生女性藝人自殺事件，女性權益問題就已經不斷受到關注。這個話題，也因為 2019 年 10 月一部電影《82 年生的金智英》的上映，展現出各類“請願”背後的真實韓國態度：男性並沒有那麼關心女性權益。
一些韓國女性認為，自己面臨的困境通過金智英的故事得到真實還原。 在韓國 tbs 電視臺 2019 年 11 月 4 日播出的時事評論節目《TV 民生研究所》中，社會活動家、同時也是家庭主婦的姜美靜表示，《82 年生的金智英》真實還原了女性們的故事，所以“得到了女性們前所未有的擁護“。
一些韓國男性的反應則相對消極——在這個展現女性困境的故事背後，他們感受到一種來自於女性的敵意，甚至是冒犯。電影上映十天後，韓國共同民主黨青年發言人張鍾河就針對《82 年生的金智英》發表了題為《男性也在遭受不公平對待》的反駁評論。他認為，男性在家庭中承擔的重負是女性所無法想象的，而金智英的故事只能證明“男性和女性是無法相互理解的”而已。
在電影上映前，就不斷有男性網友在社交媒體的影評區給電影打一星差評。而在電影上映的一天後，在韓國最大門戶網站 naver 的電影專區，女性網友給《82 年生的金智英》的綜合評分超過 9 分（10 分滿分），而男性網友給出的評分僅為 1.72 分。
根據 naver 對《82 年生的金智英》實際觀影情況的統計，女性觀眾的比例超過七成，男性觀眾則不到三成。
△ 為了能讓金智英代表的韓國女性的故事獲得更多關注，韓國女性發起了“精神上支持《82 年生的金智英》運動”：哪怕無法去電影院觀看，也要買票支持。圖片為 YouTuber Rina 去電影院觀看《82 年生的金智英》時發現，雖然賣票機器上顯示全場票幾乎售盡，但電影院座位卻都是空著的。圖片來源 | YouTube @Rina的日常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傳媒系教授、女權問題專家樸東淑認為，讓沒有親身經歷過女性生活的男性們全盤理解女性的心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樸東淑曾是韓國女性傳媒學會（KWACS）前任會長，現任其編輯委員長。
“很多韓國男性都認為，現在女性振臂高呼的維權行為是過分的。甚至在經常批判‘男性家長制’的社會氛圍中，他們認為男性才是受害者。”樸東淑對“未來預想圖”說。
因韓國針對男性實行義務兵役制，一些持“男性受害者論”的男性認為，“要追求兩性平等，首先應該讓女性們也都去服兵役”。這句話在韓國流傳多年，只要女性高呼要求平等，常常就會有人跟上一句。
諷刺的是，可能只有女性先站出來。由好萊塢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擾事件引發、繼而引起全球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的社會運動“MeToo”，也曾在 2018 年蔓延至韓國。
△ 2018 年 3 月 4 日，在首爾光華門廣場舉行的 MeToo 運動集會活動。圖片來源 | 韓民族新聞
根據韓國警察廳統計，因為 MeToo 運動在韓國展開，2018 年，韓國“反性暴力”和“反性別歧視”的示威活動超過 2 萬次，比上一年增長了 66%。
從高校到職場，再到演藝圈，許多韓國女性主動發聲，曝光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侵害和性別歧視問題。許多施加性暴行的教授被學校辭退，知名演員、導演被封殺，也有涉事官員、國會議員引咎辭職。
一些韓國男性在這場運動中選擇了沉默或者回避。儘管示威增多，但是根據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調查， MeToo 運動的國民支持率僅為 54%。也有人直接表達了不滿——就在 MeToo 運動得到女性支持的同時，“請廢止 MeToo 運動”的請願也出現在了青瓦臺民眾請願頁面上。
也有觀點認為，韓國單獨設立保護女性的“女性家族部” （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 Family），是一種對男性的“逆差別”。他們呼籲廢除保護女性安全和權益的“女性家族部”——理由是，“女性家族部” 只保護女性，卻花著男人們也繳納的國民稅金。
有趣的是，韓國女性權益在法治和政策層面確實在受到保障。針對女性人身安全問題，從 2013 年開始，首爾市政府推出了免費的“女性安全歸家保衛軍”服務——女性市民可以通過電話或者 App 預約申請，“女性安全歸家保衛軍”就會負責在深夜護送其安全返家。
△ “女性安全歸家保衛軍”2 人一組，保護女性市民在深夜安全返家。圖片來源 | “擁有首爾”首爾市政府服務網
△ 2018年首爾各區“女性安全歸家保衛軍”人數及女性居民數統計表。數據出處 | 首爾市情報公開網，KOSIS國家統計網，內容翻譯及製表 | 侯珺、呂姝琦
這些保衛軍也有“工作時間”。該服務僅在週一晚 10 點至 12 點，週二至週五晚 10 點至凌晨 1 點提供，實際上無法實現“深夜時段全覆蓋”。而且，比起首爾各轄區女性居民人數，“安全保衛軍”人數嚴重不足。根據首爾市政府的數據統計，2018 年，首爾女性居民最多、人數超過 32 萬的松坡區，只分配到了 15 名“安全保衛軍”。服務利用率也不高。在對這項服務使用率最高的瑞草區，也只有 15.42% 的女性居民申請過這項服務。而在鍾路區，使用率連 1% 都不到。
針對育兒問題，也有相關的政策。韓國政府於 2013 年推出了無償育兒的政府補貼項目：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幼兒園提供服務。0 至 5 歲嬰幼兒的父母可向幼兒園申請，幼兒園將在工作日的早上 9 點到下午 3 點幫他們無償照看孩子。
即便如此，育兒問題依然是韓國女性最頭疼的問題之一——一旦主婦試圖重返職場，最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孩子誰來照看？
在老齡化極為嚴重的韓國，許多年邁的父母依然要為生計奔波，幫忙照看隔代人通常不是一個實際可行的辦法。而政府提供的免費育兒服務僅在早上 9 點到下午 3 點這 6 個小時裡“限時供應”。
在韓國，對正在育兒的母親們的厭惡、排擠，蔓延成了一種集體情緒，甚至成為了對這些母親的形象定義。韓國人用“媽蟲”一詞，形容那些“因育兒給他人造成困擾的媽媽”。出於對這種處境的恐懼，加上家務和育兒也主要還是女性在承擔，“成為母親”在如今的韓國正變得更加需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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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年生的金智英》中，也展現了路人對帶著孩子到公共場合的母親的厭惡情節。圖片來源 | 《82 年生的金智英》截圖
樸東淑認為，如今韓國的教育制度造成了過度激烈的社會競爭。如果家庭經濟狀況不好，孩子就沒辦法受到良好的“私教育”。在若干年後，會影響孩子在社會中立足。她表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多女性對於成為母親這件事是相當避諱的”。男性對生育問題似乎並沒有太多關注，“或許從這點上也說明，在韓國的傳統觀念裡，生育理應是女性的事吧。 ”樸東淑補充說。
“照顧家庭主要是女性的責任”也嚴重影響了韓國女性在職場中的處境。在韓國人權委員會 2019 年 9 月的一次社會調查結果中，某中型企業 353 名職員中，151 名女性職員均為普通職員。而 202 名男職員中，九成以上為該公司各層管理人員。一名在那家公司工作超過 20 年的女性，職位依然停步於普通職員。
不僅如此，據韓國統計廳統計，在活躍於韓國上層勞動市場的女性中，四分之一的人會因結婚、生子和照顧家人等原因辭職。僅 2018 年一年，就有 185 萬名女性因為這些原因離開了職場。
這些問題也帶來了更加深遠的社會影響。2019 年 11 月末，韓國首都首爾出生率創下歷史新低，韓國《朝鮮日報》在報道中使用了“首爾出生率 0.69%——走上滅絕之路的水平”作為標題。
故事與政治：立法
《82 年生的金智英》上映 20 天后，2019 年 11 月 13 日，“82 年生的金智英法”被正式提上了立法議程。法案中包括女性生育後迅速復職、帶薪育兒等內容。
但這些做法也有成為政治手段的嫌疑。最近，推進“82 年生的金智英法”儘快落實，也成為了韓國各政黨將於 4 月 15 日展開的國會議員選舉的重要承諾之一。
在韓國，一部影視作品推動立法和社會變革已經不是第一次。2014 年 10 月開播的職場劇《未生》就曾因在韓國年輕人中引發強烈共鳴而推動了立法。在輿論的推動下，為保證企業中臨時工們的權益，當時的韓國執政黨推進立法，將延長臨時工合同年限等內容寫進《勞動法》，並用《未生》主人公的名字，將這個法案命名為“張克萊法”。
△ 《未生》的海報。圖片來源 | 豆瓣
但另一部分事實是，“張克萊法”正式實施之後，雖然臨時工合同年限得到了延長，但臨時工轉正卻變得更加困難了。因此，也有人將“張克萊法”稱為“殺死張克萊法”。
這次的“n 號房”事件上，韓國政府也沒有缺席。為防止因身份信息洩露，導致“n 號房”受害者受到二次傷害，3 月 26 日，韓國行政安全部決定，在 3 周內為申請變更身份信息的“n 號房”受害者們更換身份證號碼。此前，如果因身份證號碼洩露而造成損失，申請更換身份證號的審核時間要 6 個月。
未來會有改變嗎？
如果樂觀一些，加上女性們的聲音與各類抗爭，現實也許會一點點改變。2016 年，梨花女子大學學生們面對強權，發起反抗崔順實女兒舞弊入學的多次遊行。崔順實是韓國前總統朴槿惠的朋友。2017 年，韓國女性為呼籲廢止 “墮胎罪”，爆發多次大規模遊行。
△ 2018 年 7 月 7 日下午，71 個團體在光華門廣場共同組織了要求“廢止墮胎罪”的集會活動。圖片來源 | 韓民族新聞
但是，並非所有抗爭都有結果。梨花女子大學針對舞弊入學的遊行，導致崔順實女兒被退學，校長引咎辭職。但是“墮胎罪”到現在還寫在韓國《憲法》中。直到現在，韓國女性都還定期組織遊行示威。
△ 2016 年 10 月 19 日，梨花女子大學教職人員和學生們共同參加了“要求校長為‘崔順實女兒舞弊入學’事件負責、卸任校長”的示威遊行活動。這也是事件爆發後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活動。當天下午，梨花女子大學時任校長引咎辭職。攝影 | 侯珺
近期，則有 2018 年的 MeToo 運動、2019 年的“提高女性地位運動”，再到如今針對“n 號房”事件， ReSET 組織與男性加害者們的對抗，韓國女性始終試圖匯聚聲音，表達女性們的訴求。
同樣是為了避免 “n 號房”事件受害者們遭受二次傷害，韓國女性律師協會表示，將向受害女性和青少年兒童提供法律援助。截至 3 月 24 日，已有 111 名女性律師加入。
也有韓國男性公開表示支持女性們的抗爭。在“n 號房事件”裡，有幾位男藝人公開參與請願，支持女性維權。男作家孫雅蘭在 2017 年的公開演講中表示，如今男性所說的“逆差別”是他們因長期歧視女性而付出的代價。在 MeToo 運動剛剛開始時，韓國總統文在寅曾表示“要以積極的調查取證，呼應女性們的勇氣”。
遺憾的是，與女性相比，韓國男性的聲音仍然太少。“從未親身體驗過女性困境的男性們或許永遠都不會懂，但如果女性們始終不放棄表達，或許事情會變得不一樣。 ”樸東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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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案件中，人們生氣的也許是“不該如此”，那麼，到底該怎樣？
別誤解了多元化。也別用文藝，遮住了全部的眼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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